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些着名作家特别重视文学翻译事业，他们翻译了许多重要的外国文学作品以及理论着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以及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国一代文化巨匠夏衍无疑是其中的重要的一员。在夏衍百年诞辰纪念会上，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的概括极为妥帖：“献身理想，矢志不渝，是夏衍革命人生的突出特征。贴近时代，不断创新，是夏衍文艺生涯的基本格调。严肃敬业，勤奋耕耘，是夏衍奋斗历程的鲜明主线。襟怀宽广，谦虚自律，是夏衍人格魅力的重要内涵。”第一节 夏衍的翻译活动
夏衍（1900-1995），原名沈乃熙，字端先，出生在浙江杭州彭埠镇严家弄的一个书香门第。他3岁丧父，6岁进本村私塾，后转入新学堂。青少年时的夏衍，因老宅颓败，家境式微，在杭州做过染坊店学徒，1914年夏高小毕业。1915年入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染色科学习。
“五四”运动期间，他参加当地爱国活动，成为学校学生运动的骨干，他和同学组织了杭州“五八”大游行，并担任了浙江省第一个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刊物《双十》（后改名《浙江新潮》）的编辑工作。1920年夏，他在杭州甲种工业学校毕业考试名列第一，于当年秋天保送日本留学。第二年考入日本福冈明治专门学校电机专业。1923年暑假，曾经朝鲜到中国东北和北京旅游，目睹帝国主义对贫弱祖国的欺凌，甚为悲愤。后又接触了留日的进步同学和日本进步朋友，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日本左翼运动。于是更倾心于政治活动。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并且开始自己的文学翻译生涯，翻译高尔基的《母亲》等名着。1930年加入“左联”，当选为“左联”执委。1933年后，他任中共上海文委成员、电影组组长，为中国进步电影的开拓者、领导者。
新中国成立以后，夏衍于1954年任文化部副部长，直至“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曾领导中日友协、对外友协的工作。1978年被选为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委，又曾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同时担任全国文联等部门的领导工作。1979年当选为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
夏衍在晚年终于摆脱了繁杂的事务，经常回到他魂牵梦绕的故乡。1981年起，他每隔几年便来杭一次，或去大学校园与莘莘学子座谈，情切意浓，感人肺腑；或将自己从国外所得奖金捐给故乡，促成教育基金会的诞生；1989年，夏衍还把毕生节衣缩食而收藏的102幅珍贵书画全部捐献给了浙江博物馆。1995年，96岁高龄的夏衍逝世之后，按照他生前遗愿，骨灰被撒入钱塘江中。
在夏衍的文学生涯中，翻译活动不可忽视。从1927年翻译《欧洲文艺思潮论》开始到30年代的十余年间，他所翻译、出版的有关文艺、文化的书籍有25种，加上发表在各种杂志上的译作、译文多篇，总数约在500万字以上。其中包括早已为人们熟悉的《妇女与社会主义》（倍倍尔）、《母亲》（高尔基），还有许多如今不太受到关注的译着如《戏曲研究》（菊池宽）、《恋爱之路》（柯伦泰）、《战后》（雷马克）、《有岛武郎集》（有岛武郎）等多种译着。
第二节 夏衍与苏联进步文学
夏衍翻译的文学作品中，最为突出的成就是较为集中地对苏联新文学的译介。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史论类，如苏联柯根的《新兴文学论》（1929年）、柯根的《伟大的十年间文学》（1930年）、列裘耐夫所着《伊里几的艺术观》（1930年）等译着；二是作品类，包括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1930年）和《奸细》（1930年，后来书名改为《没用人的一生》），柯伦泰所着的《恋爱之路》（1928年）和格拉特考夫的《沉醉的太阳》（1933年）等译着。
