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杭州城市文明至20世纪中叶几乎陷入底谷。新中国革故鼎新，城市赢来希望，但几经曲折，付出代价不小。改革开放后抓住两次契机，城市活力倍增，城市化重新启动，形成一定规模，有力地带动市场化、工业化，至21世纪终于登上新境界，创建成“新天堂”。其中经验值得总结，今后如何进一步提升城市精品化水平，有待深入探讨。
关键词：城市化 规模化 精品化
作者邹身城，杭州市历史学会顾问、城市史专业委员会会长。杭州市名牌战略研究会名誉会长、教授（邮政编码310006）。
一、精品化经验值得传承
在世界城市文明史上，古罗马曾超越巴比伦、古希腊，在西方世界占有重要地位，长期盛称“条条道路通罗马”；但盛极而衰，至公元10世纪罗马人口下降为20万，而欧洲新秀巴黎不过10万人口，伦敦更属不满1万人的小镇，青黄不接，史称“中世纪黑暗时代”。其实西方不亮东方亮，公元907年吴越在杭州建国时起，把唐末的浙西道和浙东道两个不同区域整合为一，从而使杭州由唐代的三等小州一跃而成两浙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正当五代十国战乱之世，吴越坚持“保境安民”，发展经济，屹立长江三角洲至钱塘江两岸水网地带，招集四方避乱来归的难民，充实杭、越、湖、秀四州，大兴水利，“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由此而驰名天下，从而杭州都城人口从3万户激增至10万多户、50多万人。当代美国斯坦福大学的G.W.Skinner等16位城市史专家称颂此次杭州一带的崛起为“中华帝国的中世纪城市革命”。事实上杭州为核心的这次城市运动持续了四百年：自吴越繁盛之后，“纳土归宋”，两宋使杭州持续保持稳定，至南宋迁都杭州，杭城的发展登上历史的高峰。日本大阪大学著名汉学家斯波义信有著作研究“唐宋的商业革命与城市革命”，指出杭州的兴盛“始于五代的吴越国之际”，至南宋“人口规模和商业化程度都达到极盛”。不但城市规模达到120余万人，而且城市经济文化空前繁荣，西湖锦绣山水与都城珠联璧合，构成了史无前例的城市精品，而且成为后世永远的骄傲。
这座精品城市曾产生巨大的国际影响。根据《经世大典》记载，杭州在13—14世纪设置驿站接待过不少海外使者和客商，如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一个月内计接待使客53批；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半年内接待使客多达1200人次，足见海内外官宦商旅经杭城游西湖者岁时不绝。杭州作为国际性都市，其旅游业早已十分兴盛。所以不仅有意大利马可·波罗记述“杭州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为世人所熟知，在他之后陆续来杭留下著述赞美西湖、赞美杭州的也为数不少，其中著名的如鄂多立克著有《东游录》、伊本·白图泰著有《伊本·白图泰游记》、马黎诺里著有《奉使东方录》等，其所记内容都围着杭州城市的精美华丽作主题，可供互相参证。鄂多立克也是到过东西方许多国家的大旅行家，公元1322年他从广州登岸来杭州游览，在《东游录》中也与马可·波罗同样称述杭州是“全世界最大最精美的城市”，有公认的“天堂”之称。此外，他还补充城郊的繁盛说：“城外一个个城镇延伸八英里左右远，每个都较威尼斯或帕都亚为大。”伊本·白图泰来自北非摩洛哥，于公元1347年到杭州游历，他在自著《伊本·白图泰游记》中称赞杭州是个“巨大的花园式的城市”，许多居民家的庭院里普遍栽种花木。马黎诺里是意大利佛罗伦萨人，在罗马教廷当传教士，奉命出使来华，过杭游览，他在回忆录里称道杭州是“最美丽、最伟大、最富裕、人口最多、最繁华、最有名，也是最奇特之城，冠绝一时”。这位罗马教皇的使节，连用七个“最”字来抒发对杭州的赞美。上述这些使节、客商、旅行家来自不同的地方，到杭的时间也并不一致，而公认杭州精美“冠绝一时”。来自罗马的承认杭州优于罗马，来自威尼斯的承认杭州优于威尼斯，来自佛罗伦萨的承认杭州优于佛罗伦萨，来自摩洛哥旅游城市拉巴特的承认杭州优于摩洛哥旅游区，足证城市精品的杭州在当时令无数西方人为之倾倒。
