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读者的心目中，《牛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斯巴达克斯》等一些歌颂英雄主义精神、塑造英雄典型形象的外国文学作品，具有特殊的教育意义，激励了一个时代的人们的心灵。将这些富有重要教育意义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的译者，便是李民先生。
第一节 李民的翻译活动李民（1919-1991），男，原名李名恺，又名李星，浙江镇海人，出生于大横河（今属宁波北仑区）的一个书香门第。其父李卿（1891-1945），是崇尚革新的爱国人士，民国早期宪政运动者，“教育救国”运动者。1932年，李民就读于宁波效实中学，曾被选为校刊《效实学生》主编。1935年，他在校刊上发表了他的处女译作《归乎》（保加利亚作家伐佐夫的反战小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参加抗日救亡活动，随其兄李侠民参加“横河乡抗日救亡工作团”，表演抗日戏剧、歌曲。高中毕业后，李民回到家乡担任小学教师，并先后担任小学校长、教务主任等职。1942年5月，他奔赴苏皖边区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并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四分校学习。毕业后，他到洪泽湖畔的县立淮宝中学任教。1946年，他考入上海沪江大学外文系，在校期间，翻译了英国女作家罗林斯的长篇小说《鹿童泪》，两年后，他开始翻译苏联儿童文学作品。抗美援朝时随军赴朝，在彭德怀元帅身边当翻译。自1953年起，历任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上海编译所、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编译所、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译所等单位编译，浙江黄岩县中外语教师，以及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市政协委员等职。
李民的文学翻译成就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他第一个方面的成就是外国儿童文学翻译。大约从1946年起，李民主要翻译外国儿童文学，特别是苏联作家撰写的儿童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奥托叶夫斯基所着的《霜公公》、班台莱耶夫所着的《妈妈不在家的时候》，着名作家盖达尔（所着的《学校》、《丘克和盖克》、罗查诺物雅和叶拉庚娜雅改编的《铁木儿和他的伙伴们》、阿·毕尔文采夫所着的《柯楚别依》、巴若夫着的《叶尔玛克的天鹅》等多种。到了晚年的时候，他还翻译出版了赛·拉盖洛芙（S．Lagerlof）着的《尼尔斯骑鹅旅行记》等儿童作品。李民的儿童文学翻译，为我国少年儿童的成长提供了丰厚的精神食粮，为我国的少年儿童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民的第二个方面的翻译成就是描写英雄人物的小说，即“英烈传”的翻译。大约从1953年起，李民的翻译活动进入了一个较为辉煌的阶段。他陆续翻译了《牛虻》、《斯巴达克斯》、司各特的《红酋罗伯》、柯拉斯的《游击老英雄》等有关英雄人物的书籍。此外，他还译有美国小说家玛·金·罗琳斯的长篇小说《鹿苑长春》等其他作品。
第二节 《牛虻》及“英烈传”
李民所翻译的作品，大多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在题材上具有鲜明的“英烈传”的特性。如司各特的《红酋罗伯》，描写被人称作“苏格兰的罗宾汉”的部落英雄“红酋罗伯”杀富济贫和对抗官府的动人事迹。而他所翻译的爱尔兰女作家爱捷尔·伏尼契的代表作《牛虻》（The Gadfly），更是“英烈传”方面的一部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代表性的译着。
《牛虻》的作者伏尼契（1864-1960）毕业于德国柏林音乐学院，在19世纪80年代，她在伦敦接触过不少流亡的革命家，而且她还在俄国圣彼得堡住过两年，积极参加了圣彼得堡的一些革命团体的活动，曾经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探望被沙皇监禁在狱中的革命者。所有这些活动，为她以后的文学创作，尤其是1897年出版的《牛虻》奠定了思想基础。
由于主题所涉及的革命因素，这部在原着国家并不十分闻名的作品，出版后却在俄国受到极大关注，也使得李民于20世纪30年代产生了翻译这部作品的冲动。而真正动手翻译，则已是新中国建立之初，并于1953年译成中文出版，译本从出版后到1959年，发行量更是达到了一百多万册，成为了广泛影响译语社会中的青年一代的经典之作，也成了我国50年代文化生活中的一个独特的译介现象和一种独特的文化政治现象。直到现在，还相继出现此书的各种新的译本，更使其在中国的流通经久不衰。
“牛虻”一词，源出希腊神话故事：天神宙斯偷偷爱上了少女伊娥，天后赫拉出于嫉妒，便放出了牛虻，日夜追逐和叮咬已经化为母牛的伊娥，咬得她难受不堪，惊恐万分，绝望地逃到尼罗河岸。
后来，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把自己比喻为神话中的那只牛虻，在临刑前对宗教法庭的审判官说：“真正意义的行动是不应当考虑危险的，我被神派到这个城市里来，好比是马身上的一只牛虻，职责就是刺激它赶快前进。”他对社会的弊端不断实行针砭，敦促社会改革，即使自己为此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这种坚持信仰、宁死不屈的精神被伏尼契移植到作品主人公亚瑟身上，作为新生的亚瑟的名字，意味着他将成为一个坚定的反教会统治的革命者，小说也因此而得名。
这部作品体现了对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抗议精神以及真理与自由必然胜利的信念。作品精确地描写了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意大利的生活，记录了意大利民族独立斗争的波折，以及意大利革命者反对奥地利统治者，争取意大利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斗争，也表现了意大利革命者在斗争中的成长历程。同时，作品也对当时宗教中一些伪善与残酷的行径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可见，小说《牛虻》虽然属于英国或爱尔兰文学的范畴，但是书中所反映的却是19世纪30年代意大利革命者为反对奥地利统治者、争取国家独立统一的火热斗争。因此，就这部作品的主题而言，则是自五四以来一直得到我国的普遍认同和译介的革命的文学。
