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在赛博空间的远距离出现，辛哈逃遁了现实记录了一个为比特所笼罩的赛博世界部落生活。这些漫游的赛博吉普赛人在一个阈限空间游荡，一个非物质的时间和空间，而他们的肉身与物质的现实世界借助技术网络的形式发生关联。也就是本尼迪克特所说的“为计算机所维系的，通过计算机准入的，计算机生成的”（Benedikt1992：12‐23）。超文本、想象、互动连带性、文本间性……种种虚拟性定义了虚拟世界也同时“模糊了读者和写作者之间的差距，生成了另外一种巴特式的理想文本”（Landow1992：5）。网络民族志书写者进入一种牟斯洛普（Moulthrop）所说的“作者／写作者／体验者”状态，借助一种文学／批评文本的形式。牟斯洛普认为，“我们所知道的超现实，就是所谓地域的崩塌或爆炸，使得指称和有所根据的话语与自我征引和想象混为一体。我们构建的呈现和表象系统不是针对一个无法辩驳的真实现象，而是一种话语的、多重平行物，直接像制图一样覆盖到不同的协调体系之上”（Moulthrop1991：23）。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发现，《赛博吉普赛》正是通过对主体的替换、客体的更迭、多语音状态、超文本话语、自我反思等方式完成的，网络民族志书写者创制了一种融合了“我、你、他、她、他们、它”的叙事流。根据马库斯的观点，文本转化成意象和意象转换成文本的过程，为字词和句子表达意义开创了新的方式（Marcus1996：89）。雅各布森（David Jacobson）认为，在赛博空间如果马林诺斯基打出这一行字：“漂浮在你头顶”，在同一间房子的屏幕上出现的是“马林诺斯基漂浮在你的头顶”（David Jacobson1996：466）。辛哈在《赛博吉普赛》中还提到了另外一个经典的赛博社会事实的创制——黑客的鸡肉。
原料：要做这个你需要一只鸡，十颗煎过的成熟无花果（湿软或者熟透了也可以，只要你不看），小半瓶，或者最好还是满满一瓶Ma-vrodaphne（这是一种甜腻的希腊红酒，有点像咖喱味的烈酒），而且最好有一把胡荽籽，一撮卡宴辣椒，一勺孜然和黑胡椒……
方法：砍、混、剁碎，把只要不是鸡肉的都混在一起，塞进鸡的身体。
烹调：放进烤炉先加热到180℃如果是煤气炉调到4，直到鸡肉表面变脆发黄，或者是饿得等不及了，那，就快了（Sinha2008：84）。辛哈认为，赛博空间是我们通过调制解调器进入互联网对人类想象的一种命名。“但是这种调制解调器崇拜和早几个时代的洞穴探索经验十分相像”（Sinha2009：130）。真正的网络民族志应该是集体想象的一部分，而“调制解调器崇拜”的错误被学术写作的哲学思考所修正。我认为，赛博文体还有第二维，也就是超现实、反思性和想象的实践。在这一点上，邓津（Denzin）曾经对乔伊斯写作的人类学特质进行了分析，它对揭示赛博文体的第二维颇有助益。邓津认为，乔伊斯的写作出现了一个人类学书写的谱系：现实主义的民族志《都柏林人》、主观的自我民族志《青年画家的肖像》、阐释人类学和高度现代主义的实验文本《尤利西斯》、后结构主义、反思性的异文本融合（heteroglos-sia）《芬尼根的觉醒》（Denzin2003：21‐23）。从这些角度来反观网络民族志，它应该是一种自我反思性的异文本融合，如同芬尼根的觉醒，也如辛哈所总结的，“在赛博空间，我们真正第一次创造了一种可以分享的世界，这其中每个人都得到充分体现，通过自由和即兴的行为所产生的力量。我们不再追随一种文本，我们可以在彼此的想象中嵌入动作”（Sinha2008：131）。网络民族志书写者不用再生产一种进入田野的文本故事，如同格尔茨进入一个斗鸡的世界和喧嚣市场，波利尼西亚“上身赤裸聊天的年轻人”（Geertz1988：12），Tikopia喋喋不休的酋长，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等。