杭州花园城市模式的最大成功还在于对世界城建史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这是杭州人本身所始料未及的。由于大批亲历杭州的西方人辗转传述东方“天堂之城”精妙无比，目为样板，从而成就了西方城市建筑史上一个重要理念——“GC概念”。这是由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艺术家和建筑大师达·芬奇（1452—1519）所首倡的。他与上述著作流行的时代相近，处于这些图书广泛传播的核心区域，而且既从事艺术又从事建筑，且社会地位甚高，他先受聘于佛罗伦萨最有权势的美第奇家族，后又进入罗马受聘于教皇。正由于他兼具较高的艺术境界、建筑经验和社会影响力，促成他创造了“Garden City”理念，作为城市设计的理想目标。据说对他最大的触动是《马可·波罗行记》中有关杭州与西湖“湖城合璧”的描述，使他深受景观美与城市美相得益彰的启迪，才倡导“Garden City”的城建构想。可见从这意义说，杭州“湖城合璧”是西方思想诞生“GC概念”的母胎。
后来美国首届总统华盛顿根据这个理念结合建设实践，大力提倡“理想的城市是一个由许多园林组成的城市，或建造在自然风景名胜的城市”。于是在世界城市建筑史上形成了一种公认的优良模式——杭州花园城市模式。
历史昭示我们，“天堂之城”当年之所以能驰名中外，其成功的主要奥秘不但在于帝王之都，规模庞大，更在于其城市精品化独具魅力。如今时隔千年，人们记忆犹新，尽管城市现代化需要与时俱进，而“精品化”的成功经验依然值得弘扬。
二、社会动乱，城市衰落
杭州有过超越罗马的辉煌，同样不易避免罗马式的衰落。东西相距数千里，兴衰规律却相仿佛，即社会环境的安宁与市场生态的兴废，决定着城市的生命力。
所谓城市，包含“城”和“市”相组合。“城”就是统治，管理，即必须保持安定的社会，实行良好的治理；“市”就是交换，活跃商品贸易，繁荣市场，凝聚人气，遵循经济规律办事。以上两项为城市发展的基本要素，顺之者昌，逆之者衰。古罗马城的兴衰史证明了这一点，中世纪杭州都城也不能例外。这一客观规律迄今对所有的城市仍起引导或制约的作用。特别是大城市，对规模化的管治必先加强力度。杭州在中世纪持续繁荣，兴于吴越建国，“保境安民”、“改制兴市”、“扩城聚众”、“纳土归宋”；北宋延续稳定，南宋建都，前方稳住江淮一线，都城三辅集聚人力物力，国势虽弱而后方百姓得享都城繁富。但那时城市贸易的活跃和手工业的发达，主要依赖于封建都市经济。宋亡后社会不够安定，杭州的都城优越性丧失，其集聚功能、工贸功能、物流功能、旅游功能和辐射功能全面衰退，特别是失去贵胄富豪的高消费市场和人口密集的消费能量。元初赖东西方海路陆路贸易之盛犹填补空白于一时，维持着故都黄昏的余晖。至元中叶后，历明清至民国多次战乱破坏，贸易衰落。加以锁国政策，崇农抑商，城市陷入滑坡，杭州市民由百余万降至四五十万人，一蹶不振，降为中等城市，每逢天灾人祸更显得“万井人稀”。最严酷的是太平天国运动后的1864年，居民总数一度不足20万人。概言之，宋亡都城经济破灭，元初丝路昙花一现，致六七百年未见起色。
民国时期受到上海“十里洋场”欧风美雨的影响，杭州在推倒满营、营建新市场以后，相继涌现电灯、电话、电报、自来水、火车、汽车、三轮车、公交车、脚踏车、电影院、照相馆、咖啡厅、旅行社、新式旅馆之类新事物；市民还可以享受游玩六公园、中山公园、大世界游乐园的大众文娱生活。这一切反映杭州开始向现代城市迈出了一小步。而踏上门槛的重要标志，是书院改建为学校，药馆改建为医院，营盘改建为运动场，西湖边有了图书馆和博物馆。街巷拓宽为马路，马路上开出五光十色的时尚商店，亮起广告宣传的霓虹灯，市场活跃了。最引人瞩目的是钱塘江上架起中国人自行设计和建造的大铁桥；在笕桥创办起中国第一所航空学校，包括飞机场；举办了国际水平的第一届“西湖博览会”；洋坝头开出钢骨水泥的民营大银行；还连续举办影响全国的体坛盛事——全国运动会和中国国术游艺大会。