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启蒙的经典：国民性改造与社会的文化批判宗旨
7.2.1鲁迅作品所具有的经典意义：文化批判与文化启蒙
鲁迅的作品具有“文学经典”的价值，显然，这是从时代的经典维度给予的判断，他的作品是否经得起文明的经典的考验，还有待艺术与文明的生命证明。必须承认，鲁迅作品的经典价值，是从“时代的经典”这一维度上给予界定的，因为鲁迅的作品影响了现代中国民族精神生活价值秩序的重建，影响了时代生活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观念，反映了时代生活的特殊思想要求或革命要求。鲁迅的作品是启蒙的经典，它体现了现代中国文化变革的深度要求与本质要求；这种启蒙的经典，对于社会文化生活价值的确立具有决定性意义。“走向鲁迅”，是现代汉语文学批评的重要追求，因为鲁迅的作品，不仅标志着思想的深度，而且标志艺术的高度，它已经被历史地赋予了经典文学作家作品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走向鲁迅”，是人格和意志的考验，它可以见出你对中国社会现实历史和人生的态度，它冲击你的反抗性的精神与意志，鼓舞你与强大的专制权力秩序斗争的勇气，显示你作为公民应该具有的永不向黑暗势力妥协的硬骨头精神。正如一位批评家所言，“鲁迅有很多敌人，但没有一个私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鲁迅的一切皆代表着真理和正道，而是意味着鲁迅在民族救亡和国民性批判方面，比其他的思想者更具彻底的否定和批判精神。
这里就有大爱和大责任，因为在专制势力强大到僵而不死时，任何温和的改良皆不足以动摇其根基，所以，唯有采取彻底的决裂的姿态，才足以摧毁专制文化生活的价值体系，尽管在今天看来，这种反抗付出了过于惨重的代价。鲁迅作品的经典价值，从根本上说，是他所显示的文化批判意义以及他所显示的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性的不妥协的批判精神，但是，也应看到，鲁迅的经典，是恶劣的政治时代或恶劣的政治历史文化作用的结果。鲁迅的经典性，并不代表中国文化的光明与未来；他的经典意义，更在于摧毁那个专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迫切性与焦虑感。鲁迅思想代表的，并不是中国文化的美丽，而是代表着中国文化的绝望以及追求自由美好的精神意志。我们不期待鲁迅之后有更多鲁迅，而是期待鲁迅之后，有真正伟大的鲁迅新人的诞生。这个新人，一定应该是对自由美丽的中国文化的自由展望与美丽国家的重新建构，这才是认识鲁迅或走向鲁迅的根本价值所在。我们绝不能站在鲁迅的废墟上再怨天尤人地哭泣，更不应只是面对凶徒的简单谩骂，我们需要创造美丽新世界，创作美丽新生活的信念，创造美丽中国的自由文明，才是鲁迅经典的革命性意义。
从文化启蒙意义上说，鲁迅的意义在于：他最早打破了中国人的文化迷梦。在满清专制政府主宰下的中国，一方面贫穷落后，愚昧固执，百孔千疮，另一方面又渴望变革，强国富民，推翻专制，这种双重的心理认知，使得国民极容易陷入中国是最贫穷愚昧的国家或中国是伟大国家的迷梦之中。这种文化迷梦，在专制愚昧的文化背景下是很容易发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彻底地打破了中国人文化保守的迷梦。原来，在开放的世界面前，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制度是如此地专制和野蛮，其实，未能真正彻底地享受自由幸福生活的国民是极容易陷入自恋的文化愚昧的迷梦之中。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人曾经陷入新的文化迷梦之中，直到开放的中国才破除了这一迷梦。
为什么国民这么容易陷入民族的虚幻的文化迷梦之中？这是鲁迅所要解决的问题。在黑暗的时代，鲁迅的文学想象，不能正视“美丽的中国”，因为正视想象中的美丽中国，就可能放纵对不自由的专制中国的真相的认识和批判，只是在生活幸福的时刻，他才对友情和温情有过美丽的怀念。走近鲁迅，当然要理解鲁迅的人生选择。鲁迅的文学选择，其主观目的，就是要“改造国民性”，这是一个对自己的祖国爱得极其深沉的创作者的最高选择。他以为，科技不能真正救国，医学也不能真正救国，在他的时代，只有通过文学的方式唤醒人民，尽管他也知道这种力量是相当微弱的，于是，他投身到文学之中。他由医学转向文学和思想启蒙活动之中，由批判现实转向改造国民性，这种人生的选择，就包含着高贵而自由的理想，显示了经典性创作意义和价值。走近鲁迅，最重要的任务是要理解他的思想。鲁迅的思想是现实的，没有人像他那样，如此深刻地面对中国的专制现实生活，很少有人像鲁迅那样真实地估价中国专制文化传统的根深蒂固的力量。面对如此强大的专制力量，对中国国民性精神的自由想象，可能放纵对国民性弱点或专制文化传统的强大性力量的批判。所以，鲁迅不喜欢游戏的文学观，不喜欢在专制传统面前的幽默，他喜欢深刻的讽刺，毫不留情的讽刺。鲁迅的文化态度，决定了他必须与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的保守势力对抗。我们不能说鲁迅找到了改造中国的真正道路，事实上，他从来就没有对批判自身充满过乐观的希望，他批判愈力，绝望体验也就愈深重，美丽自由的中国形象，并未出现在鲁迅作品之中。
