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没有什么问题能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样具有深远意义和长久魅力。马克思主义自从作为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以来，就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其中国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本身的提出及其在现实中的展开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内涵也在最初论述的基础上不断得到延伸、丰富和发展，当下意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疑已有着多重含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演进轨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是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概括出来的。这一命题的提出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多年探索和思考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探索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从提出到现实的展开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史演变过程。毛泽东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但是党的七大之后，在党的重要文献以及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讲话和所写的文章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曾一度消失，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也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成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在学术研究中重新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并兴起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热潮。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重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反复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弄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来龙去脉及其科学内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项基础工程。
（一）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问题的初步认识
马克思主义原本是一种西方思潮，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马克思主义创立之时，资本主义已经经过三百多年的历史发展，实现了大机器生产和工业化。正是在那样一种社会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了人类先进思想的积极成果，创立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根据这种历史观，他们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以及整个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时候，却面对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历史情况。当时的中国还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经济文化十分落后，正在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践踏和蹂躏。近代以来，为了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缩短与资本主义之间在社会发展程度上长达数百年的历史差距，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西方引进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和政治理论，企图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却发现此路不通。在这种情况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之间存在着历史差距，它没有也不可能为中国革命提供现成的答案。中国共产党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革命的思想武器来接受的。党的最早的一批领导人无不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从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开始，就十分注意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具体问题。早在“五四”时期李大钊在同胡适论争时就曾指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哪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他的实境。”恽代英也指出：要“寻求一个适合国情，而又合于共产主义的方针来”。当时也有共产党人在《新青年》杂志上撰文明确提出了“把社会主义的本身下一番切实的研究功夫”，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底现状连起来研究一下”的任务。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涉及了必须按照中国的特点来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谈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问题。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建党初期，即党的一大前后，并没有立即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相反，由于缺乏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党的纲领和决议都带有强烈的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相关原理的色彩。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提出在中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在无形中表现为一种照搬十月革命的具体经验的倾向。
当时党的决议规定：“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但是，党的一大以后，党在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不仅对中国社会具体情况的了解加深了，而且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的认识也加深了。1922年1月《先驱》创刊号就直接表达了探索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意向，其发刊词提出，“本刊的第一任务是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在事实上开始努力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了。正因如此，党的二大不仅坚持把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纲领，而且还提出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是：“（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这已经初步揭示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良好开端。之后，针对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党的三大决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与国民党开展合作。
国共合作以后，由于参加革命的阶级成分十分广泛，革命形势变得异常复杂起来，为了适应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党的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虽然由于“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还不可能真正地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但是他们一直都坚持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这为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认识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前奏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内一度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用现成公式来裁剪中国革命实际的教条主义错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同教条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坚持不懈地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败以后率领队伍向井冈山进军，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在总结革命根据地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对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作出了初步的论证。
这些工作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怎样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这个新的课题，但是，人们的认识并不是那样容易取得一致的。党内也经常围绕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发生各种争论，争论的问题主要“就是从乡村到城市，还是从城市到乡村，争得一塌糊涂”。这些争论不仅严重地妨碍着全党思想的统一，也极大地约束了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在对这些争论进行反复思考的过程中，毛泽东敏锐地发现这些争论其实就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教条主义思想路线的斗争。因此，要统一全党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认识，首先就必须努力改造党内那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不良风气，在全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为此作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1929年红四军在福建古田召开党的九大，毛泽东在他起草的决议中，提出了如何纠正主观主义的问题。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毛泽东提出要教育党员用马列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二是告诫党员同志坚持调查研究，要求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这里，毛泽东已经初步涉及了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1930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尖锐地批评了唯上、唯书的思想，首次划清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的界限，从理论与实践、实际关系的角度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这篇文章又进一步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论断和“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这些话都是有针对性的，闪烁着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和坚持独立自主的思想光辉，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原则已经基本确立了，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之为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先导。
但是，由于当时全党还没有中国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这一思想原则还不能够完全为全党所接受，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又能够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原因。这种状况一直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以后才有了根本的改变。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明确提出
遵义会议第一次独立自主地决定了我们党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一个新起点。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共产国际领导方式的转变也从外部环境上为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可能。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作出了关于今后“要在决定任务问题时，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出发，而且一般说来，要避免直接干涉各党的内部组织的事务”以及“要避免机械地把一个国家的经验套用到另一个国家，避免用一成不变的方法和笼统公式去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决定。鉴于中国共产党刚刚遭受过一次“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正在反思之中，而当时共产国际的威望仍处于高峰期，因而共产国际七大关于改变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决定对中国共产党所起到的思想解放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这种影响和作用，随后在中共的会议和领导人的言论中明显地表现出来。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尖锐地批评了党内“关门主义”不会把马列主义“活泼地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环境中去”，而把马列主义变成死的教条。1936年3月，张闻天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中提出，要将共产国际决议“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已实际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从1936年冬至1937年夏先后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两篇著作，一讲战争，一讲哲学，而主旨都是反对理论脱离实际、照搬书本和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193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告全党同志书特别强调：由于“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与变化多端性”，“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的原则必须使之具体化，成为具体行动的指南针”，中国共产党能否做到这一点，“将决定此次大革命能否胜利的命运”。
不难看出，共产国际七大后，在中共文献中出现的“民族化”、“具体化”的提法，已经与“中国化”的概念非常接近了。
1937年11月王明回国后继续执行教条主义路线，使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直接提上了议事日程。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看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弱小，中国的抗战要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王明以此为依据，在12月9—14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虽然也讲到了坚持抗战、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正确意见，但他报告的重点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强调要“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在当时的条件下实际上就是要共产党去服从国民党。由于王明说他的报告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这就使得许多与会者产生盲目的信赖，一时不能明辨是非。许多人根据王明提出的很多错误的或片面的观点，检查总结过去统一战线工作的得失，承认有“狭隘观念”和“不策略”的地方。已经实行多时又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一遇到王明所传达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所谓“指示”就又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产生反复，这说明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观念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仍然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