附：网络祭文《突发射12月9日电：电骡同志治丧委员会公告》
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发布这个不幸的消息，伟大的网络传输家、战斗家、文学家、音乐家、AV家、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忠诚的网络无国界的奠基人电驴同志，因与光腚某局的路线问题上产生分歧，在抗议无效后被自杀，享年6岁半。
电骡同志治丧委员会2009年12月10日
今天追悼现场，各个组织和3000万ID在这里痛悼新近在中国永辞人世的网络传输界的领袖、网络无国界的先锋战士电骡同志。哀乐低回，与会者胸佩小白花静静地默哀，追念逝者崇高的品德和不朽的功绩。电骡同志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会场正中挂着电骡同志的遗像，遗像之下是鲜花和长青松柏簇拥着的脚蹬马靴、手戴毛皮手套，覆盖着武藤兰的玉照的电骡同志的伟大身躯。电骡同志在长期的网络传输工作中和网络革命建设中，求真务实，苦练内功，同恶势力作艰苦不懈的斗争，电骡同志兢兢业业为网络广大网友服务，不计得失的敬业精神，死而后已的春蚕精神，严于律己的无私奉献精神，是值得学习和发扬的。
电骡同志永垂不朽！
电骡同志的逝世，使我们网民、淫民、网特、精英、五角失去了一位伟大的信息提供者和网络传输者，失去了一位杰出的网络传输斗士。这是我们网络的一个重大损失，是包括天涯网民在内的各个论坛，各个组织的一个重大损失。我们相信，电骡同志忘我工作，光明磊落的崇高品德，无私奉献的精神，一定会在广大网民的心中播下种子，并会使广大网民继承和发扬电骡同志的不屈不挠同恶势力斗争到底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我们要化悲痛为动力，在伟大正确广电总局的领导下，在当今网络五角精神的指引下，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以电骡同志不幸逝世为契机，为广大网民能逃离资本家的无赖盘剥，为传输事业有个美好明天继续努力！
提到传统的民族志写作，卡玛若夫曾言：一些同情心较弱的批评可能会说民族志是游记写作以及对冒险、惊异探索时代的遗物，它仍然满足于贡献一种对人类生活区域可试错的观察，它仍然纯真地依靠第一手经验的事实特质（comaroff and comaroff1992：8）。
五、政治获得性免疫缺乏综合征（Politically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简称PAIDS）。就政治而言，赛博空间是一个异托邦，基于“非运动的社会化”（immobile socialization，Bakardjieva2002），传统意义的政治国家和国度，经常把赛博空间视为一种样貌虽小但具有致命威力的疾病，网络的喷嚏和感冒可以恶化为SARS、猪流感、艾滋病。如果套用克利福德的定义模式，表现文化现实的权威，程度相同，都在文本有所体现，无时无刻不被挑战。
六、历史的。赛博空间是一个可以展开虚拟考古的场域，虚拟遗物和时空框限呈现一种自我生成状态，赛博人类学异于传统人类学的根本之处在于其天真的经验主义、哲学意义上的不思量，阐释意义上的傲慢（comaroff and comaroff 1992：8）。
在《设计一种当代人类学》一书中，马库斯（2008）定义了一种新的人类学探索模式：文化仍然应该通过符号的形式研究，因为文化作为一个平面，它由各种可由符号分析和诊断技术所揭示的元素构成——比喻、话语风格、修辞形式、修辞效果、指称模式、预设体系（Rabinow，Marcus，Faubion，Rees.2008：106～107）。在下面的叙述中，我将进一步阐述赛博人类学如何在一种赛博空间和全球化空间得到构建，赛博图景和“电子田野点”有何种特点。
二、赛博图景和电子田野点：全球化和赛博空间之下的民族志书写
去地域化是当代世界最为重要的一种力量，它将人们卷入一种低阶层类别以及相对富裕的社会空间，对本土国家的政治，它造成了一种被夸张和强化的批评欲望和依赖感。
此为一个全球化和数字化的世界：无根、无由、分裂、区隔、孤立、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zed）。