从北伐后到抗战前，杭州市工业产值以年均7%的增长率递升。这阶段杭州各项工作大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成为各省会城市的模范，做出不少前所未有的创举。市区人口跃升到68万，可称为杭城自14世纪衰落以后较具活力的10年。不过社会大局不稳定，一城一地无能为力。事实上好景不长，日寇入侵，“天堂”变成“地狱”。嗣后社会处于长期动荡中，失去市场的滋养，城市必然枯萎，在“进一步，退两步”的厄运下，破败不堪的杭州城市，只留下“情系天堂”的旧梦，现实却是新社会沉重的历史包袱。
三、市场萎缩，城市停滞
回想1949年，全市人口仅有47万；市区面积是全国省会城市中地域最小的。街头坑坑洼洼，雨天泥泞路滑。唯一的公交路线是由东华汽车公司所经营的两三辆土黄色老爷车，从太平洋电影院往灵隐寺两头对开，别无公共汽车或电车。主要代步工具是三轮儿。环湖旅馆排名一流宾馆；两三层的楼外楼和老正兴菜馆算最高档大饭店；著名的奎元馆如同狭窄的陋巷；闹市中心羊坝头的老字号商店藏在古式的老墙门里；全市还没有一家真正的百货大楼。四座高校：之江大学、杭州艺专、浙江医专只是三四百人的规模，且以专科为主，本科生少；连堂堂浙大在校生不过1000多人。市属医院唯有一家市民医院，床位不到200张。工厂以小型丝织厂为主，著名的都锦生不过100多工人；张小泉剪刀仅为作坊，并无现代厂房。市内保留着不少城墙遗址，站在城墙上远眺城外，只见大片田野，少有延续的街坊。心头不禁升腾感喟：“天堂”名城就这个样子！期盼早日回归文明发展轨道。
此后经过三年恢复，迎来第一个五年计划，医治了战争创伤，城市生活基本上恢复到民国年代“黄金十年”的水平；且体制上有更新，生产力有超越，失业现象基本消失，社会秩序有了进步。杭州显露出朝气，大力推进工业化进程，促使杭州市的产业结构开始发生了较大变化，工业比重明显提高。以1957年底与解放初的1949年作比较，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值中所占比重由29.4%上升到48.7%，形势令人乐观。但五大生产部门比重失衡，商业、旅游业比重急剧下降，对杭州城市个性形成威胁。因为杭州是旅游名城，商贸尤为城市的生命线，商贸、旅游在战时已经非常不景气的状况下继续下降，由12.8%降至7.6%，且趋势还将下滑，不能不令人产生隐忧。下一步杭州往何处去呢？回答是“学习苏联，建为休疗养城市”。尽管杭州有时接受高层人士来杭观光或休疗养的接待任务，但那是政治使命，无助于产业收入和民众就业。从入境旅行人数之少，便反映这座传统旅游城市已迷失掉方向：1949年入境人数为0；1952年入境人数总计为1734人；1957年入境人数总计为8442人。
国内旅游更难成气候，人们工资收入普遍很低，工作忙碌难以抽出休闲时间，且政治运动频繁，出门要路条，住店要证明，吃饭要粮票；在温饱未能真正解决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多少远途旅游的情趣。因而与旅游相关的旅馆业、饭店业、游船业、茶馆业、旅游纪念品、旅游用品的厂商和销售门店，连景区商店业务，全部生意萧条；路边摊贩和拉黄包车的都叫唤生计困难。古寺名刹的和尚尼姑全部转业，往日“东南佛国”朝山进香的盛况自然一去不返。本来长江三角洲各县市城乡都是来杭旅游的主要客源地，随着上海国际市场的衰落，杭州向称“上海的后花园”，被迫随同客源和市场的消失而没落。处在这样社会大变动的关口，急需作出相应地安排和调整。根据1952年6月起实施的《杭州市初步规划》，把城市定位为“休疗养城市”，限定城市规模为“6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即要求维持现状不准发展，“城市化”未提上议事日程。同时对消费城市的“消费”存在偏见，不设法保护市场开辟出路。由于理念有偏颇，规划不到位，失去了一次城市调整发展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