苏联柯根的《新兴文学论》于1929年11月由上海南强书局出版。该书书名翻译是意译，原文名称应为《论无产阶级文学》。共分“十月革命以前”、“铁工场时代”、“十月时代”、“关于少年亲卫队”、“理论与批评”等五章，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新的文学现象——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概观，对俄罗斯无产阶级文学在诗歌、小说、戏剧以及文学批评等方面的成就和基本特性，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柯根的《伟大的十年间文学》（1930年9月上海南强书局出版），论述了十月革命前后至1927年间苏联文学发展的概况，其中所陈述的许多事件和文学现象，无疑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对于研究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而言，同样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参考意义。
高尔基的《母亲》被列宁称为“一部非常及时的书”，是苏联文学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在世界无产阶级文学史中占有重要的一页。这部小说艺术地再现了俄国工人阶级在1905年革命前夕的斗争，并且通过巴维尔和尼洛芙娜等艺术形象，表现了普通人民群众的觉醒过程，展现了无产阶级斗争的情景，揭示了日常生活深处所涌动的势不可挡的洪流。
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是由夏衍第一个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的，于1929年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该书在当时虽然遭到当局禁止，但仍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产生了积极影响，起到了与原着相近的社会功能。
夏衍所译的高尔基的《母亲》，一直得到翻译文学界和学术界的肯定，直到现在，我国所流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高尔基文集》中的《母亲》，依然是选用夏衍的译本。
译文与高尔基原文相近的简洁流畅的语言风格在作品开头对工人平凡一天的描述中就典型地体现出来。开头部分描绘了阴森森的工厂的画面，在资本家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之下，工人们所过的每一个日子都极为凄惨：在寒冷昏暗的晨曦中，他们沿着没有铺就的道路，向工厂一座座高大的笼子般的砖房走去。工厂睁着几十只油腻的四方眼睛，照着泥泞的道路，摆出冷淡自信的样子等着他们。泥浆在人们的脚下发出噗哧噗哧的响声。不时可以听见刚睡醒的人们嘶哑的喊叫声，粗野愤怒的咒骂声划破了晨空，而冲着这些人传来的却是另外一种响声——机器粗重的轰隆声和蒸气的怨怒声。高高的黑色烟囱，酷似一根根粗大的棍子耸立在工人区的上空，阴沉而威严。
傍晚，夕阳西下，落日火红的霞光在家家户户的玻璃窗上疲倦地闪耀着，工厂的砖房从自己的胸膛里，将人们像废矿渣一样抛掷出来。他们满身油烟，面孔漆黑，在空气中散发出机油的恶臭，露着饥饿的牙齿，又在马路上走着。这会儿他们的说话声显得有点生气，甚至还有几分高兴，——一天苦役般的劳动已经结束，家里等着他们的是晚餐和休息。
工厂吞噬了一天的时光，机器从人们的筋肉里榨尽了它所需要的力量。一天的时光毫无踪影地从生活中消逝了，人们向自己的坟墓又走近了一步。上述画面，可以说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揭露了奴役和剥削工人的实质。正因为译者把握了原作的精神内涵和语言风格，所以该译本出版之后，广为流传，多次再版，经久不衰，不仅是最早的译本，而且也是最普及的译本，为高尔基的作品在我国的普及和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三节 夏衍的译文风格以及对戏剧创作的影响
夏衍的译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学鉴赏价值，他的《欧洲近代文艺思潮概论》等译着，深深地影响了我国对于近代西方文艺思潮的研究以及相关的学术研究，他的《妇女与社会主义》等译着，对于当代的女性主义批评等研究领域，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的《新兴文艺论》、《伟大的十年间文学》等译着，对于我们研究20世纪早期的俄罗斯文学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
而且，他的译文表现出了高超的翻译技巧以及独到的艺术特征，他对文学翻译，有着系统的主张和美学追求，譬如，在《新兴文学论》的《译者赘语》中，夏衍写道：“对于书中比较的复杂的句法，为了便于理解，我都将他译成比较的容易了解的短语，或者有些倒置和意译的地方——当然是在不失原意的范围之内。”由此可见，夏衍的翻译实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相应的翻译观，具有翻译学研究、翻译文学史研究以及文化交流史研究等多方面的重要的学术价值。
