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者始终认为，国家权力具有扩张性，国家权力的扩张是通过侵蚀个人权利实现的。因而，国家权力的扩张，国家权力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是引起政府权力扩张与阻滞的矛盾冲突的最主要原因。从洛克强调人的自然权利的绝对性，到伯林（Isaiah Berlin）对积极性（positive）自由与权利的批评，到自由放任主义者对积极自由或积极权利的猛烈攻击，都强调“对国家权力这种必要之恶的警惕，让国家权力……既发挥作用又不致滥权专权走向自身的反面”。针对福利国家福利政策存在的问题，自由放任主义者更是对积极权利进行强烈贬责，他们认为伴随积极权利而来的必然是福利国家，伴随福利国家而来的必然是政府规模和权限的扩大，必然是公民权利受损，因此，主张要“让国家缩水”（shrinking the state），强调“如何约束国家权力，不使其过度扩张，或者当其侵犯个人权利时，能够有一种势力与之相抗衡，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发展政治学家从政治发展和政治变迁的历史过程中研究政府权力扩张与阻滞矛盾冲突的原因。亨廷顿认为，旧政治体制中根深蒂固存在的传统社会势力、利益、习惯和制度等因素阻碍新团体进入政治体制、限制了公民的政治参与，从而形成权力冲突。他认为“吸收新的团体进入政治体制，意味着该政治体制权力的扩大。政治制度中的权力犹如经济制度中的财富，有两个方面，而不仅仅是一个方面，换言之，权力能够扩大和缩小，也能集中和分散”。他否定把权力看成一个固定不变的总量的认识，“即一个人或团体对权力的获得必定伴随着另一个人或团体对权力的丧失”。认为权力是一种可以被动员、发展和组织起来的东西，它可以被创造出来，只要吸收新的集团进入政治体制之中就可以增加权力的积累。在现代社会，由于各种社会团体进入政治领域并参与政治活动，引起了体制中权力总量的增加，使得现代政体拥有的权力在量上比传统政体更多。在亨廷顿这里，政府权力扩张与阻滞并不是发生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领域，而是在政府体制内由于新团体的参与与原权力结构之间产生的矛盾冲突。亨廷顿的观点告诉我们，权力的集中并不一定引起政府权力的对外扩张，权力集中则可能为政府权力对外扩张创造便利条件。政府权力总量的增加并不是依靠侵蚀个人权利而实现的，权力总量的增加是政府体制现代化的结果，是由于吸收新团体参与而产生的。
我们认为不同政治主体对利益的争夺、对政治权力的博弈，以及对权力规则的不同认识等是政府权能扩张与阻滞矛盾冲突的基本原因。
1.利益争夺是引起政府权能扩张与阻滞矛盾冲突的最基本原因从利益与其主体的关系来看，哪些不是处在政治关系中的主体（个人、法人，以及处在特定关系中的政府）追求更多的是物质性的利益，这种利益很难区分它的历史性、时代性、特殊性，恩格斯强调的“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观点就是对这种现象的揭示。当利益进入到特定的关系（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关系）中与不同的主体结合在一起时，就有了不同特性的利益，就有了关于利益问题的诸多争论。因而，认识利益与政治关系的最佳途径就是“必须从生产关系中间去探求社会现象的根源，必须把这些现象归结到一定阶级的利益”。在阶级社会中，个人利益总是要上升为或归入到阶级利益中，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普遍利益相对立。“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个人利益或迟或早总是要发展为阶级利益的，换言之，个人利益的阶级性质最终总是要除却模糊的等级面纱而鲜明凸现出来。”
政治利益是不同主体政治需要的直接反映，它是政治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利益矛盾和利益斗争是政治的起源。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政治关系都是由利益关系引起的”。利益是政治主体争夺的焦点，体现政治活动和政治行为的动力性和目的性的统一。“利益是社会成员政治行为的动因”，是凝聚社会力量的核心。
统治者进行政治统治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其他政治主体参与政治活动的目的，也是为了通过影响政治过程来获得或实现其政治权利，在政治利益的分配中占据有利地位。在各种利益中，政治利益是不同政治主体争夺的首要目标，只要取得政治利益上的优势，就可以控制和掌握其他利益。政治利益的争夺不仅发生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在统治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也有政治利益上的冲突。掌控国家权力的利益集团——政府，对外成为公共权力的化身和公共利益的代表，与公民个人权利和个人利益展开争夺；在内部按照国家权力配置和运行的规则，对利益进行内部分配。
