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建设理论在中国具体化、时代化，使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社会和谐的最高价值取向在当代中国的实践运动中获得了实现和发展的现实路径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是人类长期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把社会和谐作为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取向，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没有明确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主张，因为“和谐”是一种状态，而不是社会形态。但是，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未来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那一段表述中，充分体现了社会和谐状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世纪新阶段，立足现实，面向长远，为实现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胡锦涛同志还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条标准，以便有所遵循，即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我们党把社会和谐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高度，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高度，赋予了和谐社会以特殊的科学内涵和特殊的战略意义。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使我们党在初步解决了依托市场经济推进经济建设这一“经济发展”重大任务的同时，对“社会发展”这个重大范畴的认识更加科学化和具体化，从而使社会和谐的价值取向在当代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中获得了实现和发展的现实路径。当然，高度的社会和谐，只有共产主义时代才能实现，但我们必须在现阶段就把社会和谐作为崇高理想并为之不懈奋斗。
11.社会主义执政党建设论创造性地回答了在执政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使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实践运动中获得了自身实现和发展的坚强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地位的确立，是人民的选择，是历史形成的。要坚持和发挥好党的领导作用，关键是搞好党的建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建设取得了重大成绩，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理论。这个理论，以“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为主题，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实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目的是使我们党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下长期执政。
中国共产党在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对工人阶级政党在执政条件下的功能、目标任务、活动方式、党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等方面作出了清醒的科学的判断和定位，强调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既从理论方面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建党学说，又从实践方面使科学社会主义建党学说在中国共产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得以时代化、民族化。
12.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理论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时代和世界发展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途径，使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实践运动中获得了自身实现和发展的最优化道路
实现和平发展，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愿望和不懈追求。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地走上了一条与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适应的和平发展道路。和平、发展、开放、合作、和谐、共赢是我们的主张、我们的理念、我们的原则、我们的追求。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是要把中国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中国对内坚持和谐发展，对外坚持和平发展，这两个方面是密切联系、有机统一的整体，都有利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同以和平和发展为世界主题的时代特征以及我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的产物。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只有争取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中国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正在走出一条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新路，使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实践运动中实现社会主义国家与和平国际环境的良性互动。
上述十二个方面，就是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对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历史难题的总体解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此外，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的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一国两制”与祖国和平统一理论、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理论等在理论创新和理论发展上也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要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反复过程才能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长期过程。恩格斯说：“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藏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人们的认识都是相对的，实践无止境，创新无止境，千万不能把目前获得的理论认识绝对化、凝固化，只有不断地探索和追求，才能使这一命题显示出越来越丰富的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发展开放的理论体系，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也必将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解答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两大主题，毛泽东思想回答的主要是革命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回答的主要是建设、发展和改革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邓小平曾经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其一，作为同属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为解决各自面临的重要历史课题应运而生的。这些历史课题是前后相继的，相应破解课题的理论也是环环相扣的。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角度讲，没有第一次革命的成功，就不会有第二次革命。从近现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条件看，革命是发展和改革的逻辑前提，发展和改革是革命的逻辑延伸。其二，尽管毛泽东思想是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主要在于解决革命问题。但毛泽东思想不仅是革命的理论，也包含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把现代化建设提上日程，在如何实现现代化上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他领导全党为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作出了重要成就。这一探索奠定了毛泽东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开拓者的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遵循毛泽东开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中产生的，吸取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成果和教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的转变中，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以革命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主要体现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观察世界，解决问题，并将其转化为解决发展问题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共产主义奋斗目标，并将其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坚持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并将其转化为公有制在多种经济形式中占主体地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并将其转变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民主法治国家；坚持以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并使之服务于发展问题的解决；在我国社会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在思考和探索如何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方向问题上，提出一系列超越前人、启迪后人的思想和预见，对于我们排除种种干扰、继续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