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杭州加强了社会管理体制的建设和创新：一是培育公民社会，建立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伙伴关系。各级政府主动和善于运用公民社会从事社会管理，引导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二是促进社区建设，完善社区自治功能。政府对社区实行工作指导，社区依法实行自治；给社区提供足够的财政投入，将社区承担的基层社会管理和提供居民公共福利服务支出列入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项目，充分发挥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作用。三是创制企业和社会组织利益代表、社会参与的自主公益平台。政府从微观经济领域中退出后，中观层面的经济管理工作对来自微观经济领域信息数量和筛选能力的要求更高。为此杭州市建立了四套领导班子成员联系企业家、科技人员、文艺界人士的制度，定期走访和征求意见建议。在人大、政协组织中高度重视安排各界人士包括新生社会阶层的代表参政议政。重大决策前征求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利益相关人的意见。为鼓励民间商会发挥作用并借力形成对原政府部门转化的行业协会的竞争态势，杭州采取了支持工商联作为民间商会主管部门，创造民间商会与行业协会公平竞争、政府购买业务的政策，一大批民间商会和中介组织规模渐大。此外还逐年加大了政府授权、政府和社团合作的力度。社会组织对于转移政府部分职能和协助政府管理经济社会工作起到了重要支持作用。相对于政府行政运行，它的运行方式能够降低社会管理的成本；相对于市场调节，它的调节方式更能够保证社会公益的目标。
（四）利益关系优化整合，统筹协调形成共识
优化利益结构，协调利益关系，统筹城乡发展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杭州一方面坚持公平优先原则，促进社会利益结构和利益关系的优化整合，采取了许多切实有效的措施，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进城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缩小收入差距，避免两极分化；加大财政投入，逐步消除户籍、身份、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性障碍，建立起保障不同利益群体平等竞争的机制，并切实维护困难群体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坚持城乡统筹与地区统筹，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快速、可持续发展，采取了有效措施：一是坚持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联动的发展道路。在规划制定、体制改革、工作部署上，把农业的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发展全局中统筹考虑，把农村的繁荣纳入社会进步全局中统筹规划，把农民的增收纳入国民收入分配全局中统筹安排，依靠产业化来提高农业，依靠工业化来致富农民，依靠城市化来带动农村发展。二是充分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主导力作用，按照城乡规划共绘、设施共建、资源共享、产业共兴、文明共享的原则，统筹城乡空间布局和产业规划，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发挥好“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的合力作用。不断强化各级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组织协调功能，统筹城乡资源开发和结构调整，统筹城乡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建设。树立公共财政和公共服务理念，坚持“多予、少取、放活”，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强化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工业对农业的反哺支持。三是立足改革、发展、稳定“三位一体”来推进城乡统筹，科学把握和处理好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群众可接受的程度三者间的关系，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期，既为根本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一个战略机遇期，也是一个容易激化城乡各种矛盾、引起各种利益冲突的特殊敏感期。特别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等城乡体制型“硬差距”和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人文素质等城乡内在型“软差距”，表明统筹城乡发展既是一场艰巨的硬仗，更是一场漫长的“革命”。为此杭州花大力气来深化户籍、就业、教育、社保、征地等综合改革，形成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城乡居民待遇平等、城乡空间开放互通、城乡发展互补共赢的体制机制，为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城乡和谐共生提供制度保障。四是坚持城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同步推进，突出城乡发展的整体性、互补性和协同性。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
二、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特征及反思
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在20世纪60—70年代相继实现了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人均GDP分别是在1987年、1989年、1992年和1995年超过了1万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2005年世界各国和地区人均GDP排名中，45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超过了1万美元。[10]中国的现代化属于晚发型现代化，晚发型现代化的一种重要资源就是“后发优势”，其突出特点就在于能够充分吸取早发型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以避免现代化进程中各种潜在的“陷阱”。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后发优势”，即站在一个崭新历史高度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经验进行全面反思，并更合理地筹划本国现代化的道路和远景。国内外学者对后现代社会发展的反思，对于在全国现代化建设领先地位的杭州不无裨益。
