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相生相伴的。实践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实践也使我们的理论面临着许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从而迫使我们要对这些实践或现实作新的探索和思考。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就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科学总结的成果。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改革。改革首先从农村突破，农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了生产责任制的改革形式。经过几年的实践，邓小平及时总结经验，不失时机地把改革转到城市。由此形成了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全面改革的思想。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又阐述了改革的性质、意义、原则、步骤、范围等重要问题。以后，邓小平根据实践的发展，提出了加快改革步伐，尽快进行物价体制改革等一系列改革的思想。他还把改革看作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并多次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些观点对我国逐步明确并最终确立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到了重要作用。
可以说，邓小平关于改革的一整套系统丰富的理论都是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在十多年的实践中，邓小平还在对外开放、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精神文明建设、军队和国防建设、党的建设以及“一国两制”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理论观点、方针、政策。邓小平十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并善于从中总结、提炼。他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出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他多次举乡镇企业的例子，他说：“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邓小平主张要不断地总结经验，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总之，实践性是邓小平理论的本质特征。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造就了邓小平理论，并为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提供取之不竭的力量源泉。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问题的探索，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新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阶段，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三）实践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世纪之交，以经济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已成为新的时代主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向纵深领域推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高新科技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应对一系列关系到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如何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如何抵御种种风险，如何继续使党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等等，这一切要求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跨世纪发展的伟大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作出新的探索、创造新的理论。
在实践中发展真理，需要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江泽民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奥秘，就在于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地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程度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我们决不能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上，或者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正确的理解上，而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新问题，使思想适应发展变化的新形势。他强调我们要紧密结合国内外跨世纪形势的变化，紧密结合我国生产力的最新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的实践，紧密结合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提出的新的发展要求，紧密结合我们党员干部队伍发生的深刻变化，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强调一定要以我国跨世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运用，着眼于对马克思主义所遇到的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又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必须与时代的实践相结合，需要在实践中创新和发展；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强调世界在变化，实践在发展，需要总结实践的新经验，拓展理论的新视野，提出实践没有止境，创新无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而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是在于它在实践中能够不断创新；强调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更的先导，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我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跨世纪发展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从而在跨世纪的伟大实践中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到了发展，成为继邓小平理论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四）实践与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
发展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实践。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新世纪新阶段发展的实践中坚持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指导，准确把握新世纪发展的新趋势，深入分析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的新特征，从新世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以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又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对科学发展观作了进一步的阐述。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国内外发展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回答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为什么发展、发展什么和怎样发展的根本问题，它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今中国新世纪的时代特征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中国化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
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它源于发展的实践，是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在吸取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从新世纪我国发展全局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世纪发展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为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指明了方法。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已进入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的攻坚时期和社会矛盾频发时期。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国的发展既蕴涵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也承受着来自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约束的巨大压力；我国的发展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宝贵机遇，也面临着各种严峻挑战。对新时期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重大矛盾和问题的解决，正是科学发展观形成和发展的实践动力。科学发展观是实践的产物，其全面发展问题、协调发展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和谐发展问题，等等，都是在实践中应运而生，而且也必须在实践中才能解决。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实践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解决新世纪新阶段复杂的国际国内矛盾以及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强大理论武器，它顺应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要求，反映了我们党在实践中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反映了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上更加成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关于发展理念的重大创新。科学发展观深刻认识和把握了当代中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进入到新的历史起点这样一种基本国情的变化的新特点，深刻认识和把握了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和新挑战，深刻认识和把握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认识和把握了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深刻认识和把握了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新要求新期待，为实现我国又好又快地发展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不仅深刻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深化了对共产党发展规律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而且也丰富了党的发展理念，反映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实践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的新要求，用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完善，与时俱进地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动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动力来自多个方面，其中时代特征的变化、中国国情的演变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客观推动力。
（一）时代特征变化的客观推动
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任何理论的发展也是时代推动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自然也不例外。将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结合起来，既是时代特征作用之下的一种必然选择，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的反映和折射，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特点，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随着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形态——列宁主义得以形成和提出。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一定程度上是由时代发展和时代特征决定的。时代特征的变化，既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又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与时代特征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源泉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适应性成长的关键所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性、当代性、实践性，都要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时代特征结合起来，适应时代特征，顺应时代潮流。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客观动力。
时代特征的变化客观上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的转换。时代特征是时代性质、时代基本矛盾的折射和反映，决定了一定历史时期世界发展的走向和趋势，因而也就规定了一定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任务，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转换。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的确立及转换，与时代特征的制约密不可分。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特征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然围绕革命问题而展开，因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主体内容。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当时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毛泽东和第一代领导集体其他成员敏锐地洞察到了世界和平的曙光和发展的趋势，并在理论和实践上作出了一定的回应，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实际上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时代特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根据世界各种战略力量实力对比的消长与变化，根据世界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态势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对时代特征作出了新的判断。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然是围绕建设、改革和发展问题而展开的。时代特征的嬗变和转换，客观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由革命到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嬗变和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