理念、经济、信息、技术的聚合已经彻底改变了世界体系的路径和社会的结构，使得传统的民族志写作出现许多问题，一种新的赛博民族志书写可能开始到来。在这部分，我试图分析人类学家，特别是阿帕杜莱、莫特卡夫、米勒、阿布鲁格（Arjun Appadurai，Peter Metcalf，Daniel Miller and Abu‐Lughod Lila）等人的叙述，他们如何理解全球化社会、赛博社会中人类学书写的问题，以及我们观念应当发生的改变。
首先，我们应当从人类学角度思考，这个世界，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究竟发生了何种变化？全球化、虚拟现实、赛博空间和互联网究竟有没有对人类学研究产生了本质的影响？新的民族志书写情境是否彻底否定了传统民族志的书写价值？如果赛博人类学是一个理所当然的词汇，它是否蕴涵着一种新的方法论模式？我们是否要从阐释学意义上重新审视电子田野点？
在阿帕杜莱看来，当今的世界发生了几大变化，至少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新秩序的互动以及秩序变革力量的多重性，其中包括文化实践以及相互的主动抵制（Appadurai 1996：27）；第二，新的技术爆炸时代到来，影响了运输和信息领域，产生了多重复杂的影响，世界进入一种新的毗邻状态，即使是那些遥不可及的人群和地域（同上，28页）；第三，我们所居住的世界是精神分裂式的（Deleuze and Guattari 1987，cited in Appadurai 1996），包括印刷资本主义在内的许多媒介样式已经生产了一个“麦克卢汉式的全球村”，同时生产了一种地域消失的传播样态；第四，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的冲突，为了分析这种现象，需要使用五种“图景”（scapes）——民族图景、媒介图景、技术图景、金融图景、理念图景（同上，32页）。
在本文作者看来，虚拟现实、赛博社会、互联网社会，预示着一种全球化和分裂的世界图景，这些数字化世界的崛起和发展并不仅仅是精神分裂式的，同时还有乌戈尔（Woolgar）所说的异托邦阶层化、开放、非线性、自我管治、反思性的特点（2002：18）。作为技术图景一部分的赛博空间，某种意义上为其他的“图景”赋予了一种权力。赛博空间本身也是一种权力形式，它象征了全球化彼此联系的各个地域，同时将现实世界裂变成比特、点COM、多用户牢笼（MUD）和虚拟空间，在它同质化这个世界的同时，也使得世界呈现一种数字化的异态。
虚拟技术与常为人提及的全球化现象密切相关……全球化从其实质来讲就是距离的死亡，也就是人们逃离具体地域的方式，来实现一种超验的全球化或虚拟身份，这种能力取决于当地掌握技术的能力（乌戈尔2002：19）。
因此，在我看来对于赛博空间等相关事物的民族志书写应该围绕赛博图景（cyber scapes）来展开，这里所说的赛博图景可以定义如下：第一，距离的逝去，地理上的区域可以被用来生成文本的主体间性，赛博空间大行其道的是元语言（metaverse）；第二，空间的新维度是比特化（byte）和数字多肉身（multi‐avatar），物理身体的远距离呈现，以及物理存在的衍生效应；第三，虚拟现实、赛博空间不是超真和神话式的，它赋予模棱两可状态以一种可见形式（Mosco 2005：32），它在数字世界产制考古学遗物，虚拟性构建实体性；第四，数字世界有一种新的意义体系，这种世界不再是传统民族志所强调的整体观（holis tic view）、本真性（authenticity）、现实主义（realism），在赛博空间，假亦为真，真亦假；有效的民族志书写应该是互动的、超文本的、过程式的（proces sual）；第五，自我反思性，互联网和赛博空间实为一种有效的具有主体间性（inter subjective）书写工具，通过自我民族志书写和超个体书写，互联网可以通过主体和客体写作，创制一种微观物理学意义的虚拟经验。参与观察被转变为一种观察式参与和“参与式体验”（participant experiencing，Wals trom 2004 a：175）。
卡斯特尔斯对网络和自我的区分实际上复制了古典社会学对结构和能动性（structure and agency）的区分。其结果是将网络作为整体和再制的结构（或者形态学，morphology）区分开来，基于此再来研究其对身份的影响。这种观点与技术决定论很密切，这与我们拒绝将互联网视为一种独立的内置性这一态度相反（Miller and Slater2000：8）。
