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镇调解联动机制困境与对策构建——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12个村落的调查与分析[1]
赵定东 郭旭鹏
提要：社会转型所导致的乡村社会结构的分化及利益群体的重组深刻影响着乡镇秩序的重建。30多年的改革，使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农村已经完成了职业的非农化、生活场域的个体化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功利化等三个方面的转变，其后果是传统乡村秩序存在所需的调解基础发生了变化。正视村民之间的社会结构变迁和利益诉求路径，现实在维持传统调解的“民间性”，同时给予村民正常的利益表达路径并正确判断影响社会秩序的因素，是当代发挥调解功能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乡镇秩序 利益协调 乡村社会结构 调解理性
作者赵定东，杭州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郭旭鹏，杭州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讲师（邮政编码310018）。
一般来说，在乡镇解决纠纷的方式有“公力的调解”、“私力的调解”或是其他等三种。但无论采取哪种方式，影响纠纷解决的因素无非两个：一是规范，二是力量的对比。规范是指判断纠纷是非的标准，包括法律、道德、习惯等；力量对比中的力量包括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从外部获得支持的能力，对财产等资源的占有或资源的动员能力，拥有的有关知识、经验和技巧（交涉能力、体力、忍耐力等生理因素或性格方面的素质）等四个方面。
调解被誉为“东方经验”，其理念基础是“和为贵”，由于调解工作具有平等协商、不伤感情、成本低、效率高等优势，因此它是平衡影响纠纷解决因素的最佳手段，也是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途径。但乡镇不同于城市，它既是生活单元，又是生产单元，因此对乡镇秩序的探讨不能仅仅参考目前城市社区治理的思路。特别是对于“无讼文化”的乡镇而言，理清乡村社会的社会结构及其关联，剖析导致乡镇秩序困境的结构和制度性根源，是摆在我国社会学面前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在这个大背景下，本文把乡镇社会运行与变迁机制联系起来，并基于社会学的学术传统和视角，在中国区域社会文化的基础上，采取典型性案例实证调查分析的方法展开，通过对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12个村落（社区）治理个案解析探索调解对于乡镇秩序构建的意义。
一、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村落概况及调查方法
萧山区衙前镇位于萧绍平原腹地，所属12个村落（社区），即衙前村、凤凰村、明华村、山南富村、项漾村、新林周村、四翔村、螺山村、吟龙村、南庄王村、杨汛村和毕公桥社区。区域面积19.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47万人，外来人口4万多。104国道复线、萧绍运河、杭甬铁路、杭金衢高速公路贯穿全境，距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八公里，离中国轻纺城15公里。
衙前历史悠久，革命传统光荣。1921年9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民运动——衙前农民运动就爆发在这里。整个20世纪20年代，衙前成为浙江和东南地区引人注目的政治活动中心。
2008年，全镇完成工业总产值357.8亿元，实现农业总产值9277万元，农民人均年收入达到1.6万元，人均GDP达1.9万美元，国民生产总值53.6亿元，完成增值税3.05亿元，地方财政收入1.63亿元。综合经济实力位居全省百强乡镇第三位，全市、全区第二位。工业经济是衙前的金名片。全镇有600多家企业，平均每百名衙前人就有三家企业，每平方公里年工业产值12.5亿多元。其中，年产值在亿元以上的企业有20家，建有博士后工作站两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一个，形成了化纤纺织、钢结构两大支柱产业。该镇先后被命名为“中国化纤名镇”和“国家钢结构产业化基地”。它是全国社区发展最早、最快和最有特点的地区。目前乡镇社区发展已经出现了农民市民化、居民股民化、农村社区化的新趋势。
