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雷
摘要 本文试图勾勒出网络民族志这一新的书写情境。赛博空间作为一种新的书写情境和书写对象，它已经超越了马林诺斯基等人所凝视的传统田野。通过将赛博空间视为一种自我可能性赋予的空间、一种社会现象以及一种综合场域（Strathern2001），这篇论文将思考当民族志书写的肉身进入赛博空间之后，将遵循何种书写理念和观察方式。
通过分析传统民族志书写的特质、新小说、网络小说、诗歌等多种文体，本文还试图勾勒网络民族志的书写路径。
作为一种新的书写形态，电子书写或者网络民族志首先是一种主观的、现象学意义的虚拟观看、听、说，借助超人际、人际之间、个体内部的传播方式，它整体勾勒出了一个书写个体所生存的一种社会政治环境维度。其次，新的赛博人类学写作是高度分裂和视觉化的，时常和网络游戏、在线观察、虚拟思维反刍等实践行为互相关联。因此，网络民族志的书写必然超越了地理框限、范围、主题和对象。其三，赛博空间已经引发了一种万花筒式的跨地域生活经验，它使得传统的民族志方式在表达和描述上捉襟见肘。网络民族志写作在风格上应该更加虚糊、融合甚至是不可阅读的。沃兹特姆（Walstrom）使用“参与式体验”而非“参与观察”来定义新情境中的书写方式，在他看来这代表一种深度介入，与研究对象的密切联系和卷入。新的网络民族志实验书写不应该满足于生产一种范式意义和组合关系上的拼接（Fernandez1986：45），人们应该重新反思民族志书写中对社会生活主体的基本定义：我、你、他、她、他们、它。
关键词：赛博人类学，网络民族志，主体间性，民族志写作，赛博空间，赛博图景
一、赛博空间与赛博人类学：一种理论批判
对于超现实体系唯一的解释途径就是利用超形而上学（pataphysics）“想象解决方案的科学”，也就是一种有关它在拟态的极限如何进行体系自我转向的科幻小说，在死亡和毁灭的超逻辑（hyperlogic）中，一种可以逆转的拟态。
Baudrillard，1976／1993，pp．4‐5
在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1984）一书中，作者生造了赛博空间（cyberspace）这一个词汇，用来指称由计算机、控制论体系、神话式呈现、虚拟真实联系起来的可以漫游的世界。而根据哈里森的研究（Harrison，2009），虚拟真实的定义为“通过互动的三维空间模式”的实时操作（Whyte2002：3），以及计算机为中介的技术，使得想象性空间与现实融合（Bartle 2003：1，cited in Harrison2009）。
莱恩歌德在他的《虚拟社区》（The Virtual community：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这一开创性研究中，对虚拟社区进行了如下定义：通过网络生发的社会聚合，当人们之间的交互时间够长之后，网络被赋予足够的人类情感，产生了一种赛博空间的人类关系互动（Rheingold2000：5）。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赛博空间和虚拟社区是一种物质空间，虚拟空间和时间的聚合应该被视为一种暗喻，一种主体间性的网络定居；虚拟空间因其网络文本而凸显其特殊品质，信息互动的主体间性发生在一个虚拟空间。豪尔认为，媒介文本时一种中间性文本（“Media texts are‘intertextual‘”，Hall1997）因为文本生产的意义，只有与其相关的意义体系对照才有意义（Blackman and Walkerdine2001：20）。
当我们考察文本间性这个词汇，它最初的出处为巴赫金（Mikhail Bakhtin），他称之为一种对话性或对话理论（dialogism）。之后克里斯特娃（Kris teva）将这个词翻译成主体间性（Bruhn Jensen2002：186），被视为话语（utterances）之间的必要联结。应该注意到，话语这个词在符号学领域实际上涵涉甚广，它实际上包括了多种媒介，如对话、戏剧、小说、报纸和超文本。菲斯克（Fiske）将这种主体间性就其功能的差异定义为两大类：水平主体间性和垂直主体间性。
