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立群 邵德兴
提要：2008年杭州人均GDP超过了1万美元，成为中国内地率先步入“发达状态”这一标线的城市之一。本文总结了杭州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通过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后社会发展特征的分析，反思其代价、危机和可以引以为戒的教训，认为下一阶段杭州社会发展将呈现出公共服务能力不断增强、民众生活品质持续提升、社会风险防范不可松懈、公平发展成为普遍追求，公民社会功能逐步增强、社会管理创新任重道远等新趋势，并提出应对策略。
关键词：杭州 社会发展 趋势 应对策略
作者傅立群，杭州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邮政编码310006）；邵德兴，中共杭州市委党校教授（邮政编码310024）。
根据国际惯例，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跨入人均GDP1万美元的平台，意味着该城市开始跨入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后工业化社会。新世纪初的2001年，杭州人均GDP突破了3000美元，2008年杭州人均GDP超过了1万美元（按户籍人口计算），成为中国内地率先步入“发达状态”这一标线的城市之一。
在2001—2008年的七年间，杭州从人均GDP3000美元向1万美元这个历史阶段迈进的过程中，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城市整体功能大为提升，国内外影响力和竞争力全面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大幅提升，社会环境日趋和谐，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良性互动。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对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结果，杭州以社会发展总指数119.43分高居榜首。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由人口发展、生活水平、公共服务、社会和谐四个领域30个指标组成。从四个评价领域来看，杭州显示出较强的平均综合实力，基本都位居前列，如生活水平领域位居第二，公共服务领域位居第四。在生活水平领域，评价指标包括恩格尔系数、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城市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农村人均住房面积、每百户居民家庭拥有电脑数等八个指标。杭州的生活水平指数为40.8，仅次于厦门。从人口发展领域的具体指标上看，15个城市的平均预期寿命均在75岁以上，杭州与大连两市更是已接近80岁。[1]而生活品质评价指标也显示，2006年杭州生活品质综合目标实现程度为81.93%，其中包括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社会安全、社会认同四个领域的社会生活品质的目标实现程度为84.85%；2007年杭州生活品质综合目标实现程度为84.30%，其中社会生活品质的目标实现程度提升至86.03%。[2]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发布的“2008中国城市分类优势排行榜”，杭州不仅7个项目样样榜上有名，更是在“中国十佳最和谐发展城市”、“中国十佳宜居城市”荣登榜首。2004年至2008年，在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组织开展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中，杭州连续五年名列第一名。[3]
一、杭州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国际经验告诉我们，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后，如果发展战略正确，政策措施得当，经济社会则会协调发展，顺利步入新一轮快速发展期；但如果举措失当，应对失误，经济社会发展则会失衡，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经济徘徊、社会动荡，陷入“有增长、无发展”的“拉美陷阱”。七年来杭州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体现了杭州市委、市政府“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以民为先”的施政理念的前瞻性，“科学发展观”的一条红线贯穿始终，在重视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重视经济发展质量和后劲；在重视物质创造的同时，重视人文价值的提升；在重视GDP规模的同时，重视人的发展和生活质量。以改善和保障民生为出发点的“生活品质之城”建设不断深入已成为杭州社会发展的显著特点，社会建设一直处于全省、全国前例，创立了既具有杭州特色又具有普遍意义的多个杭州模式或经验。其主要特征如下：
（一）城乡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大社保”构筑社会安全网
人均GDP和居民人均收入是考量居民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的综合性指标。一般来说居民收入与GDP增长是一致的。2005—2008年，杭州市人均GDP年均增长率11.98%；居民各项收入则呈现较快增长势头，市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6601元、19027元、21689元、24104元，年均增长13.2%，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分别为7655元、8515元、9549元、10692元，年均增长11.8%。2008年杭州市城镇居民的生活消费支出达16719元，其中食品消费6410元；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支出达8446元，其中食品消费3031元。食品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分别为38.3%、35.9%。[4]按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低于40%为富裕，杭州市城乡居民生活已处于小康乃至富裕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城镇低收入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在提高。多年来杭州市高度关注低收入居民家庭的生活状况，采取各种措施提高贫困居民的收入水平，如加大对贫困家庭的社会救济力度，提高最低工资和低保标准，对从事个体经营给予各项优惠政策，多次提高企业退休人员退休金，增加物价补贴等，使得低收入居民家庭收入出现较大提高，低收入家庭收入增幅高于市区平均水平。2007年20％低收入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768元，增幅超过市区平均水平0.6%；2008年20％低收入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383元，增幅超过市区平均水平7.3%。[5]杭州市进一步加大支农、扶农、惠农政策力度，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农村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成效明显。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较市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高0.9%，首次超过市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6]