本次调查[2]我们主要采取问卷法、结构式访谈法和非参与式观察相结合的方法。问卷法涉及大量样本，有助于对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乡村治理全局性的把握；结构式的访谈可以提供乡村治理模式中一个个真实的生活故事；非参与式观察的方法使本文有机会记录乡镇政治生活的一个个片断。这三者的结合使得本文的调研活动从深度和广度上都基本达到规范研究的要求。
在为期12天的时间内，本课题组六人共向外发放540份问卷，回收513份，其中有效问卷为495份。回收率达到95％，有效回收率达到91.6%。个案访谈方面，我们深入到村干部和农民家庭当中，进行入户访谈，共取得个案访谈案例60个（每村五个）。除此之外，我们还走访了与村镇治理密切相关的镇政府等权力机构，并与其负责人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探讨。
二、村民社会结构变迁的新趋势及对调解联动影响
从微观理论上说，乡镇秩序即乡镇冲突的消解。但人的社会性本质决定了当个体之间发生冲突时，需经由公民参与公共行动的过程以及政治社群的建立来加以解决，也即多元治理主体的协作，它与各乡镇社会系统特殊性密切相关。就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而言，根据我们的调查，其特殊性体现为如下几点：
（一）非农化的乡镇社会结构变迁成为当前乡镇秩序与多元治理主体协作的政治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和农村经济的变迁，农村社会成员出现了急剧分化，特别是非农化的乡镇社会结构变迁成为嵌入乡镇治理的一个重要变量，对村庄公共权力的配置和运作过程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要求乡镇治理机制作出适应性变革。[3]
调查发现，萧山区衙前镇12个村落改革开放以来的村庄社会成员分化表现如下：
1.村镇社会成员的职业结构完成了非农化的结构转变。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各个村落虽然豪华整洁，但几乎空落，村落中只有微少老人，大部分村民已经外出打工，非农化成为村落的典型特征。这是因为：一方面，随着非农经济的迅速发展，村镇社会成员的非农就业机会增多；另一方面，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劳动强度大、比较利益差、社会地位低。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村镇社会成员纷纷从农业中转移出来，从事非农生产经营。目前绝大多数村镇社会成员已经改变职业身份，由农业劳动者变为从事二、三产业的非农劳动者，村镇的社会成员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已经极为罕见。按村民的话说：“村庄里稍聪明一点的人都在办厂，至少搞点家庭小工厂或开个店之类，其他的要么去打工，纯粹种田的人几乎没有了。”如此，村庄社会里形成了一种非农化的社会成员结构：一种以商业为主、工业劳动者为次，按“三、二、兼业、一”排序的比例关系和职业结构。
2.村镇社会成员的阶层结构中私营企业主群体成为强势力量。改革开放以来，衙前镇12个村落的村镇经济变迁突出地表现为个私非农经济的迅速发展。进村调查时，我们观察到每个村落内都零星散布着数十家大大小小的各种工厂。如杨汛村共有大小企业15家、明华村有企业19家、项漾村有企业95家。企业主的家庭成员几乎都在本集团内工作，并个个身居要职，控制着集团的核心岗位。衙前镇12个村落的个私企业大都雇用外地民工从事生产劳动。私营企业主群体在衙前镇12个村落社会成员结构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私营企业主拥有较高收入和丰富的社会资源，在现阶段农村社会地位排序上居于村庄社会成员分层结构的上层。无论其收入，还是地位、声望均处于排序中的前列，获得了一致性高地位。
私营企业主的崛起，既为其治理村庄准备了条件，又对参与乡镇治理提出了迫切要求。
3.村镇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中出现了众多小型利益集团。家庭经营使村镇社会成员有了相对独立的利益，农村经济变迁及其造成的多元性社会分化使得村镇社会成员具有了多样化的利益来源和利益需求，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极其复杂、多元的利益关系格局。
