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读者的心目中，《列宁在一九一八年》、《西行漫记》等作品迄今依然记忆犹新。这些作品的译者，便是集革命活动与文学活动于一身的林淡秋先生。他所翻译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的新生》和合译的《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和《华北前线》等，也曾广为流传，对于“孤岛”和国统区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线，了解根据地和八路军的战斗生活，都起过很大的作用。
第一节 林淡秋的翻译活动
林淡秋（1906-1981），原名林泽荣，笔名林彬、应冰子、应服群、肖颂明，三门县蒲西乡小蒲村人。
1922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后转入上海大学攻读英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大学被封闭，与柔石等在宁海中学义务教书。1928年初南下广州，以中山大学旁听生名义，在中山大学图书馆阅读五四以来新文学着作。半年后返回，进上海艺术大学英文系。当年冬，因支持德租界电车工人罢工，被羁押周余。获释后，至新加坡华侨中学任教，兼该校图书部主任。1930年春回上海，与柔石等同为革命奔波，从事文学活动。
1931年，林淡秋翻译的挪威作家包以尔的长篇小说《大饥饿》（中华书局，1931）得以出版，书前所撰写的“译序”对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介绍。
1933年，他翻译的苏联作家潘菲洛夫所着的长篇小说《布罗斯基》（正午书局，1933；华夏书店，1947）得以出版。同时，自1933年起，林淡秋开始发表小说、散文与评论。同年，参加中共领导的社会科学者联盟。1935年，他由“社联”转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任“左联”常务委员、组织部长。1936年春，由胡乔木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左联时期，他的文学生涯，主要是翻译欧洲进步文学和苏联小说。从1935年翻译出版美国作家卡奔德所着《智利与阿根廷》
（商务印书馆）起，短短几年间，他坚持不懈，努力翻译进步文学作品，其中主要的译着有挪威作家包以尔的长篇小说《大饥饿》（中华书局，1936）、英国作家韦尔斯的《韦尔斯自传》（光明书局，1936）、英国作家勃脱兰的报告文学《中国的新生》（文缘出版社，1939）和《华北前线》（文缘出版社，1939）、苏联作家兹拉托戈洛瓦等着的苏联长篇电影小说《列宁在一九一八年》（读书生活出版社，1939），此外还有《丹麦短篇小说选》（商务印书馆，1937）等译着，收有《牧羊姑娘和扫烟囱的青年》、《皇家之客》、《阴山》等短篇小说。
1937年“七七”事变不久，他翻译、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在西班牙前线》。翻译这部书的目的在于，以异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精神，激励中国读者的抗日热忱。
抗日战争爆发后，林淡秋和少部分党内外作家转入“租界”，坚持斗争。他先是与梅益、杨帆等创办《上海人报》。不久，在夏衍创办的《译报》做编译工作，创办《新中国文艺》、《奔流》等刊物，与于伶、满涛等主编《文学与戏剧》。1938年秋，还与梅益、戴平万、杨帆等编辑百万字的群众性报告文学集《上海一日》。
1942年春，奉命转移至新四军根据地与游击区，先后任《知识青年》主编、《滨海报》社长与《苏中报》、《抗敌报》的总编辑。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时代日报》任主编，兼管副刊《新文学》。与此同时，他又开始从事文学翻译工作。
上海解放后，林淡秋历任《解放日报》编委兼驻京办事处主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文艺部主任。出版小说集《散荒》、随笔集《业余漫笔》。1958年以后，他先后担任杭州大学副校长、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浙江省文联党组书记、浙江省文联主席等职，为杭州大学（浙江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以及浙江省的文化事业的发展，也同样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第二节 林淡秋与苏联及东北欧文学
林淡秋的翻译成就主要是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完成的，而且较为集中在苏联文学以及东北欧文学翻译方面。因为就我国当时的社会政治局面而言，苏联与东北欧文学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林淡秋所翻译的苏联和东北欧的文学作品，成就非常突出。他所翻译的东北欧文学作品，包括《丹麦短篇小说选》、挪威作家包以尔的《大饥饿》等；他所翻译的苏联的文学作品，包括潘菲洛夫所着的长篇小说《布罗斯基》（正午书局，1933）、罗曼诺夫的长篇小说《一个妇人的信》（光明书局，1934）、罗蒂洛夫的长篇小说《巧克力》（熔炉书屋，1936）、兹拉托戈洛瓦等着的苏联长篇电影小说《列宁在一九一八年》（读书生活出版社，1939）、卡达耶夫所着的长篇小说《时间呀，前进！》（新知书店，1943）等多种。