政府总是试图用具有普遍性和自治性的法律将利益格局固化，形成相对稳定的政治法律秩序，以期在秩序的范围内解决利益冲突。这一政治法律秩序在形式上“代表了由调和所有特殊利益所组成的普遍利益”，在实质上“政府依法行事的责任似乎限制了官员们利用公共权力谋私的能力以及使之作为人身压迫工具的能力。它把最低限度的自由与安全和人们之间在财富、权力和知识方面存在的广泛差距结合在一起”。政府在运用法律手段解决不同主体政治利益冲突的同时，实际上也在把已经扩张的权能固化，政府以合法形式实现权力扩张，由此形成的公共权力与特殊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冲突，将成为政府权能“扩张”与“阻滞”的新的集中点。
2.对政治权力的多元博弈是引起政府权能扩张与阻滞矛盾冲突的最核心原因
在政府权能扩张与阻滞的政治关系中，政治权力是政治主体争夺的焦点。“政治权力是政治生活系统运行的基轴，一切的政治关系、政治过程都是围绕政治权力而形成和展开的。”政治主体获取政治权力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本阶级的利益，其中最根本的还是为了维护和实现经济利益，“政治权力形成的基础在于人们的利益”，马克思说过：
“……政治运动，即目的在于用一种普遍的形式，一种具有普遍的社会强制力量的形式来实现本阶级利益的阶级运动。”政治主体只有依靠具有普遍的社会强制力——政治权力，才能实现本阶级的利益，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政治主体。政治主体运用政治权力所实现利益的过程是权力主体将其政治意志和政治行为施加于客体的政治过程。在阶级社会中，“政治权力，即国家的权力”，统治阶级只有运用国家机器才能实行阶级统治。国家是政治主体相互作用的外部空间，政治主体在国家权力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决定了它的权力作用与影响范围，因此，“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才会围绕着争夺国家统治权这一核心而展开”。
近代“市民社会革命”的胜利，确立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互动和制衡关系，形成了多元社会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分享和制衡基础。从此，争夺政治权力的冲突不再仅仅局限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而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更广泛的场域域内展开。一方面，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力关系，即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利的“民主契约”关系；另一方面，出现了新的政治主体——多元的自主化的市民社会组织，“造就了主要是后致角色的、利益纽带联结的、松散个体化的和较高水平的社会过程参与的‘大众社会’”，有效地分解了国家权力，扼制了公权力的专断倾向。市民社会除了物质利益诉求的一致之外，更多的是以市民社会集体意识为核心形成了“市民认同”。市民社会的多元价值评判经过公共领域（自发的公共聚会场域所或机构），形成市民认同并整合为公共舆论，进而通过政治生活系统成为统治者制订公共政策和规则的依据，市民社会理性上升为“公共理性”，从而决定国家权力的统治合法性和政府行为的范围。因而，近代市民社会出现以后，对政府权能扩张的阻滞不再局限于阻滞主体、阻滞形式和手段上的单一性，市民社会组织进入政治权力领域，成为阻滞政府权力扩张的主体，出现了除传统暴力对抗形式的阻滞手段之外的法治手段，不服从、非暴力对抗形式，公众舆论、公民与社会监督等等均成为阻滞政府权力扩张的手段。
3.公民的理性意识要求政府遵守规则与政府不遵守规则而形成的社会政治心理的矛盾冲突
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特别是经由十七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熏陶，人们开始信仰人类理性的力量（the power of human reason），认为这种力量可以使人们达至对人类自身及其环境的真正本质的理解。