水平主体间性指的是在历时环境中的文本堆积；垂直主体间性指的是在规限时间范围内跨媒体（trans‐media）的连接。文本可以被标记为源文本（意义的原式，作为网络环境中的焦点超文本文献）、次级文本（对源文本的阐释）、三级文本（外围性文本）。
赛博空间是建立在文本和文本之间阅读经验基础上的网状节点集成，它是一种意识状态下的理念构建物。在某种程度上，虚拟社区的空间应该被理解成为一种自我反思性的理念空间，根据保罗·阿特金森的研究，“反思性的概念提示我们，文本不仅是简单或表浅反映一种现实的独立秩序，文本本身在现实构建中也有其根本的意义（At-kinson1990：7）。在虚拟现实中，阅读行为是一种操演性（performa-tive）过程，比如虚拟的听、看、读、触摸等，如罗兰·巴特（2000）所言，阅读时一种对意义的探究过程。而在本文作者看来，虚拟社区体现的是一种多层次的阅读和在线社会编码（online social referencing）经验，无论是阅读还是书写都是一种对网络文本意义和风格的解码和编码。在这个意义上，虚拟社区又是一种建立在网络传播基础上的非物质聚合，通过网络技术，网民的集体聚合以及暗喻式的呈现，赛博空间构建了一种新的传播环境。隐喻式的虚拟社区和赛博空间是一种“想象体”（imaginaire，Lacan1978），在这个空间中充满了想象、交际性话语，异步的社会平台交互（social interfacing）。按照罗兰·巴特的观点，网络主体的主体性归根到底是对一种原型的整体量观（general-ite），而网络的客体性是对同类文本的意义装填（remplissage）。赛博空间和虚拟社区最为重要的是交际性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能动性和实时社会的构建权力得到展现，通过主体间、超主体、主体内（su-pra‐individual，super‐individual，inter‐individual）的传播实现，其中的中介物为网络文本、形象、声音等。芬恩柏克（Fernback）认为，社区是描述性或规范性的，当地的或全球的，空间规限或无疆域的，公共的或私人的，有机的或机械的，有意的或意外的，有意识的或漫无目的，压迫性的或解放性的，功能性的或功能失调。它是一种被分享的利益、亲属关系和空间。它可以是物理的实在或集成的兴趣，或是集体记忆、危机构成、市场工具（Fernback2007：52）。在赛博空间，每个个体都与玄学式或超形而上学（pataphysic）的客体在互联网的想象体进行一种想象式的谈话，互联网的主体生成如我、你、他、她、它都是可互换和相互生成的，在赛博空间中，主体和客体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被拉康镜像阶段（mirror stage）包括的视觉形象。从这个意义来说，虚拟社区和赛博空间成为一种提喻，尽管他们互相联系，他们是因果的位置互换（metathesis）。赛博空间的经验成为一种情感互通的致幻和网络化过程，网民在中介的准互动当中被卷入一种“长距离的非交互亲密”（Couldry and Mccarthy2004：26）。
如果我们从人类学角度观察这些现象，“群体活动的场景不再是人类学所熟悉的客体对象，因为群体不再是被地域牢牢框限，空间规限；在历史意义上他们是一种非自我意识状态，在文化上呈现同质”（Cons table2003：33）。在写作虚拟民族志，特别是“邮购新娘”这一新事物时，康斯泰堡认为“邮购婚姻”是赛博行为，因为这种婚姻的原式是通过童话、迪斯尼灰姑娘、浪漫的全球政治、对漫游群体的想象、上嫁婚配（hypergamy）这类虚拟情境生成的（同上，91～95，111，167）。