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在理论上不断升华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性工作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方法和精神，聚焦丰富多彩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在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的具体过程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把中国经验提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科学理论体系。发展马克思主义就需要扎根中国实践，不断总结经验，并使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
在革命年代，毛泽东曾率先自觉“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这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怎样进行阶级划分》等光辉著作的理论创造。通过理论结合实践，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理论进行了发展，创造了《矛盾论》和《实践论》这样的哲学经典。理论和实践的历史发展逻辑证明，要真正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邓小平也特别强调：“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本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决心，邓小平创造性地解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形成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核心，涵括社会主义本质、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领导核心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多个方面内容的完整科学体系，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开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江泽民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创造精神，善于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不断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吸取营养，不断丰富和发展理论，使理论更好地指导我们的工作。”正是这种敢于进行创新的理论勇气，江泽民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党的建设的基本问题，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党的十七大概括的“十个结合”进行了进一步阐发，其中第一个结合即是“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指导”。科学发展观正是这种“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六）在两条战线斗争和反对各种错误倾向中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紧密相伴的，党的历史发展过程深深影响和规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过程。党的历史不是一帆风顺、笔直又笔直的，而是经历了失败与挫折、错误与曲折的。党在与国内外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还要与党内的各种错误倾向进行斗争，在战胜和克服这些错误倾向中把党的事业推向前进。党内错误倾向在理论上集中表现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导致了“左”或右的思想以及政策。每当战胜和克服了“左”或右的错误倾向，作出了科学的经验总结，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也就同时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进展和飞跃。
两条战线斗争，是指党在两个方向上开展反错误倾向的斗争。反对右倾错误的斗争是一条战线，反对“左”倾错误的斗争又是一条战线，既反右，又反“左”就是两条战线斗争。毛泽东指出：“我们党内不但有喜欢‘左’的，也有不少喜欢右的，或者中间偏右，都是不好的。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左”是指思想和行动超越时间和条件的现实可能性而盲目冒进，右是指思想和行动落后于时间和条件的现实可能性。
我们党在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近90年的历史中，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成果。尽管党的历史方位不同，理论创新的历史条件不同，但这些理论成果都是在与错误倾向进行斗争、克服错误倾向干扰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
毛泽东思想是在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
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我们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表现为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统治，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使党多次经受严重失败的痛苦考验。毛泽东思想正是在同这些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起初，在大革命时期，在反对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正确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同盟军问题。在反对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中，确立了中国革命的政治、军事、组织路线，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民主革命新道路。在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斗争中，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邓小平理论也是在既反“左”，又反右中形成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成果，其中就包括总结从1956年到1966年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的历史经验，包括总结“文革”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的历史经验，也包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直到反对“左”和右的错误倾向的经验。1975年邓小平主持党、国家和军队日常工作时，就与“四人帮”及其极左错误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既表现了邓小平敢于冲破“文革”禁区的胆略，也反映了邓小平反对极左的明确的思想指导。粉碎“四人帮”后，正是在反对和批判“两个凡是”的斗争中，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依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方针，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正是由于突破了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错误观念，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搞清楚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课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同样是在排除“左”与右的干扰中形成和发展的。江泽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强调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品质是与时俱进，强调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他强调要在思想认识上注意克服来自两方面的干扰。我们既不能抱着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不放，看不到其弊病和改革的必要性，也不能照搬照抄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而应在总结我们搞计划经济的经验教训和借鉴西方国家搞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开拓出一条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路来。在政治建设上，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着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这是30年改革开放经验的深刻总结，也表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毫不动摇地排除来自各个方面的错误倾向和干扰，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既不会退回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七）中华优秀儿女不断探索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性工作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具体实践，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中华民族重新崛起、实现中华民族繁荣富强。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华优秀儿女不断探索中华民族重新崛起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固然具有真理的属性，它是真实地反映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共同本质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是什么“为真理而探求真理”的纯科学认识活动，它是为解决中华民族重新崛起、实现中华民族繁荣富强这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的历史任务而进行的理论探索。不管是新中国成立之前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的中国人民，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巨大热情投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人民，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绝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兴趣，而是解决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祖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重大问题，甚至是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时一种历史的和必然的选择：是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探求中华民族重新以强大、富足、人民生活幸福等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真理。
真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是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是为中华民族重新崛起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仁人志士。毛泽东自少年时就自觉地树立起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奋斗的雄心壮志，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德怀等老一辈革命家，无一不是从年轻时起即树立为中华复兴而奋斗的壮志。方志敏、夏明翰、江姐等无数革命先烈，坚信“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不惜牺牲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从这个意义上看，毛泽东思想是中华儿女为中华崛起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成功的探索。在革命年代，革命是为了扫除实现现代化的制度障碍，革命的过程中也有现代化建设。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在建设和改革时代，正如江泽民所讲的：“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又使中国人民富裕起来了。可以说，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中国发展和改革的实践，不断改造中国人的主观世界和中国社会的客观世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是最终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