“随着人类理性达到的领域不断扩大，我们有理由相信，认知的深化会使我们控制甚至改善自己的环境和生活成为可能”，从而确立了科学至上的观念。同时，启蒙运动以个人权利为中心，把个人自由置于政治论争和政治生活的中心地位，从而确立了个人权利中心的观念，理论上使这一时期的政治哲学与注重秩序和等级的古代和中世纪政治哲学截然分开。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公民个体摆脱了王权、神权和狭隘的群体本位，以及政治社会生活一体化对人的束缚，既在政治共同体中又在市民社会组织中生活，公民的个性、思想与自由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和发展，所以，人们深知自由、平等、权利等政治理念对自己的重要价值与意义，同时又通过积极而主动地参与政治生活而主张其权利，塑造公共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形成“反映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契合的自由理性精神”和公民意识。这种公民意识以自由、平等、权利为轴心的价值追求、以理性自律精神为内核，包括了崇尚科学的意识、独立的个体意识、基本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等主要内容。这种公民意识“为国家制度、法律制度提供着合法性信仰、有效认同和服从，为法治进程提供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在驱动力”。公民要求政府遵守规则，“一切国家活动都必须遵守公众舆论认可的规范体系”，政府必须自觉履行与公民达成的“社会契约”，正当行使公共权力，切实保护公民的权利。公民经常用理性的心理标尺来丈量政府及其行为的合法性，把为权利而斗争作为维持政治与法律秩序的权利和道义上的义务，从而，与不守权力规则和逾越权力界限的政府及其行为形成了尖锐的社会心理冲突。
（三）政府权能“扩张”与“阻滞”矛盾冲突的表现形式
由于政治生活的复杂性，政府行为的多样性、政府活动范围的广泛性，公权力与私权利总是在不同场域合和不同领域相遇，从而形成各种各样的矛盾与冲突。从政府权能扩张与阻滞矛盾冲突的基本内容、矛盾冲突状态、矛盾冲突程度等方面来看，这一矛盾冲突有五种情况。
第一，从政府权能扩张与阻滞矛盾冲突的直观表现来看，这一矛盾冲突包括有形冲突与无形冲突。
有形冲突是由于政府职能增多、政府规模扩大、政府机构增加、公务员队伍扩大而引致政府权能扩张，公民与社会负担加重，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利受到损害，在公民与政府之间产生激烈的利益冲突和权力争夺。例如，在十八九世纪，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没有严重的税务、社会安全、保险和救济、官僚机构、法人团体等问题，文官人数不多，政府机关规模不大。据英国1851年的统计，英国全国政府机构工作人员总共不过4万人。到20世纪后半期，国家职能产生了很大变化，两次世界大战给西方国家带来了更多的干涉、控制、核准、配给、税务和金融管理等专门事务。在19世纪国家还只是设立内政、财政、外交、军事、司法等部门，进入20世纪以后，就出现了教育、公共卫生、劳工、工业、交通、就业、环境保护等部门，官员人数迅速增加。从1939年到1950年，英国的文官人数从387000人增加到684000人，增长75%。至1966年，英国文官人数已达827000人，约为1851年的20倍，1914年的29倍。
同期，公民权利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社会权、劳动权、教育权等等成为公民权利的基本内容。但是，由于政府权力的扩张和政府规模的扩大，公民一些权利与利益直接被政府剥夺了，公民的负担加重了。政府为了应付庞大的政府支出，税收相应增加很大，使得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加重，实际收入减少，由此引起企业与政府关系紧张，劳资关系紧张。因而，政府权能扩张与阻滞的有形冲突是由于政府规模扩大、政府机构增多、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加重等方面的原因而引起的，这种冲突往往是直观的、有形的。与此相对，政府权能扩张与阻滞的有些矛盾冲突是无形的、潜在的，这种冲突不是由于政府权能在短期内的猛然扩张引起的，而是由于政府权力渐进的持续性扩展，政府权能不断扩大而引起的，在短期内政府权能扩张引起的冲突并不明显，人们甚至无法觉察到冲突的存在。例如，自由主义者认为福利国家政府推行的福利政策，对市场域功能的影响、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影响，而产生的矛盾冲突就是一种无形冲突。政府运用立法手段，使扩大的权力合法化，而公民、社会对这种形式合法的权力并不认同，对侵犯公民权益的法律产生抵抗与冲突等都是一种无形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