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政府权能场域的文化基础变革
文化具有民族韧带联结性，文化认同是维系一个民族存在的根本性因素。中华文化是维系中华民族统一的重要因素，“中国的国家和文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中华帝国两者是相等的关系”。即使中国在军事上被“蛮夷”征服，但在文化上却始终处在不败地位并成为最后的胜利者。“虽然现代化撞击了中国之门，但中国传统文化却保持了惊人的连贯性与独立性。……直到今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多数价值与信念都还持久不衰。”诚然，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和民族认同感，在中国人的心里坚如磐石般的稳固，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要素。然而，新中国的政府毕竟不同于旧政府、不同于封建政府，旧的政治文化设施和政治制度文化已经荡然无存，比如，君臣之政治礼仪文化、帝王专制体制设施文化等已经被消灭。
新中国的政府以现代政府的形象在塑造着现代文明的政治体制文化和政治制度文化，如行使国家权力形式的代表制、国家权力由不同部门分别行使且相互监督制约等等。这些有形的政治文化发展成为完善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成为维系政治权力运行的体制与制度基础，是政府权能作用的维系性条件，是政府权能作用的制度和程序保障。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政治制度文化尽管仍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但是，政治制度的整体框架和制度内的基本关系，有着科学理论的基础，包含着对人民主权和人民民主的追求。我们今天要进行的政治制度文化建设就是要完善和发展现行的政治制度，完善现行政治制度的运行规则和运行方式，如党政关系及其相互之间的活动方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司法制度的发展，等等。
新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是通过对旧思想的批判，通过对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相背离的思想的批判，通过对旧道德观念的改造而形成的。改革开放之前，政治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是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化，以此为核心塑造了新型的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文化，如共产主义理想、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依靠“灌输”的手段，把作为规范社会理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政治课本的形式和“红宝书”的形式全面引入社会。执政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通过武装全体党员，尔后统一全体人民的思想和行动。这种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大“一统”的政治社会心理有着密切的历史联系，“中国需要一个齐一的文化使其自身存留，统治权威应把持与执行一种正统学说来维持其文化以及政治的凝聚力等种种观念都是很古老的。……而文化的一致性与官方加强的意识形态在维持社会团结方面起着主要的作用”。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建设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不断丰富，政治意识形态文化的内容不断充实，形成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内容的政治理论体系和政治意识形态体系。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无法制规范的市场经济必然是弱肉强食、鱼龙混杂的经济。市场竞争需要法治环境，市场秩序需要法治来维持。
现代市场经济呼唤着法治政治文化的发展。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因而，有效的政治文化建设，培育法治政治的文化和社会基础，对于顺利完成社会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中国的法治政治文化建设，具有社会转型期的历史复杂性，面临着现代法治与中国“礼治”传统之间的冲突与协调、公民法制观念的养成与官本位政治文化心理的冲突、法制文化如何与现代市场经济文化嫁接、法治文化建设如何借鉴西方法治文化经验并形成有中国特色等问题。
当今，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发展呈现着一元政治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底层思想文化多元的现状，而集权国家在完成社会转型中具有的实际功用，强化了公民的集体主义意识，以及对集权型国家崇拜的政治文化心理。政府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的主要职责权能是以塑造“四有”新人为目的，在爱国主义的心理基础上，完成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化，建构以主导意识形态为核心的现代法治政治文化。其具体途径就是，加强政治制度化建设，为新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创造制度基础；通过法制教育来提高整个民族的法治素质，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意识创造一个法治条件。
三、场域基础变迁过程中的中国政府权能特点
社会转型对政府权能及其作用都产生了深刻影响，社会转型首先引起政府权能场域基础的变化，进而引起政府权能内容、政府权能手段与途径的变化。由政府主导的这场社会变革，选择政治权力“缝隙”中的农村经济领域为突破口，率先在农村进行经济改革，尔后将经济改革的重心转移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不仅是经济运行方式的变革，更重要的是引起了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的深刻变化，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社会结构多元和社会阶层的分化，引起了社会的全面变革。也就是说，经过20多年的改革，首先是政府权能场域中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由于维系政治权力运行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具有相对独立性，现实中国政治制度的整体框架和制度设计有着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合理性，体现着对人民主权和人民民主的政治追求。政治体制改革只是完善现行政治制度的运行规则和运行方式，而不是对其进行革命性的变革。因而，政府权能场域内部同时存在着延续不变性的内容与转替变革性的内容，内部不同要素存在着变与不变的差异。在如此复杂的权能场域基础上，政府与权能场域基础之间的耦合关系呈现出复杂多样性，政府权能作用的变化与权能场域基础的变化存在着不同步性、不一致性，政府权能重心转变往往落后于权能场域基础的变化。在社会变革时期政府权能内容繁杂，政府权能的作用影响更具直接性，权能作用的手段与途径更加多样。
政府权能重心转变滞后于权能基础的变化。中国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期，社会变化迅速，尤其是政府权能依存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的变化更是急速。从1992年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向世界宣布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完成了经济体制的转轨，只有仅仅10年的时间。即便从1984年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启动算起，到2002年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只用了18年的时间。而西方国家自然演进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如果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到20世纪80年知识经济初露端倪，经历了近350多年的时间。中国用不到20年的时间，即完成了经济体制的转轨，这是何等的神速，尽管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目前还很不完善。同时，从社会结构分化来看，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程度、社会财富的集中的程度、阶层差别远远超过西方发达国家，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超过了警戒线。
“除了比撒哈拉沙漠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稍好外，贫富悬殊比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都大”。“正如世界银行的报告所指出的，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社会发展失衡，以至于在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出现了断裂，政府社会管理的难度加大。“断裂社会中的政府和领导人，必须对来自不同群体的互相矛盾而又各有其正当性的要求，有一种明智的态度，并对其进行妥善的协调。”然而，政府权能的重心依然在经济领域，政府还没有完成从经济型政府到社会型政府的角色转换。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政策、措施等远远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面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政府总是在很长时期之后才找到对策，政府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就像消防队一样，哪里出现火灾到哪里去灭火，而缺少制止火灾发生的措施。政府权能重心转变滞后于权能场域基础的变化，一方面是由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经济发展变化迅速这一客观原因引起的，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体系本身庞大、反应迟钝、行动缓慢等主观原因造成的。面对贫富悬殊的差距和社会阶层的过度分化，政府必须发挥经济调控和社会管理的权能，切实履行社会治理者的职责，制定具体政策、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保护不同阶层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给他们提供利益表达的机会，实现利益均衡，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的目标。
社会变革内容的复杂性决定政府权能内容的综合性。政府在不同时期面临的历史任务是不同的，政府工作的重心也在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转移，处在不同时期的政府其权能内容、权能重心明显不同。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期，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稳定政权，建立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这一历史时期政府可以说是“政治政府”，完成政治任务是政府这个时期内的主要权能内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经济改革是政府的主要任务，经济活动成为政府最主要的权能内容，这一时期的政府可以说是“经济政府”。
当非均衡经济发展战略实施一定时期之后，经济问题和社会深层次问题都暴露出来了，政府再单纯依靠经济力量无法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解决社会阶层利益分化、解决社会矛盾冲突必须依靠综合性的社会政策、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的社会服务措施，政府在这个时期必须成为“社会政府”，政府必须从单纯的经济政府角色转变为在经济活动基础上的社会政府角色，为社会服务、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是这个时期政府的最主要职责权能。这个时期的政府权能内容更综合、更复杂，政府不仅要继续强调经济发展问题，而且要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做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同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