《欧洲近代文艺思潮概论》分为“近代文学的渊源”、“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等十二章，在翻译方面涉及大量的批评术语、文学思潮流派、作家作品等译名，和各个国家各个时代的许多文化背景知识，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正是从这部论着中，使得我国读者接触到了大量的西方文学发展的概貌，也使我国读者从中熟悉了许多在其他场合无法见到的关于许多着名作品的评述和简介。
如对象征主义作家梅特林克的《青鸟》就以数千字的篇幅对六幕的框架结构以及重要角色的象征意义等都作了详尽透彻的分析。
1928年翻译出版的《欧洲近代文艺思潮概论》，如今读来依然觉得译文准确流畅，容易理解，绝少隔阂。如以下对象征派和颓废派的评述：象征派和颓废派往往容易混淆，但是在年代和内容，都有相当的区别。据一般文学史家的意见，象征派（The Symbolists）是起源于1885年以后。据西蒙斯的见解，颓废派有极端的自己意识，过度地精妙的洗炼，和道德上精神上的怪僻，所以可以说是文学上的邪道，而象征派则是“引导美的事象到永远的美去”的艺术的王道。夏衍的译文强调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欣赏趣味和习惯。有时，具有较强的“归化”意味，甚至使用“洛阳纸贵”等中国式的典故或比喻来进行翻译：《少年维特之烦恼》不仅在当时的德国，全欧各国，都是洛阳纸贵。追慕维特的行为，而实行自杀者，也颇不乏人。正是他力求将原着“译成比较的容易了解的短语”，所以，绝少隔阂，容易被读者所接受。
当然，由于条件的限定和时代的发展，还有不少词语，由于缺少必须的工具书和特定的语境，夏衍通常采用音译的方法来进行处理。如将“无产阶级诗歌”翻译成“普洛列塔利亚诗歌”，将苏联文学中重要流派“岗位派”译为“那·普斯德”，将“意识形态”译为“意德洛渥奇”等等，这些译法，就没有达到普及的效果。
如果说他所翻译的外国文学史论类译着显得准确流畅，那么，他的小说、戏剧等作品方面的译着则充满才华和灵气了。尤其是一些作品中的自然景色的描绘，他翻译得不仅流畅，而且文思敏锐，时常达到与原着相等的寓景于情、情景交融的效果。如在雷马克的长篇小说《战后》中，许多自然景色的描绘，通过夏衍的译笔，充满了诗意和表现力。如战后的黄昏：现在，黄昏已经钝重地笼罩在房间里面。窗外的树木，已经变了黑色。一切枝条，都像编物花样一般的耸向空中。天空穿过了从橙到灰的云块，使它的碎片漂漾在淡白和茶绿的太空里面。这是可怕的夜晚；一切树木，都像露出了阴惨的景象，窗外的风景，正像怒张了的静脉一样，纵横无尽地刻画在玻璃窗上。在这神经末梢一般地耸在空中的树枝上面，冷清潮湿地悬挂着一个好像是在为着不能调节晴雨而烦闷的天空。
夏衍的翻译有着自己的准则，因此，他的译文风格以及外国文学修养极大地影响了他自己的戏剧创作，他的翻译活动不仅是他对中国新文学的突出的贡献，也为他从事戏剧活动打下了文学基础。我们可以在他的一些创作中看到他所受到的外国文学的影响。由于受到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他在戏剧创作中，往往将剧中人安置在整个社会大背景中，以社会环境、某种社会势力与剧中人之间的矛盾构成戏剧的基本冲突。例如他于1937年创作了现实主义杰作《上海屋檐下》，便是受到苏联文艺思想的启迪，不是简单地把艺术看作宣传的手段，而是思索如何处理政治与艺术的关系，如何寻找与表现自己的艺术个性。尤其是受到他所熟知的高尔基、契诃夫等俄苏作家的影响，他得以娴熟地运用现实主义方法，抒写小市民阶层与知识分子阶层的生活，抒写逼真的人生世象、心灵的痛苦与企求，鲜明地展现了自己独具一格的艺术个性，于社会画面和人物心灵的描绘中呈现出逐渐形成的朴素、洗炼、简洁然而深沉的艺术风格。
夏衍的翻译与创作相辅相成，他的文学功底成就了他的翻译，他的创作又受到中外文学的影响。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狄更斯、斯蒂文生等许多欧美以至日本作家，都曾给予他的创作以一定的启迪。夏衍从外国文学中获取了灵感和营养。在他的译着中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他早年文艺思想形成的轨迹。夏衍的译着也同样给了我国文学界极大的营养。他的译着内容丰富，思想进步，形式多样，包括小说、戏剧、理论、文化等各个方面。是夏衍留给我们的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将数量可观的夏衍的文学译着纳入研究视野，从中追溯夏衍创作思想以及创作风格的形成，无疑可以增强对夏衍作品的理解以及拓展夏衍创作与外国文艺比较研究的广度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