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周易全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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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大有卦乾下离上

大有:元亨。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

此卦上卦为离为火,下卦为乾为天,离为火象征光明,全卦是光明在上,普照天下。而且,全卦唯一的阴爻位于上卦中央,与下卦乾相应,因此说大有卦“元亨”,大吉大顺。

大有:极其富有。

本卦唯有至尊位的六五是阴爻,余皆阳爻,表明一阴拥有五阳,因名“大有”。本卦象征应天命,得人心。卦中指出,“大有”是因为顺应天时,同时又积极努力。

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初九不仅与本卦主爻六五相距甚远,无比无应,甚至与位置相对的九四也没有相应关系。这样,初九也就不涉及上层的利害,一般说来是可以逃避过错、不受怪罪了。然而不可以为“匪咎”而掉以轻心,一定要处富而思艰,不要忘记创业时的艰难,不生骄侈之心,谨慎行事,才能免除过错。

这一爻是说,富有时要不忘艰难。

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象曰:大车以载,积中不败也。

九二好比一辆载重大车,能够满满地装载财富,稳稳地前进。

因为九二以阳居阴又得中,刚而能柔,谦而能容,道德积累于内,正像大车上的重物满载于其中,所以能够稳健行驶,无往而不利。

这一爻是强调实力修养的重要性。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九三象征不仅富有,而且已经取得了很高的社会名望和政治地位的人。这时要向“天子”做出物质上的贡献和精神上的敬意,才能保持其富有和地位,这是明智的做法。所以爻辞说“公用亨于天子”,然而“小人弗克”。

象传中进一步指出,如果是小人处于富有而又有地位的情况之下,他就会骄矜傲物,为害社会,所以说“小人害也”。当然,最后也害了小人自己。

可见,财富既会给人带来利益、名誉和地位,也会给人带来危险。

这一爻是说,富有而又有地位者,要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九四:匪其彭,无咎。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晰也。

九四是富有过盛的象征。事物处在过盛阶段,极易发生问题。九四不仅其势盛大,又近于六五君位,处在多惧招嫌之地,更有一定的危险性。

幸亏九四以阳爻居于阴位,具有内刚而外柔的品质,能够谦以自处,不以富有骄人,能够看到盛极得咎的规律,自觉减损其盛大,得以免过。这就是“匪其彭,无咎”的含义。

这一爻是说,唯有不大其所有,才能保其大有。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发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六五是一卦之主,是阴爻处于君位,柔而居中,五个阳爻都归向于它。它以自己对下的诚信启发众人对上的忠信,这就是爻辞所指出的“厥孚交如”,而象传更进一步强调这是“信以发志也”。由于六五温和诚信,坦然无私,受人拥戴,使人心悦诚服地生出敬畏之心,自然地显示出威严庄重的王者气象来。

这一爻强调要诚信威严,柔中有刚。

上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佑也。

上九居于大有卦之终,能够以阳从阴,以刚顺柔,谦逊地与下面的六五结成阴阳相比的关系,富而不骄,慎终如始。这就顺应了客观规律,当然也就受到了客观规律的保护,因而可长保富有,“吉无不利”。这是“自天佑也”,也就是象传所说的“顺天休命”的意思。

这一爻是说,应有满而不溢的修养。

顺天休命满而不溢

“大有”从本意上来讲,是指“大丰收”,象征人生建功立业或道德学问的圆满结果。

本卦从各个角度阐述了如何获得、获得之后如何保持的原则:互不侵害是获得的基本前提;取得人民的信任和倚重,是获得以后向纵深发展的必需;取得领导的宠信,是巩固获得的必要条件;拥有相当权势和地位之后,不可恃才、恃权自傲,踌躇满志、得意忘形,应该礼贤下士,谦虚谨慎,自我抑制,以诚信沟通上下,树立威信维护秩序,做到满而不溢,人人心悦诚服。如此,则“大有”常驻,诚如老子所言:“大盈若冲,其用无穷。”

这种原则和思想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政治智慧。没有人不希望自己的事业不“大有”,并且一直保持这种状况。然而,倘若不能接受大有卦的思想方式,并以此指导自己的行为,则难免满而溢,以致江河日下,不可收拾。

