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要实现中国化，同时要求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要根据不同时代的发展要求和实践任务，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创造性诠释、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找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根本点，实现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符合中国实际的有机融合，产生历史效果，成为能解决中国问题、中国矛盾的科学理论，成为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又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思想路线、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政策、方针和各领域的制度与具体体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艰难复杂的过程，能够做到科学解读和诠释马克思主义，也绝非易事。以至于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还在强调：“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30年来，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归结起来就是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把“三个基本问题”拓展为“四个基本问题”，这表明不断深入理解、科学解读和诠释马克思主义是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过程的。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实际以及中国实际的发展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而每一个时代也都有其实践主题、中心任务、主要矛盾，因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始终存在一个“返本探真求是”的过程，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根本点也同样始终存在一个“分析判断选择”的过程。
（二）不断深入理解和逐步把握中国国情的过程
弄清楚什么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准确把握中国的基本国情，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根本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性工作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原理、方法、精神具体分析中国国情。没有对中国国情，包括对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尤其对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矛盾、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总体把握和具体分析，就不可能找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基本问题、根本问题、核心问题、迫切问题、难点问题，就无法形成正确的适合各个时代实践要求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毛泽东是做这项基础性工作的光辉典范。毛泽东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亲自阅读中国古代典籍，对古代的“实事”有了较为系统的把握和透彻的了解；通过亲自考察中国城市和农村，对中国特别是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风俗的“实事”和近代中国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实事”有了全面的把握和深刻的认识；通过亲自参加艰苦复杂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事”也有了总体的把握和独特的理解。《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分析》是最早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唯物史观理论分析中国问题、重新认识中国问题的文章。翻开《毛泽东文集》和《毛泽东选集》，贯穿始终的是对“中国首要问题和基本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是对中国独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道路探索。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道路的探索之所以取得成功，说到底就是源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科学分析中国最大的实际，指出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始终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准确把握时代精神脉搏和实践主题，制定体现不同时代实践要求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制度规划，在发展中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自主创新型国家建设、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等一系列新理念和新思路，无不奠基于对中国国情的具体分析和宏观把握。
（三）不断孕育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理论体系本身的形成和发展来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断地“生成”和“发展”的永无止境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一个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由哪个人或哪些人在某个年代通过一次性努力完成的。从历史上看，近代以来出现的“西学东渐”本身就是一个过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并不是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下子就完整准确地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实现中国化是许多中华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努力奋斗，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融合并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直到今天这一过程也远未结束，而是在新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和提升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生根、开花、结果是一个过程。其间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艰难曲折，甚至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马克思主义在最初传入中国时，并不像今天这样在我国社会和意识形态中占据统治地位，而是与西方其他各种先进的和落后的思想、学说一并传入的。它之所以后来在我国各种理论和学说中独占鳌头，成为指导我们党的思想的理论基础，是经过理论上真理与谬误的反复较量和斗争，实践上革命力量与反动力量的殊死斗争而逐渐地实现的。
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上的发展更经历了一个艰苦的探索过程。
无论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还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都是经过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的巨大代价和理论上苦苦求索之后，才逐渐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生根、开花和结果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探索过程，那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更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因为这是一个结合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实际创造性地发展、推进、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活动，这种活动更富有原创性，因而也更加艰难。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经过几十年的革命战争和土地革命，在付出巨大牺牲的基础上实现的；邓小平理论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巨大困难和挫折，出现十年内乱，从而使我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时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则是我们党在新世纪面对新形势，创造性地研究和解决加强党的建设、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问题时提出来的。这一切，都经历了一个艰苦的探索和创造性过程。不理解这一过程的艰巨性、长期性、复杂性和创新性，就不会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蕴意及其重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
（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科学及哲学思想相融合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理论渊源或思想来源上看，既不是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完全“另起炉灶”、凭空创造的全新理论活动，而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与优秀哲学思想等融会贯通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正是在于他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包括爱国主义精神、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注重实践和知行合一等，创造性地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从而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邓小平之所以能把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正在于他秉承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强调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其中内在地包含着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也正是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改造和提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相结合的过程。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便是以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为基础而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样经历了这一过程。无论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还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都注重吸收了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成果，从而创立了自己的科学理论体系。这通过毛泽东思想中论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有关论断、邓小平理论中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我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等科学论断以及科学发展观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中明显地表现出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哲学优秀成果相结合的过程。无论是中国普通知识分子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都注重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哲学成果，包括西方哲学优秀成果和中国哲学优秀成果。用列宁的话说，只有用全部人类文明成果武装头脑，才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需要我们辩证地吸收全人类优秀哲学思想精华，包括西方哲学中的优秀成果，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许多合理思想，这对于我们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国家领导人正是在这方面高人一筹，才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秀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