在阿帕杜莱用五种图景的框架分析全球化和国家化这一情境之前，马库斯（1986）已经谈到了一个类似话题：民族志书写文化的困境。传统的民族志被定义为“依照顺序的叙事和书写的同时效果（simultaneity）”，它通过战略性地选取地点，将体系视为一种背景（Marcus 1986：171～172）。正如马库斯所言，民族志书写者必须在一个单一文本内表述一种多重、互相联系的地域，其中的民族志叙述被发生于其中的有意或无意的行为所影响（同上，171～172）。在研究巴厘岛社会的斗鸡时，格尔茨用“深描”这一技术去捕捉一种“深度游戏”（deep play），而这种游戏与日益去地域化的社区密切相关（Geertz 1973）。马库斯指出，文化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一种阶级文化或次文化，将其形成的过程整合于历史过程之中，它源于一种抵抗程序与体制构建的历史动态密切相关（1986：178）。
我将赛博人类学的总体背景视为一种诗学实践，不是克利福德和马库斯意义上的诗学，如他们合著《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所言，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抑扬格、超文本、自我反思、断奏式的写作过程，如阿德里安·亨德利在其诗中《基督徒进入利物浦》所言：
城市早晨，荒地吹起的蒲公英种子。
过度茂盛的私人篱笆，植物的气味，孩子们的声响
在远方。声音来自河。
转角进入马特尔街。周六早晨的店主人们。
头巾，购物篮子，群狗。
接着下山。
小号的声音。
远处的喧与哗。
孩子们在跑
冰激凌小车
旗帜在屋顶展开
黑色和红绿色，还有黄色
船帆国旗，红布
社会主义万岁
横在蓝色的天幕
悬于圣乔治大厅
……
（Adrian Henri，Roger McGough，Brain Patten2007：36）
赛博人类学的写作不再指称宏大叙述（mega‐narrative），以及对历史和政治的史诗叙述，而是一种情感的外溢张扬以及存在的偶发表达。赛博空间的文字和字汇是被涂鸦上去的，不是刻入的；这种情绪的表达不一定针对日常真实生活场景中的情感。它可以是分裂式的表述，喃喃自语、嘟哝、叫喊、自我沉溺的内在传播。网络文本的书写甚至可以是对历史、卡通、图画、油画、壁画、色情录像的文字转运，这种经验都可以通过异地在场的网络民族志书写者所捕捉和记录。
有一点应该注意，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学书写的转变不是一个个体行为，而是一个笼罩社会科学整体的一种集体社会学情景，这种变化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变化密切相关，比如后殖民主义的骚乱，民族国家的崛起，民族运动和专制政体被推翻等。弗里德曼（Fried-man）已经很好概述了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学研究困境：在人类学领域有一种后殖民主义和全球化话语的概念融合。正如人们所言，全球化已经彻底改变了这个世界。它拆除了旧有的有关地域、空间、文化甚至社会的类别模式形态。当代世界是混合体、跨地域的、变动的，呈现一种根茎模式（Friedman 2002：12）。这里提到的世界形态，与赛博空间和互联网具有某种相似性，因此，为了记录这种有关地理、地域、文化、社会形态，人们应该将其置入一种数字化情境当中，新的主体和客体在这种环境中相互转变。
当我们比较全球化世界和赛博空间时，我们应该注意到互联网“不是一种整体性或无地域的赛博图景，它实为一种新的技术体系，为广泛分布于具体现实区域的人群所用”（Miller and Slater 2000：1）。我们应该分析这种赛博空间如何与现实世界发生关联，尽管这种关联式跨区域、融合、变动不居的。赛博图景不是简单将一个分裂的世界内嵌入一个数字化元话语体系，它实际上是重新观照和反思人类学有关田野点、报告人、文化他者等重要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