在这方面,唐玄宗的千古功过可作为一个生动的例解。在唐玄宗统治前期,我国封建社会达到了全盛时期,出现了“开元盛世”的局面,但在这盛世内部却孕育了看不见的社会危机。

在唐玄宗后期,相继掌握宰相实权的李林甫和杨国忠都是奸邪佞人。李林甫妒贤嫉能,凡是有才能的官员,他都设计除去,很少有人能逃脱他的圈套。他为了闭塞玄宗的视听,自专大权,召集谏官说:“今明主在上,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从此谁也不敢再进谏。杨国忠是杨贵妃的本家哥哥,胆子比李林甫更大。他除做宰相外,还兼领四十余职,整天发号施令,胡乱处理政事,因此,唐朝的政治越来越黑暗。

玄宗后期,边镇军事力量不断扩大,使唐朝的军事形势由原来的“内重外轻”逐渐变成“外重内轻”。这个变化,一方面是由于唐玄宗穷兵黩武,喜立边功;另一方面也与府兵制的瓦解密切相关。

随着均田制的逐渐解体,百姓占有的土地越来越少,生活尚难维持,沉重的兵役就更无力负担了,募兵制日益盛行。到开元年间,募兵制基本上代替了府兵制,精兵猛将都聚集在边镇。掌握边镇武力的官员——节度使不仅领兵,而且还把本地的民政、财赋等权力抓到手里,他们“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既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很快发展成为强大的地方割据力量。

公元755年,身兼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在范阳发动叛乱,揭开了唐后期统一势力和地方割据势力长期斗争的序幕。

安禄山在洛阳登上皇帝宝座,国号“大燕”。不久,安禄山攻潼关,唐将哥舒翰兵败。接着,安禄山又逼长安。由于潼关失守,长安乱作一团,官僚地主纷纷逃避山林,皇宫里的嫔妃、太监也都哭叫着四散逃奔,唐玄宗只好带着杨贵妃、杨国忠和一些大臣出走四川,行至马嵬驿,禁军士兵哗变,杀死杨国忠,强迫唐玄宗赐死了杨贵妃。

唐朝用了八年时间才平定了“安史之乱”,但从此繁盛的唐朝走向了衰落,而导演“开元盛世”与“安史之乱”的都是唐玄宗本人。他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者,在取得“大有”的成就之后,没有做到顺天休命,而是以完全背离“大有”精神的方式行事。结果,硬是使一个好端端的局面弄得乱成一团糟。

实际上,大有卦的爻辞所给予的训示是无比清楚的,如九三:“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弗克。”九四:“匪其彭,无咎。”它们给身处于各种位置的领导者指出了“雷区”所在,遗憾的是,身处其境的人往往被某种自以为是的意识蒙住头脑和眼睛。如中唐初期的宦官头子李辅国,因为曾是唐肃宗的心腹亲信,结党宫闱,飞扬跋扈,专政擅权,其气焰甚为嚣张。肃宗驾崩后,儿子代宗继位,他公然对皇帝说:“大家(指唐代宗)但坐宫中,外事听老奴处决。”意思很明确,要求皇帝安于傀儡的地位,以便于他的玩弄,完全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势凌人君,终于落得流岭南赐死的下场。这虽是后话,但近君则声势不宜太盛是事物的发展规律,古时如此,现代社会亦然。所以爻辞一再告诫“匪其彭”,以防“大有”而过盛,是有道理的。

其实,人的一生都是处于某种形势和位置之中,它们既体现人的现时状态,也能决定人未来的走向和结果。作为领导者,如能参透“大有”之深义,做到顺天休命,则能大而恒有,满而不溢。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曾上表后主刘禅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卒后果然“如其所言”。从物质财富看,薄田十余顷,作为公侯丞相,并非“大有”;但从另一角度来看,诸葛亮鞠躬尽瘁,忠心国家,名垂青史,妇孺皆知,这岂不是另一种更其丰硕的“大有”?其实所谓“大有”,更应该看成是人的一种自在的生命状态。无论为官还是做人,能够达到这一境界,相信他的人生事业永远会保有令人羡慕的“大有”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