（一）后现代（工业）社会特征
自从20世纪60—70年代中期以来，信息革命使人类社会经历一场空前的大变革，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一个“后工业社会”。社会变迁不断地改变标准、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使得生活日益复杂化。后发展观、后现代化、后现代主义、未来主义等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行研究和预测的理论应运而生。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于1959年出版《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一书，1976年再版时写了一个篇幅很长的新版序言，完整地提出和论证了“后工业社会”理论，认为后工业社会是在社会、技术组织及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形成了新的原则的一种社会发展阶段。其基本特征是：服务行业继续扩大并逐渐地统治了整个经济；许多劳动形式被自动化和电脑化体系所代替；劳动大军主要由白领和中产阶级工人组成；社会对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给予高度重视；政府成为社会中的统治力量等。未来主义学者托夫勒认为后工业社会的兴起，引出了一个以全新的个人价值观、社会设置和工作组织为特征的重构过程。他预见这些变迁的结果将是：大量的新型组织形式的涌现，将会取代现在的工厂和办公室这些使人失去人性的环境。未来将拥有经过改造的工作，以及极大的个人独立性和创造性。强调通过教育和消费，而不是通过不断苦干，来实现个人发展和自我完善。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1960年出版了以《非共产党宣言》为副标题的著作《经济增长阶段理论》，1971年又出版《政治和成长阶段》一书。他根据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将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依次必经的六个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的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群众高额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的特征表现为：以公共投资的教育、卫生保健设施、市政建设、住宅、社会福利等成为社会主导部门或产业；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资源压力等社会问题需要解决，人们更追求精神享受；更关注社会各阶层在教育、选举、就业、住房等方面的平等。
（二）社会变迁（转型）的代价
现代化理论强调经济增长论，但是这种经济增长论带来了人本主义价值观的冲突。
经济的高速增长没有带来普遍的社会福利，所以人们开始反思这种经济的高速增长。作为一种批判，后发展理论主要强调一种人本主义的发展观。法国的佩鲁比较典型，他在《新发展观》一书中集中阐述了发展不是增长，发展应该以人文指标为主的思想。美国社会学家史蒂文·瓦戈从经济的、社会的、心理的三方面分析和归纳了后工业社会变迁的代价。
他认为经济增长的伴随物包括更多的教育机会、更好的健康保健、更好的营养、所有种类商品和服务的可得性的增加、更大的物质舒适感、更多的休闲机会、更长的预期寿命等，但高增长率也伴随着失业率上升、群体间与区域间收入不平等增加，以及社会和文化条件的恶化，常常会有意无意地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如固体垃圾、空气污染、水污染和气候变异，导致饮食、居住环境、旅行等选择的减少。而人们主观上感到生活质量退步，满足感、幸福感降低，城市生活冷漠，社会风险骤增，交通拥堵，高等教育人才浪费，科学陷入专门化困境。现代技术文明将人类个性打成碎片，个体失去了理解和控制他或她自己拥有的环境的能力，焦虑感、不安全感、压力、自发性、创造性、个人同一性以及产生同情心的能力降低。近年来，一些英国经济学家发现，在英国，尽管经济获得了史无前例的繁荣，但是英国居民或社区并没有感到这种经济繁荣使他们的生活更好，人们的幸福指数徘徊不前。
（三）后现代（工业）社会的危机
法国当代哲学家吉尔·利伯维茨基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社会已经进入了超（后）现代阶段，即超级流动，社会非常自由，非常灵活，变动不居，与以前现代社会的稳定结构有很大区别；超级消费，消费活动已经全方位地渗透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整个社会弥漫着浓浓的商业气息，消费和享受成为个人生活的主题；超级自恋，超现代人极端地自我关注、自我爱惜、自我欣赏，以自我为中心，对别人、对社会漠不关心，丧失了公民责任心和社会责任感。上述变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了重重社会危机，主要表现为：一是国家的地位和政府的权威严重地受到削弱。个人普遍不关心政治，社会凝聚力大大地降低，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散沙”的状态。二是经济发展严重受阻。失去了权威的政府难以调控国家宏观经济，缺乏凝聚力的社会加大了经济运行的成本，而不负责任、享乐型的个人主义则直接遏制了经济的发展。年均经济增长率仅约为1%~3%。经济衰退导致失业率提高，失业率约为6%~10%，而年轻人的失业率则高达20%左右。三是“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模式受到严重的挑战。经济发展放慢，国家税收随之减少，而“福利国家”的保障体系开支巨大，导致政府入不敷出，只能通过向银行借钱，即采取“公共债务”的形式来维持“福利国家”的运转。四是个人存在严重的精神问题和心理危机。消费型、功利性的社会环境使人“物化”和“异化”，“超现代人”沉湎于物质享受和物质追求，逐渐放弃自身的精神境界和文化品位的提高。自杀已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每年自杀的人数相当高，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而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加速更使得欧美社会面临重大变化：国家间的利益冲突空前复杂尖锐；人与自然的矛盾和生态危机空前加剧；各种新型社会风险与日俱增；国际间产业布局的调整对发达国家内部的劳动就业带来严峻挑战；发达国家的市场化和福利制度改革引发了内部分配正义危机，贫富差距重新拉大，社会矛盾也随之加剧，反全球化运动、环境保护运动等形形色色的新社会运动广泛兴起，工作场所斗争、罢工、街头骚乱等不时发生。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实际上是美国现代生活方式的危机。我国著名学者陈学明指出，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现实主义、享受主义、科学主义成为当今人类生活方式的主要特征，并认为如果当今世界坚持走这样的生活道路，那么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乃至更大的危机都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