鲁迅作品的经典性价值，就在于他正视了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的真实，这种历史文化的真实写照，在前鲁迅时代是不多见的，即使像《官场现形记》和《儒林外史》中的讽刺，皆显得微不足道，因为那只是上层世界的真实痛苦，下层世界的国民痛苦而真实的生活并没有人给予真正的正视。走近鲁迅，也不可忽视其艺术的深刻表现力，因为它毕竟是以文学的方式进行战斗。鲁迅的经典性，不仅仅是生命的反抗态度，还与他自由而深刻的思想艺术有关，因为鲁迅的语言和艺术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鲁迅的艺术，不只是吸收了欧洲传统，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语言直接从中国文化传统中找到了力量，他从魏晋风骨中找到了中国思想与艺术的清峻通脱的艺术传统。他的艺术不是欧化的语言，而是民族的语言，他没有让枯涩的理性占据文学的通道。鲁迅的经典性，在思想与艺术上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更重要的，不是由于鲁迅的经典性提供了思想答案，而是由于鲁迅的经典性提出了严峻的现实的生活价值问题。鲁迅思想包含的问题，冷峻而复杂，提供了现代文学批评无限可思考的精神空间。
7.2.2孤独与绝望：启蒙的经典在艺术思维形态上的独特性
鲁迅提供了说不完的思想话语，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有关鲁迅的全面研究，是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鲁迅首先是杰出的思想者，其次才是杰出的文学家。思想探索，决定了鲁迅的文学创作的现实价值指向；诗文小说创作，成了他思想的最佳表达方式。鲁迅的小说创作具有非常独异的精神特点，这种独异性，不是由叙事话语的艺术性决定的，而是由其思维方式和话语力量决定的。事实上，鲁迅并不是非常在意创作的艺术独创性，这从他对俄苏文学形式的直接借鉴即可看出。鲁迅为了独异的思想探索，有时不太关注形式上的独创，这不但没有减弱鲁迅创作的话语力量，相反，他的叙事话语还因此超出了狭隘的文学范围，具有更加广泛而深刻的思想意义。我们之所以将鲁迅的作品视作“启蒙的经典”，这是因为他的作品以国民性批判为动力，正是从国民性批判出发，鲁迅的作品才显示出正视民族悲剧与民族痛苦的超然力量。
在鲁迅小说的现代阐释中，可以发现，当人们将鲁迅的小说放置到世界小说系统之中时，已经认识到了鲁迅小说的局限，诸如，《呐喊》、《彷徨》中的小说与俄罗斯小说的联系，鲁迅小说数量的有限和篇幅的有限。有的人，甚至据此而断言：“鲁迅不是伟大的小说家”，与此同时，人们又看到鲁迅小说的深刻独创性和典型创造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并据此断言：“鲁迅是伟大的小说家”。这两种看法，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我看来，这些观点皆偏重于静态的考察，缺乏动态的精神把握，因此，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把握鲁迅小说创作的独创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鲁迅的小说创作，既不是源自于他对想象的偏爱，也不是因为他对情感的崇尚，而是根源于他对历史与现实的理性思索。探索中国历史的悲剧，探索中国人生命的悲剧，探索中国思想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现代可能性，才是鲁迅小说创作的根本目的。理性思维，决定了鲁迅小说的创造性品质，小说创作与创作主体的思维偏向有很大关系，这一点，已逐渐为人们所重视。思维偏向，是创作主体的特殊创作取向，为什么存在思维偏向呢？这与主体的创作意志有关。
