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农民工劳动技能不高、市场信息获取渠道相对单一。农民工在经济层面上的融入能力，主要取决于两大要素：一是农民工自身获取市场信息的能力及其在城市中积累的社会资本的运用；二是农民工自身所拥有的与城市就业市场相适应的劳动技能。虽然，目前杭州市农民工的总体文化素养有了很大提升，初中、高中及中专、大专及以上学历拥有者分别占到42.0%、32.7%和7.7%，但是由于乡村传统与城市现代文明之间的差异，使得农民工在市场信息获得途径方面，仍然依靠传统的社会网络资本，渠道相对单一。77.1%的农民工仍然依靠自己找或熟人介绍的传统方式获取工作，通过职业中介机构、学校或劳动培训机构推荐、家乡政府部门组织劳动力输出分别仅占到10.1%、2.7%、0.7%。而在政府信息的获得途径方面，农民工也主要依赖于传统的信息传递工具，如电视、报纸、广播分别占73.4%、37.5%、11.9%。另一方面，杭州市农民工劳动技能培训频率相对不高。在被调查者中，有41.6%的农民工根本没有接受过工作单位的技能培训，25.8%的农民工曾接触过技能培训，仅有32.6%的农民工表示经常参加工作单位组织的技能培训。农民工社会劳动技能不高，不仅使得他们在就业市场中处于竞争劣势，而且还迫使他们从业于职业层次低、技术含量的低行业。
（二）在社会层面上，受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影响，农民工尤其是第二代农民工[1]明确的市民化意愿与农民工实际的社会融入程度之间还存在较大张力
社会层面上的农民工市民化，主要包括社会地域上从乡村社区向城市社区流动和社会身份从农民身份转变成市民身份，并获得与市民身份相一致的市民权。其中，对于社会地域的转换，农民工在社会流动中初步完成，而社会身份的转变以及市民权利的获得，则是目前农民工在社会层面上实现市民化的焦点与难点。就总体而言，农民工，特别是第二代农民工受现代城市先进文化的影响，对现代城市生活方式充满向往，对城市市民身份产生着认同，市民化意愿显著。例如，在个人是否希望脱离农村而成为城市居民的回答中，第二代农民工更加显示出城市市民化的意愿。在“是”的选项中，第二代农民工选择比例（46.7%）比第一代农民工的选择比例（38.6%）高出8.1个百分点，在“否”的选项中，第二代农民工选择比例（23.4%）比第一代农民工的选择比例（26.8%）低3.4个百分点，在“没想过”选项中，第二代农民工选择比例（29.9%）比第一代农民工的选择比例（34.6%）低4.7个百分点。但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与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践两者之间不能直接划等号，两者之间的转换还需要社会融入机制的衔接。从杭州市实际调研情况来看，这种衔接机制并不理想。具体主要表现在：
1.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率较低。从农民工方面而言，与目前杭州市推进农民工社会保险的努力不相协调的是，农民工作为当事人对社会保险的热情并不高。调查发现，39.0%的农民工没有参加过任何社会保险，曾参加过而后来又退出的农民工占2.7%。在参保的农民工中，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成为参保的重点，分别占到了21.3%和15.9%，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率较低。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根据中央和地方规定，在杭州市实行社会保险“五险合一”的情况下，企业缴纳的各种社会保险费用为职工工资总额的32.6%，面对这样的经济支出，许多企业尤其是小型私有企业多以借口推诿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另一方面，根据《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农民工个人所要缴纳的社会保险总额仅为其工资收入的10%，社会保险费用支出并不很高，但是，与农民工较低的工资与较高的成本支出而言，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仍然占其工资结余的很大比例。当然，政府对社会保险管理的不到位，也是导致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率低的一个重要因素。