首先，他所选择翻译的作品，大多以思想性取胜，富有教育意义。如挪威作家约翰·包以尔1916年写的长篇小说《大饥饿》，便表现了挪威作家所特有的“挪威文学的共同精神，在于热烈地攻击现实社会一切传统的衣钵”。（《〈大饥饿〉译者序》）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穷铁匠，在生活的磨难中，他受尽了一次次的打击，但他“却不因此而厌世，依然坚忍不拔地活下去，依然和命运相决斗”。（《〈大饥饿〉译者序》）这充分说明，“人类伟大的根芽终不因此而消灭”。（《〈大饥饿〉译者序》）这部小说之所以感染着读者，就是因为这种毫不气馁的精神，尽管处于困境，尽管暂时受到盲目的命运的捉弄，但是，我们心中依然有着能够发扬光大的一丝火星：我的朋友，我渐渐地领悟了依然还有一点东西存留着的。
我的内部还有一点不能屈服的小小的火星，它开始独自闪耀起来……我仿佛被领回初生的时候去，一种永生的意在我的内心浮涌起来，说道：让这儿亮着吧！就是这种意志在我的内心渐渐长成了，使我坚强起来。
我明白了盲目的命运怎样可以剥削我们的一切，扫夺我们的一切，然而毕竟还有一点东西留在我们的内部，这种东西，天地间没有什么可以剥夺得了的。我们的躯体是要死亡的，我们的灵魂是要消灭的，然而我们的内部还留省一点火星，它是谐和的永生的根芽，也是世界和上帝共通的光辉。
那时我知道了自己在最得意时代所渴求的，不是学问，不是荣誉，不是财富，也不是想做牧师或机器的大创造家，都不是，朋友，却是要建造一所神庙，不是那种祷告用的礼拜堂，也不是供忏悔用的罪人诉泣用的教堂，而是一所伟大的人类精神的庙堂，在这里，我们可在一首圣歌中高举我们的灵魂，作为献给上帝的礼物。其次，林淡秋深知“洋为中用”的道理，他所选译的作品，大多能对我国读者产生深刻的启迪意义。如长篇小说《大饥饿》中所展现的社会现实，不只是作者所描写的欧战时期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而且就当时的中国而言，也有现实的意义和活跃的生命力。“小说作者在书中所表现的跟现实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对于正在苦难中斗争的中国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无疑都是有鼓舞作用的。”再如苏联作家卡达耶夫所着的长篇小说《时间呀，前进！》是苏联20世纪30年代初的作品，描写的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如何在乌拉尔草原上建造一个钢铁基地。这在我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以后，如何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重建我们的家园，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对于我国50年代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也起着一种“预言”和“预演”的作用。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一个30多岁的工程师，他一心扑在工作上，和工人们一起，经常牢记斯大林的教导：“人们有时间：不能稍微放慢速度，延缓进展吗？不，不能。
同志们！……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是要挨打的。”这种明晓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从而与时间赛跑的精神，对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已经取得抗战胜利的中国人民来说，其启迪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最后，林淡秋的译文，准确流畅，无论是陈述事实还是景色描写，都显得字句洗练，既保持了原文的风采，又容易为普通的人民大众所接受和喜爱。如景色描写：月亮升起来了。繁星灿烂地闪亮。雪是苍白的。伏尔加河是一片荒凉。它是黑暗的，依旧靠在古老的大礼拜堂旁边。
霜浓且脆，在脚下嚓喇作响。再如《时间呀，前进！》中关于时间在疾驰而去，一切都在迅速变化的陈述：无论你到哪儿去，都不可能一直走，总得东弯西拐，大兜圈子。这里没有老路。……昨天开拓出来的小路，今天就走不通了。昨天有土堆隆起的地方，今天却是一个坑了，昨天还是一个坑的地方，今天又有砖墙打那儿穿过去了。然而，正是这些朴素的语言，蕴涵着深刻的哲理。林淡秋的译文以真切的、简洁的、规范的然而又富有活力的笔触，传达着原文所具有的深刻的思想内涵以及与此相一致的特有的感人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