网络民族志书写者一醒来就出现在一个赛博环境中，里面“包括物体的形象和人群……音乐、仪式、戏剧、诗歌，敞开了通向想象的路径”（Sinha2008：130）。在这个意义上，谷歌地球是一个具有隐喻和医疗特征的超媒体和认知工具，用以给这个地域化的实在世界去地域。通过在线聊天、facebook联络、谷歌搜索以及在谷歌地球中虚拟的行走，人可以生成一个有关我们生存世界的自我民族志。田野调查不再是一种康拉德进入黑暗之心的奥德赛，或者列维斯特劳斯对一个消失世界的探寻，成为一种主体间和自我区隔的鼠标点击。赛博文体和网络民族志不仅仅是对在线文本话语的记录和观察，而是一种主体间的参与式体验。网络民族志的数据不是历时搜集、编码、输入、整理、书写的，而是网路生成、内置了暗喻以及虚拟呈现的。在网络民族志的叙事和呈现方面，赛博文体是一种“液态文本”，我称之为液态，因为它可以像故事一样流动，事件书写事件，情境与想象相与生成，实践一种权力。按照阿特金森（Paul Atkinson）的观点，格内特（Genette）较好区分了故事、文本和叙事之间的差别：“故事确立了叙事的事件，它从文本的特质中抽象出来，按照历时的顺序被重构，其中融合了这些事件的参与者。相比较故事是一种连贯的事件，文本是一种被口头表达或书写的话语，承载了一定的表述功能……从头到尾，参与者的特质被离散了，所有被描述的内容都被一种棱镜和观点所过滤了，形成了一种聚焦”（Paul Atkinson1990：105）。
在此，我将赛博文体定义为一种“蝾螈文本”（newt‐like），它是陆生的也是水生的。从超文本的角度来看，它是计算机支持的一种话语，口头叙述；在叙事层面，它是一个故事，也是历时的；从阐释学意义上，赛博文体的叙事和故事充满了一种自我反思和自我征引的批评和分析；从修辞的角度来看，它是由超链接控制的文本结构，产生操演性的话语行为。它包括了所谓的赛博朋克等科幻小说文体，因为在这种赛博朋克状态中，它揭示了一种更为影响深远的变革，既有乌托邦色彩也有奥威尔特点，个体的社会互动可以在虚拟的空间中完成（Wilson and Peterson2002：451）。
互联网生成的话语社区是依照现实离线话语社区的互动以及社会文化逻辑构建起来的，它不是一种静态的物理区隔。在线的人群在分享一种交际时间、理想，以及创制规则的同时构建了一个话语空间。这种元话语（metadiscursive）实践对公共空间具有一种深远的影响，它具体涉及技术的社会组织语言使用的社会空间变化和语言接触行为（同上，459～461）。
为了定义这种赛博空间，我们应该尝试马库斯（1998）提出的“多点研究想象”（multi‐sited research imaginary），因为这种方法可以适用民族志书写者穿越赛博世界不同的主体空间。同时豪尔（Kathleen D.Hall）在分析英国的锡克教徒时所使用的方法也有直接的帮助，她曾经对锡克教徒的想象社区进行了分析。至此，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文本背景、网络民族志的结构、书写的修辞手段之间的关系将如何把握。在雅各布森（David Jacobson）看来，文本背景（context）这个词有多种理解形式，它可以是前提、阐释的格式塔、背景知识、社会文化知识、社会文化假设、世界知识、背景假设、知识模式、预设，每一种认知模式都对应着一种看待文化的理念图示，例如格尔茨看重意义的结构和阐释的框架，而施内德（Schneider）看重假设、推论、理解、推测（Jacobson1996：462）。和传统的人类学相比，我更倾向于将网络民族志的书写定义为一种主体间性的工具，它的技术细节如下：首先，网络人类学和网络民族志的前提和文本背景是主体相对主义（Subject Relativism），而非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主体之间的观念差异决定了不同类别民族志书写的内容差异。
