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是在吸取和改造几千年来人类文明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成果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没有离开世界文明的发展大道，它也没有否认自己受既定历史条件限制而具有的局限性，而是以自身特有的开放性、革命性、批判性、彻底性品质，弥补、超越了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并以开创性的实践不断地体现、遵循着开放性的发展规律。它既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又积极吸纳世界文明成果；既不断总结国内改革发展的实践经验，又积极借鉴当代世界各国发展的有益经验；既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又注重采纳思想理论界的研究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的主体内容，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但是这一理论体系没有终结，也不会停滞。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必将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伴随时代的进步、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校正偏差，不断地吸收各种有益养分。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动力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动力。社会实践在变化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暴露出新的矛盾，提出新的问题，推动着人们去进行新的探索、研究。人们在探索和研究的过程中获取解决矛盾和问题的方法，产生新的理论认识，社会也因此不断前进。“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不主张树立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而经常强调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要随时随地以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为转移，强调理论在实践中坚持和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160余年的发展历史也充分证明，只有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实践性，赋予了它根据新的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内在动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实际上就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实践主题的转换与解答，围绕着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实践主题，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形态，即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一）实践与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
毛泽东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者和伟大旗手，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非常重视实践。毛泽东强调人们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够更好地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他说：“人们必须在自己的实践中，精心地去寻找客观事物的固有的而不是自己主观地臆造出来的规律，并利用这种由客观反映到主观的规律，亦即客观真理转化为主观真理，就可以改造客观世界，实现人们的理想。否则是不可能的。”他还不止一次地指出：“事非经过不知难，每每一件小事却有丰富的内容，要从实际生活经验中才会知道。”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他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做出符合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毛泽东认为实践在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是比理论更为基础的东西，因此，他能够自觉地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需要出发去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并在这一过程中成功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理论来指导，伟大的实践必然产生伟大的理论。理论来源于实践，受实践的检验，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毛泽东思想就是对我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就是在实践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时期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长期领导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非常重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升华。正是经过毛泽东的总结和加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许多独特经验才上升成为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理论原则，毛泽东也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成功地实现了理论创新。
在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携手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包括民族的、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党内的种种矛盾，纷纷展现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这就产生了一种需要，提供了一种可能，促使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来探索中国革命的规律，思考和研究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这期间，毛泽东十分注意对中国社会实际的调查和革命规律的探索，他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些基本思想。
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一方面，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着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进行开创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斗争实践，实现了从北伐战争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的第一次历史性转变。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在实践上最先率领队伍向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地区进军。在领导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在总结“左”倾教条主义惨痛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的认识得到升华，他把农村根据地的斗争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联系起来，指出，“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这样，经过毛泽东的总结和加工，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的经验就带上了强烈的理论色彩，上升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这一理论既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的结果，也反映了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而农民又占据人口多数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也是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基础上，毛泽东对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动力、对象及其性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认识到“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条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上升成为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中国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实践使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认识到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绝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离开中国实际情况领导中国革命是不行的，离开中国实际情况的发展，固守已有的经验领导中国革命，也是不行的。在中国革命的曲折发展过程中，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极端重要性，并经过自己的实践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使中国革命起死回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吹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角。很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便成为当时中央主要领导集体的共识，后来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成为全党的基本思想，党的七大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写进了党章，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在革命的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概念，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纪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新境界，并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之后，怎样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呈现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毛泽东总结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实践经验，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毛泽东又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建设实践“第二次结合”的任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和实践的一个总结，并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和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开始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成就。但后来由于“左”的思想把这种探索引向了歧途，发生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巨大失误，致使这种“结合”未能实现。然而，这种探索所取得的成功，积累的正面经验和留下的反面教训，都为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探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过程中的第二大理论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诞生，作了实践准备。
（二）实践与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
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新时期的具体建设实践相结合，是邓小平的基本准则。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领导我国新时期建设的新的实践中，吸取了毛泽东在晚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要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着力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坚持和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其中心任务就是要解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如果说，毛泽东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领导人民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什么道路的问题；那么，邓小平则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带领人民通过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带入了初步繁荣强盛、人民过上温饱生活的小康社会，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时期的如何坚持和开拓的问题。
邓小平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离开本国的实际，离开本国的特点去照搬外国的东西，这条普遍真理就不能实现，强调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邓小平在中国新时期建设的实践中与时俱进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他不仅从马列著作中认识社会主义，而且更重要的是从现实社会实践中认识社会主义，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必须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不迷信“本本”，突破了过去社会主义的僵化模式，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新时期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所指出的，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是对邓小平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实践基础的高度概括。
邓小平理论的基本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正是围绕着这一问题的产生、思考和解决，才会有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这个基本问题的提出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以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和教训为基础和根据的。若离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新发展，就不会有这个基本问题的产生，当然也就不会有邓小平理论的创立。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的和必要的产物。
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条件下，是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发展的需要，在解决实践与理论、思想或观念之间的矛盾中产生的。当时“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严重束缚了中国人民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与创新。若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便不会有邓小平理论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