在分析网络游戏，这一赛博空间最为重要的构成物时，布伦达·达内特（Brenda Danet）为赛博空间增加了一个物理性维度，他认为“从客体属性而言，人们往往认为赛博空间主体之间的联系具有一种实在的物理维度——也就是计算机硬件和激发虚拟行为的身体；但是从现象学角度来看，赛博空间的游戏是抽象的，存在于思维之中”（Danet2001：7）。更为重要的是，达内特认为，尽管文本为基础的在线传播是写出来的，它更是一种口语风格，因为它是“互动的、共时模式、动态的、即兴的、具有不可之论色彩，为一种单薄话语”（同上，11～12）。对于克里夫·巴内特（Clive Barnett）而言，在赛博空间，“通过延伸的空间和时间而产生的体系嵌入和剥离及其互动预示着一种具有现象学色彩的通过中介物呈现的公共文化”（Meyrowitz1986：63）。
“赛博空间经常是非政府式的，充满游戏感甚至狂欢式，尽管身体是缺席的，或者说至少他们的身份被彻底转化了。用特纳的词汇来说，它是一种阈限式的空间，这种模棱两可的状态使得时常规范日常生活的原则和期待失效，转而受控于虚拟式的可能性形态和现场试验”（Danet2001：8）。
当我进而分析全球化语境下的赛博空间时，许多学者开始质疑传统人类学民族志在记录新现实的效度，并屡次提到一种人类学写作的危机。在海恩（Hine）看来，民族志不应该记录一种被观察的客体和先验存在的文化事物，它应该被看做一种被建构的叙述和通过学科实践以及民族志书写在场和反思性介入所生成的客体，这种认识论上的发展构成了邓津（Denzin）所言的，包括民族志在内的质性研究在表现、合法化、实践方面的三重危机（Hine2000：42）。
在《写文化》中，克利福德和马库斯（Clifford and Marcus）定义了民族志写作的六个维度：一、场景式（利用场景展开叙述并创制有意的社会情境图示）；二、修辞式（它使用表达性的修辞传统，其形式又反过来为修辞所用）；三、体制性（一个书写者在一个特殊的传统、学科、读者预设中写作，正向或反向）；四、生成特质（民族志与小说和游记是可以区分开的）；五、政治的（表现文化现实的权威，尽管程度不同，但是都在文本有所体现，有时他们也被挑战）；六、历史的（以上所有的传统和限定都是在变动当中）（Clifford1986：6）。
当我们分析上述的新情境和赛博空间特质，我认为在赛博空间和赛博人类学领域，新的民族志写作可能也可以通过马库斯式的方法，用如下关键词界定：
一、文本间性（赛博空间创制新的有意义的社会情境图示，赛博空间的传播和生存是非线性的、非逻辑的、变动不定的话语和言说；二级的文本性有时对源文本构成否定）。
二、超修辞（Hyper‐rhetorically）（赛博空间生成了新的表现形式、话语方式、反思性自我确证，网民是分裂性和根状结构的[rhizomic]，他们对修辞的选择是基于网络虚拟技术和即时的在线情感）。
三、体制性（赛博人类学家仍然在一种体系、传统、学科和读者预设中写作，正向或反向，但是谷歌搜索引擎、谷歌地球、Facebook、You-tube、Twitter已经生产了一种技术内嵌，在任何在线写作和虚拟社会编码中，对网络礼仪、规则、技术图景的熟悉程度将影响在线写作和虚拟生存的最终形态；在线知识是一种福柯式的三重凝视。作为一种系统，赛博空间编码也同时解码，制定语法，影响语音，建构虚拟事实的多语音样态）。
四、非生成式的和超民族志（paraethnographically，Marcus2008：70）。书写必须成为小说、游记、日志、书信、话语手淫，来记录赛博空间以及虚拟现实中的本真性；赛博空间是混合体和文本拼接的温床——一个在线的葬礼可以是闹剧式和嬉笑的，但是其仪式又有一种阈限性，成为一种救世性升华。中国网民在2009年12月上旬对BT技术的凭吊和挽歌，充分表现了在一种娱乐的话语背后，存在一个虚拟的青年精神结构（esprit de cyber），从这个虚拟事件和中介物呈现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实体社会的结构和功能性危机。当我们将视线延伸到蚁族、网吧、网络游戏、手机色情、黑社会——这些真实生活的细部，我们可以更好解释一个在线的中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