正是基于这种新的农村社会利益关系，村镇社会成员为着保护和扩大自身利益，以业缘和血缘、亲缘为主要纽带联结成一个个以利益诉求为主要宗旨的利益集团，出现了若干小集团并存于同一村庄场域、彼此竞争的现象。在调查过程中，我们收集到了大量关于村民群众推举某私营企业主为利益集团领袖，角逐村书记、村主任职位；或者以私营企业主为领袖和核心，组织部分村民构成小集团，参与村干部竞争，保护小集团成员利益之类的故事。为了能够更好地保护和扩大小集团成员的共同利益，各集团积极谋求村庄公共权力；为了能够保证本小集团在村庄公共权力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和最终胜利，各小集团往往推举出集团内最有实力的精英为集团领袖或骨干。因此，在现有乡镇环境下，居于社会上层的私营企业主顺理成章地成为各集团的领袖和骨干，由此形成了由私营企业主主导的多集团并存与竞争的政治社会格局。
乡镇社会成员结构分化势必要求乡镇治理实现适应性的调整，与变化了的农村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相匹配。
（二）功利化的乡镇社会利益关系变迁成为乡镇秩序与多元治理主体协作的经济文化基础
总体而言，在我国经过20多年不断的体制转换，市场而不是计划指令在资源配置中居于基础性地位，而且随着个人主体利益地位的确立，个人之间的利益交换已经不再通过国家这个以往的利益交换器，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及逐步完善，多元利益主体逐渐走向独立。对村民而言，在市场经济的产生及形成过程中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利益重构问题：其一，个人利益的生成以及满足个人利益的社会功能；其二，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复杂化。在利益的评价上出发点有两个，一是个人优先，二是优先考虑普遍的利益即社会利益。在社会利益获得相对缺乏动力的背景下，功利化的乡镇个人利益关系变迁成为乡镇秩序与多元治理主体协作困境的经济文化基础。
1.乡村传统的亲缘、地缘和业缘关系正在解体，人伦的“差序格局”正在转向利益的“差序格局”。众所周知，“差序格局”一词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旨在描述亲疏远近的人际格局，如同水面上泛开的涟漪一般，由自己延伸开去，一圈一圈，按离自己距离的远近来划分亲疏。他认为，中国乡土社会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下，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这就像把一块石头扔到湖水里，以这个石头（个人）为中心点，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波纹的远近可以标示社会关系的亲疏。[4]
但我们的调查发现，这种以乡村传统的亲缘、地缘和业缘关系构成的人伦“差序格局”正在转向利益“差序格局”，即以权和利来作为自己评价一个人或交往的主要依据。
按村民的话说：“有钱有势的人总是得到欢迎，这个时代谁还愿意受穷啊，你看每次的村干部选举都是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你穷，困难时借钱串门都没有地方，人心都变了”。利益“差序格局”的形成使得乡镇淳朴的民风瓦解，同时也使得“富人”越发占据发展的有利地位。
2.单一的、同质的和稳定的农村社会关系网络正在向复杂、临时、不确定的方向转变。在传统乡村社会关系网络构建中，有三种主要途径：一是亲戚之间的社会关系，这是建立在严格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网络构建；二是近邻之间的社会关系，这是建立在地缘关系基础上的网络构建；三是朋友间的社会关系，这是建立在业缘或趣缘基础上的网络构建。
无论哪种网络构建，只要相互之间往来，就会形成一种持续性的关系，有着基于事务及基于信任和感情的互动，因此它是单一、均质和稳定的。但我们调查发现，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萧山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农村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变动，农民的社会流动加快，相互之间那种高度同质化的状况已经不复存在，如前所述，农民已经分化为从事不同职业、具有不同利益、不同社会地位的多个阶层。农民的阶层分化意味着利益格局的重组，也即社会关系网络的重建，复杂、临时、不确定社会关系网络正在成为一个新趋势，而且功利化正在成为村民构筑关系的基础。正如村民在访谈中所说：“现在都是这样，无论哪个关系，主要是看是否有用，再近的亲戚如果不能给你带来实质性的帮助，也就越走越远，而那些能给自己帮助的人，即使逢场作戏也必须多接近。”
功利化的乡镇个人利益关系网络构建改变了乡村传统的经济文化基础，从而使得乡镇治理面临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