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特征的发展变化客观上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容的发展变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选择的过程，时代特征成为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依据和参照。如在以战争与革命为特征的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主要任务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理论的本土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首先传播、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首先认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暴力革命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说到底是由时代特征决定的。在以和平与发展为特征的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主要任务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理论的中国化。邓小平理论之所以继承马克思主义重视生产力发展的理论，发展晚年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二重性的新思想和东方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新道路，邓小平理论之所以发展列宁的社会主义本质观、社会主义重心观、商品经济观、资本主义观、全盘改革观、可控改革观，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思想，实际上是由时代特征决定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也是时代特征作用的结果。
时代特征是变动的而不是凝固的，时代特征变化的过程及变化的速度，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长短及快慢。20世纪上半叶，由于革命力量的成长、制止战争力量的增强需要一个过程，使时代特征的嬗变相对缓慢，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相对平缓，毛泽东思想从萌芽、形成到成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时代特征嬗变的节奏加快，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也有所加快，邓小平理论尽管“始于毛，成于邓”，但其形成和发展的节奏较之毛泽东思想，还是明显要快一些。进入20世纪90年代，尽管时代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时代特征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如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发展，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以经济力、科技力、军事力、凝聚力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针对时代特征的这些变化和国内形势的发展而提出来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加速的表征。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首先要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认清世界历史发展所处的大时代，准确把握时代性质和每一发展阶段的时代特征。时代特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坐标，揭示了时代特征，也就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主要任务，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和内容。每一时代都有其需要回答和解决的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和任务实际上来源于时代提出的课题，来源于时代对于理论发展的诉求，对时代问题的回答和解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线和脉络，由此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同时，适时回答时代提出的课题，使马克思主义从时代吸收新元素、补充新养分，为马克思主义增添反映时代特征的新内容，将使马克思主义更加贴近时代、贴近现实，更加富有时代气息。
（二）中国国情演变的客观要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足点是“中国”，进而言之，是中国国情。国情有如植物生长的土壤，只有深深扎根于中国国情这一特定的土壤中，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健康成长。国情又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着的客观存在，只有始终准确把握中国发展着的、具体的国情，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发展着的、具体的国情相结合，才能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胡锦涛指出：“我们党在八十多年的奋斗历程中积累的一条根本经验，就是要不断根据发展变化着的实际情况和时代条件，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开拓党和人民事业前进的道路。”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意义，是以各个国家和民族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为依托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只有与具体国情相结合，才能转变为巨大的推动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就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基本国情的变化。揭示和准确把握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中国国情及其特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要求。毛泽东历来主张，中国革命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对国情的科学分析和认识作为共产党人的行为向导，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革命和建设问题的出发点。事实一再证明，凡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结合得好的时候，我们党的事业就发展，就胜利；反之，我们党的事业就会遭到挫折，就会失败。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列强的欺凌和压迫下，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成为贯穿近代中国百年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要解决这些矛盾的实践。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国家与革命的学说，既坚持了十月革命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提供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普遍经验，又从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的实际国情出发，走出了一条与十月革命先城市后农村不同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在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找到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正是基于对国情的正确分析，我们在社会很少受震动的情况下顺利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开始了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也形成了一系列正确的理论成果。而1957年以后，也正是由于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偏差，导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重大失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立足中国国情，准确地分析和把握时代特征，并对中国国情作出了新的科学概括，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从而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和现实起点。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邓小平科学地回答和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动力、条件、战略步骤、发展战略及布局、领导力量与依靠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成为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最重要的理论基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
世纪之交，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以及党的自身状况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给党带来了许多严峻的冲击与挑战。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世纪之交的中国国情，结合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党情的新变化，解决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并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根据新阶段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认真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
党的十七大又立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情，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把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有机整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中国的国情会不断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会随着国情的发展而不断深入。如何根据变化了的国情，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推向深入，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将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而迫切的课题。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动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有实践的动力、客观的动力，更要有精神的动力。当客观实践发生深刻变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客观基础的时候，能否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键要看中国化的主体是否具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高度自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动力是多方面的，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追求，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理论追求，对党的前途和命运的忧患意识。
（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发挥作用并得到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是万万不能的。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对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理想社会的不懈追求推动着中国共产党人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中更有力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首先信仰马克思主义。如果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的坚定信仰，是不可能坚持马克思主义，更谈不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中国化的问题。因此，如果说实践的发展变化是中国化的客观基础的话，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源泉。
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一生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毛泽东认真实践和科学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作为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最主要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毛泽东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讲“中国化”问题以前，先明确讲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立场问题，认为经典作家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并且尖锐地指出了我们党的马列主义修养还不高，这就需要学习，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毛泽东还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这说明，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化”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其前提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国际性，而不是相反。如果离开了这个基点，所谓的“中国化”，就会走入歧途。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反复强调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1986年9月，邓小平同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谈话时指出：“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就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想。
我们有理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以我们才能取得胜利。革命胜利以后搞建设，我们也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他还说：“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
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邓小平深知，不论是革命，还是建设，要取得成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不能丢，也丢不得，丢了，就会丧失根本。因此，当国内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之初，他最先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特别强调，我们的现代化事业，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坚决反对一切试图否定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人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