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看出，信天游中由大量方言、土语、俗语、白话、散文句组成的句式结构，使其在整体上形成了地域色彩鲜明、生活气息浓郁、情感质朴爽朗的审美特征，加之比兴、白描、铺陈、夸张、对比以及叠词等多种手法的使用，充分显示和体现了信天游的黄土神韵及艺术风采。可以说，信天游通过在艺术技巧和形式上的不懈追求，成功地表现了陕北民众的内在美。
二、陕北信天游的美学风格
从抒咏内容上看，陕北信天游具有一种崇高的美学风格，这种风格主要通过歌词叙述爱情的悲欢离合而体现出来。康德曾指出，崇高对象的特征在于无形式，即对象形式的无规律与无限制，如数量和体积的无限巨大（“数学的崇高”），力量的无比强大（“力学的崇高”）。康德认为：由于崇高的审美对象具有无穷的威力，超过了主体想像力所能把握的限度，因而对象有压倒主体的倾向，但主体具有理性观念，对象的强大反而会激起理性观念的抗争，最后理性观念战胜了客观对象，使对象成为具有“主观和目的性的”对象，主体就由对对象的恐惧所产生的痛感转化为肯定主体尊严的快感，崇高美于是产生。因而，崇高本质上是主体的一种超越精神，是主体认识到自身作为人类的尊严与伟大而产生的快感。
但康德同时认为：“真正的崇高不能包含在任何感性形式中，而只针对理性的理念；这些理念虽然不可能有与之相适合的任何表现，却正是通过这种可以在感性上表现出来的不适合性而被激发起来、并召唤到内心中来。”在陕北，社会的疾苦，生活的困顿，爱情的失意，都是激发陕北民众创造具有崇高风格的信天游的外在“感性形式”，也是召唤创作者的理性观念和道德情感，使创作者精神人格不断超越实现的源泉。在这里，陕北民众的历史命运和精神经信天游这种感性的艺术形式而获得了理性内容和审美呈现。
陕北信天游多以表现反抗封建婚姻、追求自由爱情内容为主。如广为传颂的《兰花花》，歌中首先赞美了兰花花美丽动人的形象：“青线线蓝线线，蓝格莹莹的彩，生下一个兰花花实实爱死人。”接着叙述了财主家逼娶兰花花的过程，兰花花一个孤身弱女子难挡财主家的迎娶，“撇下我那情哥哥抬进了周家”。当“兰花花下轿来从西望到格东，照见周家的猴老子好比一头猪”时，难以控制胸中怒火，立刻诅咒“你要死来你早早的死，上午死了兰花花后晌走”。为追求自由理想爱情，兰花花要“手提上羊肉怀里揣上糕，泼上性命往哥哥家跑”，希望“我和我的情哥哥有拉不完的话，咱们二人死死活活常在一搭”。但现实的境况、道德的束缚，又使兰花花的爱情注定要遭受挫折甚至失败。正是这种客观的挫折和失败与主人公心灵的尊严和自由所构成的巨大的叙事矛盾，才是崇高感产生的观念根源。
又如：“棉花花白来棉花花绵，我和你交朋友不是为了钱，交朋友交在一个村，做上营生好相跟。”“羊肚子手巾包冰糖，我的哥哥好心肠，鸡蛋蛋点灯半炕炕明，酒盅盅淘米不嫌哥哥你穷。”在陕北女子看来，爱就是同甘共苦。为了抗争包办婚姻，求得婚姻的自由，女主人公们常誓死与封建势力进行坚决的抗争：“羊羔羔上树吃柳梢，拿上死命和你交。”情哥哥们也不示弱：“只要和妹妹搭对对，铡刀断送也不后悔”，并发誓“我坏良心毒蛇顺，你坏良心变驴马。”此外如《大女子养娃》、《大女子要汉》表现了对传统伦理规范的反叛，《迎春揽工》、《揽工调》表现了对社会等级分层的抗争和对贫富等级的蔑视，《夫妻逗趣》等民歌反映了对夫纲的否定；如此等等。这种真挚热烈的爱情，这种坚定忠贞的情操，这种明知难以实现而竭力争取的抗争精神，成为青年人美好内心的崇高表现。
陕北信天游崇高的美学风格，因陕北民众对自然生命异质性的肯定而闪烁出斑驳瑰奇的光彩，而这种美学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陕北民众对自身生存境况的忧虑而产生的对自然事象和社会人生的决绝式反抗。黄土地、黄土坡、黄土峁、黄土梁，浑然一派苍茫，广阔辽远，触目惊心，这就是信天游的家。信天游生长在这片黄土地上，它必须质朴爽朗，就如这黄土地一样；它必须高亢明亮，以使自由的心灵穿越层层枷锁而在孤寂的天空随意翱翔；它必须空旷悠长，以使黄土地的儿女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思量。经由信天游的高亢明亮，依托信天游的质朴爽朗，辅以信天游的空旷悠长，陕北民众和陕北信天游的崇高精神才可以在这片土地上自由生长。
三、陕北信天游美学风格形成的原因