2.农民工社会居住条件较差。目前，杭州市农民工的居住地大都集中于老城区的“城中村”之中，具有明显的边缘化特征。“城中村”租房是绝大多数农民工解决居住问题的主要方式，所占比例高达72.6%，住工棚或集体宿舍所占比例为18.7%，自己买房所占比例为5.0%，其他方式所占比例为3.7%。在居住面积上，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农民工更多地选择较小、条件较差的出租房。其中，0.7%的农民工选择5平米以下的房子居住，16.2%的农民工选择5~10平米的房屋，31.5%的农民工选择11~15平米的房屋，29.2%的农民工选择16~20平米的房屋，而只有22.4%的农民工倾向于选择面积为20平米以上的房屋。这种对城市居住条件的失望，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对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产生相应地负面影响。
3.农民工社会文化生活相对单调，社会交往范围较窄。农民工的社会文化生活主要以看电视、上网、走亲访友为主。其中，71.6%的人表示业余时间主要看电视，37.1%的人表示业余时间主要上网，20.4%的人经常走亲访友，20.7%的人经常逛公园，12.7%的人经常打牌或打麻将，12.4%的人经常参加体育运动，参加娱乐场所活动、看录像电影、参与其他娱乐活动的分别占4.7%、7.4%、7.4%。社会文化生活的单调导致了农民工社会交往范围的狭隘性。目前，农民工的社会交往范围主要集中在原有的地缘、血缘和现有的业缘之内，交往的对象也主要是亲朋好友、同乡同学（44.8%）和基于工作需要的同事和雇主（38.5%），与城市其他市民（7.4%）基本上没有什么交往与联系。
这不利于农民工城市社会资本的积累与社会网络的拓展，进而影响到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的增长。
4.在杭读书意愿明确，子女教育问题相对突出。分析结果表明，城市社会有利于子女的培养教育（46.1%）已经替代城市有更高的经济收入（32.6%）成为农民工外出务工的主要动因。在调查中，48.9%的农民工明确表示非常希望孩子在城市中读书学习，30.5%的农民工表示比较愿意孩子在城市中就读，表示一般和不愿意的农民工仅占13.8%和6.7%。这说明农民工对子女的城市教育充满期待。但不容置疑，由传统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所带来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子女为何没有来杭就读一项的回答中，城市教育环境好，但收费太高一项成为主要原因，所选人数比例为60.0%，而选择政策不允许、打工地点经常变动，怕影响孩子上学、农村教育环境好、担心孩子受歧视比例分别仅为10.4%、14.2%、1.9%和2.7%。
（三）在心理层面上，农民工传统价值观念转变困难与市民对农民工的心理接纳能力逐渐增强并存，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处于张弛并进状态
农民工市民化在心理层面上，主要表现为生活方式积累城市性，价值观念趋向现代性，并最终完全融入城市生活之中。而这种城市社会的完全融入又主要取决于两大要素：一是农民工自身心理的转变，实现其价值观念的根本转变；二是城市社会的接纳能力，尤其是市民对农民工的心理接纳。从杭州市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来看，这两大要素一张一弛，并行存在。
一方面，农民工虽然在城市中居住生活，但是其自身传统价值观念在其心理结构的沿袭以及这种沿袭对现代价值观念的排斥，使得农民工生活在现代城市的边缘，无法融入城市生活中；另一方面，社会实践与经验改变着市民对农民工原有的社会性歧视，市民开始客观看待农民工及其市民化进程，其对农民工心理接纳能力逐渐增强。
另一方面，心理结构的边缘化使得农民工对城里人的心理认同较低。在城里人对您的态度如何这一选项中，9.7%的人认为非常友好，27.1%的人认为很友好，57.5%的人认为态度一般，3.7%的人认为对自己歧视，2.0%的人则认为城里人充满了敌意和戒备。
而这点在朱明芬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朱明芬通过对488个农民工的调查表明，有339名认为曾遇到过不公正的遭遇，比率高达69.5%。其中，遭遇2种以上不公待遇的占36.0%，拖欠工资、不付工钱的比率分别达到涉案总数的16.2%和18.6%。这些不公正的待遇使他们无法感受到自己是城市的一份子。
而另一方面，市民对农民工原有的社会性歧视逐渐弱化，市民对农民工及其市民化的心理接纳能力不断增强。这主要表现在：