正是这一主题的革命特性以及这部作品中所体现的英雄主义精神，使得这部作品翻译出版后在我国赢得巨大反响。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就遭到了来自帝国主义阵营的政治上的颠覆、经济上的封锁、文化上的渗透以及外交上孤立等各个方面的压迫，这样，为了扞卫我们国家的自身利益，以及与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良好合作，弘扬英雄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的《牛虻》等作品，就是显得非常及时的精神食粮了，对于人们的思想教育以及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都显得尤为重要了。正是《牛虻》中具有一种坚持信仰和理想，宁死不屈的精神，译者李民才为此所深深感动。
李民也曾经认为，他是因为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得知《牛虻》的思想内涵而翻译《牛虻》的。他说：“在浩瀚如海的外国文学作品中，我为什么偏偏要翻译《牛虻》这样一部小说，把它呈献给我国的青年读者呢？这首先要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那本书谈起，回忆把我带到了抗日战争初期。那时我还是个中学生。梅益同志翻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把我深深地迷住了。
这是我当时最爱读的一部翻译小说。由于梅益同志那优美、热情的译笔充分地表达了原着的精神，更使这部小说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当时有好些青年由于阅读此书而走上了抗日与革命的道路。
我喜爱这部书，也因此对它的作者产生了很大的敬意，但同时在这部小说中却有一个问题使我无法获得解答，这就是牛虻问题。在书中，丽达把保尔称做‘牛虻同志’。从书中另一些情节来看，这部描写英雄人物牛虻的小说显然对保尔（其实也是对作者自己）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后来，我有幸读到《奥斯特洛夫斯基传》，我对他为什么喜爱《牛虻》才有了初步的理解。”
《牛虻》中的主人公亚瑟，又叫“牛虻”，是一个英勇无畏的意大利革命者。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然而伪善的家庭，在严酷的现实教育下识破了天主教会的虚伪，愤然出走，经历了无数的磨难，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被捕后他英勇不屈，从容就义。牛虻形象的伟大之处，在他就义的场面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者让已经受伤的牛虻自己对那些行刑的刽子手嘲笑般发出他最后的命令：“开枪吧！轮到我们收拾你们的时候，我们就要用大炮来代替这半打破旧的马枪了。”当第一排枪没有将牛虻打死时，牛虻又对那些刽子手吼道：“枪法坏透了呢，伙计们，再试一下看！”
正是这感天动地的壮烈场面以及气冲霄汉的英勇气魄，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读者。
李民的译文通晓流畅，严谨自然，体现了原着的风格，传达了并让读者深深感受着与原文相近的思想内涵，如在第三卷第六章中，作品通过亚瑟与生父蒙太尼里在狱中的交谈，表现了革命者的乐观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坚定的信念，译文毫不拖泥带水，主人公那种富有青春朝气、洋溢着乐观情绪的形象跃然纸上：“神父，跟我们一起走吧！你为什么还要留在这个充满着教士和偶像的死气沉沉的世界呢？这些东西充满着旧时代的灰尘；它们是腐朽的，它们是有毒的，污浊的！跳出这个遭瘟的教会吧——跟我们一起走向光明吧！神父，只有我们才是生命和青春，只有我们才是永恒的春天，只有我们才是未来！
神父，曙光近在我们眼前——难道你不愿看见日出吗？醒来，让我们忘记那可怕的梦魇吧——醒来，我们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吧！”
'Padre，come away with us！What have you to do with this dead world of priests and idols？They are full of the dust of bygone ages；they are rotten；they are pestilent and foul！Come out of this plague-stricken Church-come away with us into the light！Padre，it is we that are life and youth；it is we that are the everlastings pringtime；it is we that are the future！Padre，the dawn isclose uponus-will you miss your part in the sunrise？Wake up，and let us forget the horrible nightmares，-wake up，and we will begin our life again！
李民译文严谨，与他的翻译主张不无关系。他主张在翻译过程中，应该充分尊重读者和原作者，应当“力求保持原作的完整性”，不可随意删节。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和特定的社会政治因素，1953年出版的李民的译本，是在出版社根据苏联的俄译本进行校对和删节后才得以出版的，对此，李民先生也极为不满，在1954年12月30日给中青社的信中写道：“我有没有对你们不满的地方呢？……这一点我预计提出来时可能遭到你们否决，但是既然我有意见，好些读者有意见，我就不得不为了原作者和读者向你们提出抗议，而且间接的也是向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和儿童出版社的编辑人员提出抗议。”他甚至非常具体地指出了某些删节之处的错误所在：“对第八章中的大段描写（也是描写蒙的心理）加以删节就令人不可解了……因为青年已有辨别的力量。……我觉得你们删去的地方并没有什么宣扬迷信的地方，那也是对蒙泰尼里的深刻的内心描写。所谓‘宗教气氛过浓’加以删节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是配合衬托人物心理描写的环境特写，这一浓重的宗教气氛恰恰有助于人物的心理解剖，使人物的精神状态更见突出！一卷二章那段对日落时阿尔卑斯山山谷的描写，我认为在文学作品中是罕见的。”
然而，译者的抗议是无济于事的，直到李民先生去世后的1994年，才在重新排印时恢复了删节部分。不过，从他的一些翻译主张和对待删节的态度方面，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位以翻译“英烈传”为闻名的翻译家，其一丝不苟、对译文精益求精的态度同样会像“英烈传”译本一样，是值得被人们所记忆和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