陕北信天游是陕北黄土高原特殊地域文化的产物。陕北黄土高原特殊的地域文化直接造就了陕北信天游的崇高美学风格。陕北黄土高原由于长期的流水侵蚀，形成塬、梁、峁、沟、壑等多种独特地形。特殊的地形地貌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独立的地理环境。“区域地理的相对封闭性决定了区域文化的相对古老性和独立性。由于其古老，历史文化纵深感特别强，区域内部原生文化积淀深厚，因而较多地继承和保留了原始文化的基质。加上不发达的生产方式，自给自足的农牧经济，贫困落后的生活状况，又同时造就了该种文化的素朴性和保守性。”陕北地区的自然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陕北人民的性格特征和艺术风格。正如普列汉诺夫所指出：“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它的心理所决定的，它的心理是由它的境况所造成，而它的境况归根到底是受它的生产力状况和它的生产关系制约的。”
史载陕北民风“勇悍质朴多务本业”，“性朴少文，俗尚俭约”。近现代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研究也表明，陕北文化是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区系长期对峙中形成的以原生农耕文化为主体，融合游牧文化驳杂多样性因素和文化特征的一种区域性亚文化。陕北信天游作为一种积淀最深厚和形式最稳固的民歌文化样式，是陕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歌和民俗作为“社会习惯”，具有“家族相似性”。民歌是民俗的重要载体；民歌是思维的直接现实。民歌作为具有审美文化意蕴的民俗事象活动，总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反映着一定地域、一定民族的思维方式；而这些思维方式也由此记载、巩固并留存于民歌语言中，表现在物质、行为等多方面的民俗内容。从发生学上讲，由于远古先民们以农作、狩猎、采集的劳动生活实践而产生的对天、地、山、河、日、月、星辰以及世界事物的认识所引发的对自然的崇拜和对生命的渴求，以及由此而萌生的最原始的意识，就形成了陕北信天游的最初样式。因此可以说，正如世界各民族民歌语言特色的形成一样，陕北信天游的形成也在于其是远古先民们对自然界和他们生息仰赖的一切事物自发的、朴素的赞美和希望相互积淀的产物，是对无法驾驭的那些事物产生的疑惧和畏避，也是对快乐和痛苦、欲望和厌恶的一种理想和想像的产物。
陕北信天游崇高美学风格的形成，也是陕北人出于对自身生存的恶劣自然环境和多变的世态人情的感喟产物。陕北自然环境的相对封闭性，生活条件的恶劣状况，人们生活之艰辛，激发了陕北民众要表达生存的强烈情感体验，以此求得精神上的满足和心灵的慰藉。信天游悠扬、高亢、质朴、明朗的表情达意形式，正是世世代代的陕北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产物；也正因为有了信天游的崇高风格，陕北天地山川的苍凉、雄浑、博大、粗犷以及由此造就的陕北民众的朴实无华、率真自然、敦厚淳朴的性格才更加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
从美学的角度看陕北信天游的形成，就是把陕北信天游看作特定情境（包括陕北区域文化背景和现实环境）下，陕北民众出于生活的需要而以模式化的语言表达方式进行的具有审美文化意蕴的民间艺术活动形式。一般来说，反映陕北民众生产生活的一切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均可以通过陕北民歌或隐或显、或静或变的艺术样式传承下来，并通过陕北信天游的语言、结构、修辞、俗语、人名、地名、颜色等艺术意象表现出来。因而，陕北信天游在陕北民俗文化的传承中起着很大作用，它展露陕北民俗文化的基本视野，记录陕北民俗文化的活动事象，刻画陕北民俗文化的发展脉络，折射陕北民俗文化的心理镜像并寄托陕北民众的灵魂愿望。
结语
陕北信天游作为陕北劳动人民在自然生活状态下创造而成的艺术形式，其艺术与审美价值在于它是陕北人的“诗经”，真实记录了陕北人的劳动和生活，体现了陕北人民独特的审美趣味和理想追求。诚如黑格尔所说：“一切民族都要求艺术使他们喜悦的东西能够表现出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愿在艺术里感到的一切都是亲近的，生动的，属于目前生活的。”陕北信天游正是陕北劳动人民所熟悉、所亲近、所热爱的生活的真实记录，体现了陕北人民追求生活自由和爱情幸福的美好精神。
听陕北信天游，你会感受到黄土地干燥清爽的乡村世界，略带天真的淳朴民风，还有那风尘中劳动步履的艰辛。苍劲、悲凉、雄浑、质朴，这是一种迄今还保存完好的、形塑陕北民众民族性格的崇高美。可以说，黄土地以其慷慨的胸怀，陕北文化以其鲜明的个性，而信天游以其高昂的气势、悠扬的旋律、真实的情感，感动着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