其次，网络民族志阐释学格式塔的基础是主体特殊性（Subject Specificity）而非文化特殊性（Cultural Specificity），网络民族志的书写既不是作者沉浸也不是作者远离（author saturated nor author evacu-ated），一如格尔茨所说（Geertz1988），而是一种主客体转换和主动被动互换。
第三，网络民族志书写的社会文化前提不是针对一种历史生成的自然，在赛博人类学写作中没有过去时和现在时的差别，真正统治网络民族志写作语法的是“全能时态”，对赛博空间的分析不是一个字一个字，而是一个比特一个比特，不是一天一天，而是一点一点（dot），网络民族志书写的时间处理应该借鉴杰弗瑞和特洛蒙（Bob Jeffrey and Geoff Troman）的“时间压缩模式”（compressed time mode）。“使用压缩时间模式并不是要使用现在已经被否定的‘闪电战式民族志’（blitzkrieg ethnography），压缩时间模式是指在一段时间内，民族志书写者基本保证完全在场……对许多场景和互动的分析将对进一步的延伸观察和观点分析有益……将提喻模式理解成一种对整体图景的呈现方式，以此来探视事物构成的世界”（Jeffrey and Troman2004：538，539）。
在进行赛博世界研究时，在线和离线之间的差异其实是一个经典谬误，因为一个人不能仅仅通过离开调制解调器和鼠标而离线，很多时候赛博朋克和漫游者成为一种肉体电池，依靠辛哈在《赛博吉普赛》中推出的黑客鸡肉提供能量。
最后，网络民族志和赛博民族志书写的意义结构是根茎式的，前文已述，赛博文体的意义是通过文本间性、超文本，主体间性地读、看、听来实现。
四、结论
每个词语都是被夹在纸页中的死蝴蝶，所以书写的文字总是一件悲伤的事情。
（Poem by Mario Quintana，cited by Peter Kloos1990：73）
在《拱廊计划》（The Arcades Project）中，本雅明提出了历史书写的新语法，通过片段、暗示性的、深度指称的叙事，他记录一个正在变动的都市景观和都市民族思想（volkergedanken）。在本文中，我试图分析在21世纪实验民族志的书写形式，将这个描述对象置入一种超媒体、跨媒体、颅相学意义的心理编码世界。在我看来，要分析短瞬的赛博世界及其与这个现实世界的关联，我们同样需要一种《比特计划》（The Byte Project），重新考虑我们注视的对象，凝视的规则，民族志书写的主体，同时重新定义可以体现我们所处时代的数字社会事物（digito‐societal artifacts）。
赛博人类学不仅是一个研究数字化世界和赛博空间的学问，它应该被视为重新思考人类学写作和思维特质的机会。许多生活在前数字化社会和前赛博空间的民族志书写者已经设想了一个在解释学意义上不同的世界在逐渐形成，使得人类学研究的许多先决条件都在改变。这其中的讨论包括全球化理论、想象社区、后现代主义、认知人类学和知识考古学。在人类学的研究中，我们应该重新定义时间、空间、主体、客体的概念和框限。梅洛维茨（Meyrowitz）提到德勒兹（Gilles Deleuze）曾经让我们反思当代社会的许多空间设定——工厂、监狱、学校、医院、家庭等，都处在一种危机和解体当中，因为技术的变化，这些空间区隔和内在的空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Meyrowitz1986：268）。在我看来，赛博空间是一个区隔的理念空间，它吞噬和蚕食了现实世界的空间和地图学疆界。这个赛博空间可以视为格尔茨所说的“数度差异的渐变色谱”（Geertz1988），格尔茨认为“这”和“那”已经不如以前那么区隔、精确定义、景观的意外，现在的民族志书写者既不能使用百科全书主义和手稿书写（enclyclopedism nor monogra-phism），世界调查和部落研究的方式来有效应对（Geertz1988：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