杭州“大社保”体系主要由劳动就业、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会优抚和社会慈善等构成。其中劳动就业是基础，社会保险是核心，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是重要内容，社会慈善是重要补充，形成一种相互衔接、相互支持的社会保障体系。2006年至2008年，杭州累计新增就业人员56.53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连年下降，分别为3.46%、3.21%、3.02%，全市动态消除“零就业”家庭，67%的社区基本达到创建充分就业社区标准。市区最低工资标准从2005年的670元/月提高到2008年的960元/月。[7]2007年杭州制定出台了《杭州市基本医疗保障办法》和《杭州市基本养老保障办法》，将全市所有城乡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都纳入了保障覆盖范围，“城乡统筹、全民共享”的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建立。至2008年末，全市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到318.11万人，比2005年增加90.53万人；参加医疗保险274.59万人，参加失业保险201.41万人，分别比2005年增加86.88万、84.04万人。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形成，城镇居民低保标准从2005年的280~320元/月提高到2008年的355元/月，农村居民从220~240元/月提高到270元/月。农村五保户和城镇“三无”人员集中供养率分别为93.2%、99.4%。[8]“四级救助圈”日渐完善，“春风行动”已进入第九个年头，由“一阵风”变成了“四季风”，由“输血”变成“造血”；救助的范围从城镇延伸到农村，从户籍人口延伸到“新杭州人”，在全市建构起对困难群众实施帮扶救助长效工作机制和社会互助机制，初步形成了解决“困难群众生活就业难”的“杭州模式”，为经济社会提供了稳定器。
（二）人民群众维权意识高涨，民主促民生机制良性运行
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因此从根本上说，民生不是一种赐予，而是一种基本权利。因为民生无非服务于人的基本生存，同时所有民生投入无不取之于民。只有当民生是一种基本权利，从而把所有民生问题都纳入最广泛的公共参与、最严格的公众监督的机制之下，民生投入的性价比才可能最高，才可能真正让最大多数人受益。随着杭州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乡居民生活品质的提高，人民群众的维权意识和参与意识普遍高涨，这就要求社会建设必须广泛地汲取民智、尊重民意、关注民生，扩大社会参与，以民主促民生。杭州民主促民生机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大实践。
主要做法：
一是坚持民主决策，坚持问情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听取民意，汲取民智，推进民主决策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二是落实“四权”，即落实群众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如背街小巷改善工程是落实“四权”的生动体现，为老百姓雪里送炭，排忧解难，真正做到跨一步带一把，所取得的社会效益能够真正做到最大化。
三是坚持以重大工程的民主参与为突破口。如近五年来，杭州推出三轮城市建设“十大工程”，在重大工程实施中，不断开辟民主参与渠道，创新民主参与方式，每年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的80%来自于市民建议。四是积极探索建立党政、市民、媒体“三位一体”、以民主促民生工作机制，把握民生民主与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充分体现民主是科学发展的动力，民生是科学发展的重点，和谐则是民生民主的代名词。
（三）社会组织健康成长，多元治理形成合力
社会事业大多属于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具有公益性与非排他性特征，主要应由政府供给。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绩效，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多元化、多层次的公共需求，社会建设必须整合资源，把政府主导力、企业主体力、市场配置力和社会参与力有效地结合起来，营造政府、企业、市场与社会的“四力合一”的运作机制。因为随着市场的推进，社会的日益复杂化、多样化和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单纯靠政府已无法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的管理，而借助于政府与社会、市场的合作，通过政府与社会的沟通、协商和互动去处理公共事务，就成了一种有效的选择。随着杭州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利益结构的分化，除政府、企业以外的各类社会组织蓬勃发展。据统计，截至2007年底，社会组织总数达到3428家。其中，社会团体2087家，民办非企业单位1341家，全市农村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667个，拥有社员（会员）5.27万人。[9]杭州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为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互动机制提供了有利条件。以杭州市“破七难”工作为例：为解决困难群众的生活就业问题，杭州市政府与专业培训机构合作，对困难群众进行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同时开展“春风行动”，发动社会力量，接受社会捐赠，救助贫困群体；为解决看病难问题，政府逐步放开医疗市场，鼓励社会办医；为解决“上学难”问题，政府在高教园区的建设安排中，重点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同时充分发挥社区在教育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解决“清洁杭州”问题上，政府一方面将环卫作业推向市场，引入竞争机制，提高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另一方面吸引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与“清洁杭州”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