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伟大工程，需要浑厚而持久的动力支撑。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动力、客观动力有着较为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动力、精神动力的研究则显得相对薄弱。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推进既需要实践的动力，也需要理论的动力，其持久驱动力蕴含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自身之中；不仅要有客观动力，也要有精神动力。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动力
随着实践不断自觉地发展自身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性，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动力。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表现为实践性、批判性和开放性等基本特征，从而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和源泉。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出实践性
实践性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不断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从客观实际中抽引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科学，具有突出的实践性。这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决定力量，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在动力。
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科学世界观，与先前一切理论体系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产生于实践，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并以指导实践作为最终归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指导实践并不断地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性。马克思在着手建立自己的“新唯物主义”时，指出新唯物主义的功能不仅在于“解释”世界，而重要的在于“改变”世界，使现存的世界革命化，赋予“新唯物主义”实践地、革命地改造世界这一重要特征。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实践是理论发展的决定力量。客观世界的运动变化日新月异，永远没有终结，使得人类为了生存与发展而必须不断从事的各种形式的实践活动具有无限发展的特质。
与此相应，作为能动反映客观实际的先进思想和理论，马克思主义也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断开拓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新境界，进行理论上的创新。每一次理论创新，都只能解决一定条件下历史进程中的一些重大课题，不可能穷尽客观世界的一切方面和过程。客观世界如此错综复杂、丰富多彩，存在着许多特殊的过程和特殊的规律，需要人们不断地去认识、去发现，去根据新的实践、新的发展变化总结出新的理论。即使是已经揭示出的一般规律，也还要在实践中与客观现实相对照，必然随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得到扩展和深化、完善、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的修改和完善这一范例，就是他们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好说明。他们在不同时期，根据当时社会实践的发展和变化，先后为《共产党宣言》的不同版本写了七篇序言，对其中的一些地方作了补充、完善甚至修改，他们尊重事实，尊重实践，修正错误，坚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在俄国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他并没有被理论的框框所束缚，而是从变化着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在深入分析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基础上，创造性地作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个或几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科学论断，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新阶段——列宁主义，并以此为指导，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由理论、运动发展成为制度、现实；在中国，毛泽东正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固守“左”的教条主义者所照搬照抄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探索出通过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新道路，使中国革命从严重挫折中挣脱出来而取得伟大胜利；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的时代条件下，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科学。它的实践性和革命性的本质决定了它总是从实践中提出问题，为了实践而发展理论。
中国共产党正是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而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成功。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鲜明批判性
批判性推动马克思主义在自我否定中不断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批判性，它不承认有任何最终的东西和永恒的真理，公开宣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他们的理论在本质上是批判的。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在运动之中，都在变化之中，不承认有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指出所有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以及无止境地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不断过程之外，世界上什么都不存在。人类社会也是如此，我们必须用批判的眼光看世界，看客观世界运动和变化的永恒性。其次，马克思主义把对真理的认识看作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不承认所谓的“永恒真理”和“绝对真理”，认为绝对真理寓于相对真理之中，人们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必须不断适应客观世界的发展和变化，而不能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
可见，马克思主义最为可贵的精神之一就是其批判精神，这种批判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对其他各种理论、思想、学说的批判，而且是对自身的理论体系进行辩证的否定。这种辩证的否定既包括对以前错误的或过时的具体结论的放弃和修正，也包括继承者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什么是批判？从本质上说，批判的根本意义就在于扬弃、创新和发展。所谓批判，并非单纯的破坏和否定，而是一种科学精神和辩证眼光。批判的目的是建设。继承是在批判基础上的继承，是把精华和积极的内容继承下来，而不是将其彻底地抛弃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必定是批判与建构的统一，批判世界与自我批判的统一。可以说，正是这种自我批判才使得马克思主义不断得到创新和发展，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产生和发展孕育于批判之中。首先，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批判。马克思主义既奠基于19世纪欧洲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又批判地继承欧洲已有的思想成果。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与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创立过程中扬弃性理论批判的对象。其次，马克思主义发展于批判。马克思主义产生后，马克思及其后继者以特定情境的现代化实践为素材，对自身成果进行内省式批判，不断丰富、完善自己的理论，并用以指导工人运动和现代化变革。
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同样产生、发展于批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也同样因为批判而显示出极大的解释力和生命力。
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肇始。马克思主义东渐中国，并首先成为知识精英的主导话语，是与批判相伴随的。东渐的过程，包括“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两个阶段。前者出现于新文化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前，后者出现于十月革命后和新文化运动的后期。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原因，既有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强有力推动，又归因于包括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泛劳动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等各种思潮批判性的主义论争。在千帆竞起的争鸣中，马克思主义尽显物竞天择的理论气度，最终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子的理论抉择。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结晶，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双向互动，又表现出与时俱进的理论风范，与时俱进也由此被许多中国学者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实质。这种定位，既有合理内核，又有明显的不充分性。因为，与时俱进所体现的，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在进行时的运行状态或已经完成时的实存样态，并没有揭示“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症结。
如何与时俱进？历史表明，批判使然。在中国现代化史上，凡是实践上出现重大失误、理论上经不住检验或因奉行“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而丧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归根结底都与批判精神的缺失密切相关。
因此，用“成也批判，衰也批判”来表达，也并不为过。如果偏离了基于时代的批判精神，也就无法客观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和教训。
中国共产党正是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性品质，根据中国具体实践，自觉放弃和修正一些不符合中国实际的思想和做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进行理论创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于时代的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实质，也贯穿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之始终。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开放性
任何科学理论都具有开放性品格。所谓开放性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它随着研究对象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吐故纳新，扬弃过时的部分，生发新的内容。二是指一种科学理论吸收其他学科或学派的研究方法和有益成果，使自身在保持独特内容与风格的同时得到完善和发展。正如中国古语所言：山不辞微尘，所以成其高；海不绝细流，所以成其深。
开放性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吸收世界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成果中不断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吸纳人类文明成果的思想体系，具有高度的开放性，这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提供了另一个强大动力，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在动力。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是一个科学的开放的体系。这一点在马克思本人在构建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马克思在吸收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全面进行理论创新，他对于当时西方哲学的整合不是一种简单的堆砌和拼凑，而是通过历史的、辩证的和价值的三个层面来理解的。因而也就有了现在我们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三大构成部分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经典作家的开放态度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放性，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势。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拒绝任何有科学价值的理论和学说，自觉吸取和改造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成果，所以它是实现了人类认识史上划时代变革的理论体系，是一切科学思想的结晶，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成为人类文明成果中最耀眼的明珠。同时，马克思主义绝不认为自己已经一劳永逸地结束了人类对真理的追求，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为人们开辟了通向客观真理的道路。因此，随着人类对自然、社会历史和人的思维本身的认识日益深化，并且在新的探索中取得新突破，提出新的学说、思想、理论和观念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就必然要研究这些新变化、新思潮，吸收与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新的文明成果，在坚持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前提下，利用它们继续科学的开拓和真理的探索。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不自诩自己的理论是绝对的永恒真理体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探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总结和概括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命题——实事求是，并且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作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把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精髓和活的灵魂，并且强调要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必须解放思想，从而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有机地统一起来。江泽民强调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强调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极端重要性，要求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谱写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篇章，要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胡锦涛运用“求真务实”原则，整合“实事求是”中关于从实际出发、把握规律性、理论联系实际、重在解决问题等一系列科学内涵，使我们坚持党的思想路线有了更高的时代性、规范性、系统性和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