1.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态度取向友好。对于“在拥挤的地方，您看到背着大包小包的农民工，您身边的市民一般会怎样”这一问题的回答如下：警觉，同时注意自己的东西（16.0%）；一直注意他们，直到他们离开（7.0%）；把头转向其他地方（5.0%）；没有什么异常的表现（72.0%）。这表明大多数市民对农民工没有戒心，能够自然面对农民工。这一点在“当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发生纠纷时，您认为城市居民会怎样”一题的回答中进一步得到证实。第一印象认为是农民工的不对，支持城市居民（7%）；第一印象认为城市居民仗势欺人，同情农民工（15%）；就事论事，以事实说话（78%）。
2.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评价中肯。对于“您认为农民工身上有哪些优点（可多选）”这一问题的回答，答案选择排序如下：吃苦耐劳（45.0%），老实本分（21.3%），善良（16.8%），正直（12.9%），其他（4.0%）。而对于“您认为农民工身上有哪些缺点（可多选）”这一问题的回答中，答案排序如下：很脏（19.7%），没修养（25.8%），缺乏知识、不理智（31.8%），自私（9.1%），其他（13.6%）。同时在调查中，大部分的城市居民谈到农民工缺点的时候都十分理解和同情，认为农民工有自己的苦衷，对农民工的评价不应该存在偏见。
3.城市居民对有关农民工政策问题上表示理解与支持。对应该制定相关政策限制农民工进城的看法上，51.0%的市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22.2%的市民认为无所谓，而认为有必要的市民仅占到26.3%。对于政府是否应该给予农民工医疗补贴这一问题上，仅有2.0%、12.0%的市民认为不应该和没想过，而86.0%的市民则明确表示应该。在对于“你是否认为应该让农民工的子女和城市居民的子女一块上学”这一问题的回答中，83.0%的市民认为农民工孩子应该受到同样好的教育，而持有会挤占城市孩子的教育资源看法的市民仅仅占8.0%。这些都表明大多数城市居民对农民工持接纳态度，反映了市民的开放心态。
三、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障碍因素分析
（一）制度抑制：不彻底的户籍改革、农村僵化的土地承包制度、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城市封闭的社会保障与教育等制度是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最大障碍
1.户籍制度改革的不彻底阻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户籍制度的最大功能就是社会屏蔽作用，城市与农村户籍的人为划定，使得城市居民在教育、社会保障、政治等方方面面的权利享有上明显优于农民。近些年来，虽然一些地方开始了一系列的户籍制度改革，原有的户籍管理体制有所松动，附属于户口上的城乡利益差别明显缩小，但改革进程仍比较缓慢，尤其在外来人口定居问题上，发达地区也只处于投资移民、技术移民和婚嫁移民的阶段上，而不允许就业多年的农民工（其中包括熟练工人、从农民工成长为技术管理人员等）迁移定居。例如，杭州市目前的户籍政策针对对象也主要集中于引进人才在杭落户、群众户口投靠落户和在杭购房、投资、纳税落户，农民工基本被排斥在外。
2.农村僵化的土地承包制度严重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为了确保农村土地的稳定，仍实行土地几十年不变的承包政策，不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是完全有必要的。但由于缺乏流动性和经营权转让市场，再加上与之挂钩的农业税赋负担，致使农民缺乏退出土地和农业的市场机制，造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实现彻底转移。即使农民失去土地而成为流浪于城乡的流离人群，但征地农民失利、造成土地价值分配不公，也变相加重了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负担。据杭州市有关部门调查，土地收益分配中，农民只得8%左右，村集体得10%左右，政府及开发商得82%以上。土地开发产生的巨额利润，通过二、三级渠道形成多管道分配引发出农民强烈的不满。
3.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将农民工就业竞争置于劣势地位，加大了其市民化的经济成本。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制度使得进城农民工只能通过次属劳动力市场寻找那些工作稳定性差、收入低、劳动强度大、无保障、无福利、无晋升机会等市民看不上眼的边缘性职业和岗位，他们因此难以进入城市正规体制内，实现与城市主流社会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