不同的作家，从不同的创作目的出发，会写出精神格调完全不同的艺术作品，主体思维是立体的思维，是共时与历时相统一的思维，正因为是立体思维，所以，创作主体的思维是创造性的思维。一般说来，作家在日常生活中，有着十分复杂而又丰富的思维体验，作家的思维体验，总是伴随着情感和情绪反应。如果情感偏向于欢乐、自由、快适，那么，主体性体验则显示出和谐、优美、抒情等精神特点。如果情感偏向于痛苦、焦虑、孤独、沉闷，那么，主体性体验则显示出黑暗、压抑、仇恨、反抗等精神特点。由于情感、情绪的复杂性，主体性体验的倾向性和偏向性也是十分明显的，创作主体倾向于表现某种精神现象，与主体的社会意识、自由意识有极大关系，因而，创作不可避免地显示出思维偏向，作家的心绪和感情与创作的思维偏向相一致。
由于鲁迅具有特殊的社会意识和自由意识，因而，他的创作，偏向于批判性思维，鲁迅小说和散文的创作，虽偏向于批判性思维，这并不排斥鲁迅也能进行欢乐性、喜剧性思维。鲁迅在《社戏》中所表现的田园诗般的意趣，显然是偏向于欢乐性思维，但是，鲁迅的创作主体精神偏向于批判性思维，此外，还可以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统一的维度来判断鲁迅的思维偏向。历时性，对于创作主体来说是历史思维体验，记忆中的一切情景纷纷拥入创作思维现实中，这种历时性思维，通常是借助共时性思维调动的。共时性思维是创作主体的当下思维，是创作主体的现实性思维，历时性思维与共时性思维构成统一，又显示出批判与讽刺意味。对现实的思维体验偏向于痛苦、忧患、焦虑，历时性思维也就必然显示出黑暗性倾向，只有理解了鲁迅小说的这种思维本性，才能真正理解鲁迅小说的创作意图和社会意义。鲁迅小说与散文的创作，之所以偏向于批判性思维，与他独特的现实生活体验有关系，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指出：“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家庭坠入困顿，年幼担负起家庭重任，过早地使鲁迅“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这是鲁迅偏向于批判性思维的童年经验。更为重要的是，鲁迅对那些愚弱的乡亲已有了十分深刻的思维偏向，他尤其关注那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角色，仇恨那些奚落和打击弱者的丑恶嘴脸。个人的童年生活经验，是鲁迅小说与散文偏向于批判性思维的直接原因，如果仅有这种童年经验，鲁迅是无法创作出杰出作品的。鲁迅偏向于批判性思维，与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之历史命运的深刻反思有关，是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前途的深重忧思。鲁迅所处的时代，是中国最黑暗，最腐败，最残酷，最软弱无能的时代，鲁迅的思维偏向，是由个人经验迁移到民族经验。鲁迅深深感到，中国社会不是某个人的痛苦，而是整个民族的痛苦。鲁迅以一双清醒的冷眼看穿了中国社会的腐败和悲剧，看破了中国专制文化的吃人本质，因此，鲁迅深刻地感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童年经验和黑暗现实，是鲁迅偏重于批判性思维的现实原因。
鲁迅小说之所以偏向于批判性思维，与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性的透视性认识有重大关系，自从鲁迅“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以来，他十分注重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和探求。鲁迅进行小说创作是比较晚的，他最关注的，还是时代思想或启蒙思想的探求。鲁迅从来不是“为文学而文学”，他创作小说并不是给人以娱乐，完全出于思想传播和人性批判以及文化透视目的。鲁迅一生始终关心中国人性的改造，始终关心中国社会的变革，因而，思想探索是鲁迅的首要任务。他的第一部杂文集《坟》，就是这种思想探索的收获，《热风》则可以视为鲁迅小说创作的思想前奏。在《呐喊》和《彷徨》中所表达的思想认识，在鲁迅的思想探索初期就比较明确。小说所表达的思想，是通过形象表达出来的，它比直接的思想本身更具表现力，更具普及性，比起杂文来，他的小说形象所显示的意义显得更深邃，更具体。从另一方面来看，鲁迅小说创作受到他的思想探索的影响，所以，小说的构思和传达就不会是无目的的，而是有清醒的现实主义目的，这就导致鲁迅小说包含着十分复杂而又深邃的思想蕴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