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党的整个工作的大局，是在执行符合中国情况的正确路线的毛泽东等人掌握之中。为了克服各种“左”、右倾错误思想倾向对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干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已经是迫在眉睫了。曲折的进程、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中国共产党更清晰地懂得了应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对待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外国的经验。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并得到了其他领导人的赞同。
毛泽东在10月14日《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进入更加自觉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新阶段。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到党的七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在以往多年奋斗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毛泽东相继发出号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共产党也要像列宁、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那样来工作；要按照“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的同样精神，“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等，都在革命斗争和理论建设的实践中得到贯彻。与此同时，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张如心、艾思奇、邓拓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也多次进行过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在党内广泛运用，其含义也在逐步扩展和深化。
它的丰硕成果的集中表现，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建立。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历史的总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也产生了广泛的认同，并决定把它确立为中国革命的旗帜。1943年，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概念。他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接着，中央其他领导人也从不同角度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阐述，指出它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指导中国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1945年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则更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他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刘少奇的这个定义，指出了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关系。刘少奇的报告，是党的文献和领导人著作中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最频繁的一篇。
它以与伟大事业本身相匹敌的理论高度，出色地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总结。它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提供了此后界定毛泽东思想的范例。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被写入中共七大党章，则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成为全党的共识。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的一度放弃
查阅毛泽东著作和有关材料可以发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除在很少场合继续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外，更多的是使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或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或具体实践）相结合（或之统一）”这样的提法。这一提法正式提出于1939年10月的《枙共产党人枛发刊词》，重申于1940年年初的《新民主主义论》，此后一直沿用下来，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外国经验问题上的标准用语。“中国化”和“相结合”两者有何区别呢？
著名学者龚育之在一篇文章中说：前者“是在语言上更加简洁通俗的表述”，后者“则是在学理上更加精确细致的表述”。“两种表述的含义是完全一致的”。这种解释是恰当的。
尽管此后毛泽东一般不再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但由于它已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得到确认，并且言简意赅、通俗明了，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相结合”的提法一样，仍经常出现在会议、报纸、刊物之上。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两种提法，是同时广泛使用的。
这种情况到七大以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发生变化。编辑《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亲笔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论新阶段》报告的第七部分）一文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此后大致30年中，几乎所有著作、文件、报刊文章等，都不再出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字样，而统一采用“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提法。
毛泽东和我们党为什么会改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呢？对于这个问题，很多学者作过考证，基本上都倾向于认为主要是因为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斯大林不同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全面审视当时我们党面临的客观形势与主观认识，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党的七大后不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的原因。
一是迫于苏联的压力。苏联共产党赞成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持保留态度。
因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都没有讲过马克思主义要民族化、俄国化，没有讲过马克思主义要与本国的历史、文化相结合。1948年6月28日共产党情报局作出了一项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谴责南共领导人的所谓民族主义，反苏和亲资本主义的倾向。毛泽东和中共对来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变化一向十分关注，共产党情报局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谴责，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的警惕，中共必须小心谨慎，稍有差错，“民族主义”的大帽子就会被戴到毛泽东和中共的头上。1948年下半年，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已经是“曙光在前头”，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这也意味着中共将面临依靠苏联的帮助，为避免苏联方面发生误解，中共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也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的表达形态——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案例是，1960年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苏共中央送交了一封给中共中央的长篇《答复信》，信中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和指责，其中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指名道姓地批评刘少奇在中共七大报告中大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提法就是搞民族主义。二是缘于党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上的历史局限。无论是查阅党内领导人的讲话或是党内的重要文件，都可以发现20世纪90年代之前党内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既然“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两个提法已经在党内、国内的意识形态中站稳了脚跟，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让提也罢。
在一段时期内不再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并不意味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放弃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
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毛泽东一般的不再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但他还是反复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不仅如此，他还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实际提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问题。
1956年4月4日，他在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时指出：“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两党争论时，毛泽东也曾经重新提到过，并明确地把它同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统一起来。他指出：“对马列主义中国化，他们也反对，我们无非是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这是一个树干和枝叶的关系，有什么好反对呢！”这些史实说明，尽管在一段时期内毛泽东和我们党不再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但毛泽东和我们党并不认为这一提法有什么错误，相反他们一直在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不懈努力。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重提
从已发表的邓小平著作看，新中国成立后，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一直没有用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但是，他也一直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明确提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领导我们党坚定不移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作出新的论断，在这一过程中他领导我们党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正是在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过程中，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的启示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通俗并更带有中国特色的概念，被理论界在学术研究中重新使用，并广泛传播开来。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主要是时代的主题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面对新时期出现的新问题，不仅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问题凸现出来，而且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问题也凸现出来。江泽民在领导我们党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也一直强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同时代和世界形势的新发展、新变化紧密结合起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他不仅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且还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代和世界形势的新发展、新变化相结合。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别在党的十五大、十六大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以后，学术界更掀起了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高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开始频繁出现于学术研究、党的文件和党的领导人的讲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