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周易全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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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同人卦离下乾上

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象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

同人卦乾上离下,乾为天,为火;离为明,为火。火性炎上,与天亲和,所以象传说是“天与火,同人”。上乾之日,明照白昼;而下离之火,烛照于天,则补天日之不足,使黑夜有白昼之明。

野:离国很远的地方。亨:大家都欢乐。

本卦说明为了共同的目标,志同道合的人应走到一起;为了共同的利益,学会异中求同方能合作成就大业。

初九:同人于门,无咎。

象曰:出门同人,又谁咎也。

初九是“同人”开始的一爻,与九四同性相斥,不相应。但也象征中间没有私情存在,与人交往的公正与广阔;超越在一门之内的狭隘的近亲关系。像这样交往广阔,当然不会有过失。

这一爻,说明和同首先应打破门户的成见。

六二:同人于宗,吝。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宗”是宗族。

六二中正,与九五阴阳相应,通常是吉的象征;但这一卦,是在阐扬天下大同的理想世界,相应反而成为不利的关系,因而不相宜。用只在宗族中交往的现象来比拟,这种宗族和同的态度虽然不能说错,但也不值得赞扬。

这一爻,说明应进一步打破宗族观念。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

象曰:伏戎于莽,敌刚也。三岁不兴,安行也。

“戎”是军队。“莽”是草丛。

这一卦,只有一个阴爻,其他阳爻都要与他和同;因而,九三也不例外。但九三阳爻阳位,不在中位,性情暴躁,过于刚强,与上九又同性相斥,就想与下方接近的六二交往。可是,六二与九五关系密切,九五必定加以干涉,而九五强大,于是,在草丛中设置伏兵,并登高观察形势。但这样畏首畏尾,恐怕三年也不能出兵,最后只有不了了之。

这一爻,说明和同是道义的结合,足以使不义畏惧。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象曰:乘其墉,义弗克也。其吉则困而反则也。

九四性刚,想与唯一的阴爻六二亲近和同,却被九三像一堵城墙似的隔开,不能与六二相近。九四于是“乘其墉”,登墙攻击,想以武力争取六二。九四此举,当然也是违背“同人”之道的。九四质刚故能攻,居阴位则又能用柔,在攻而不胜,陷于困境之时,能够反躬自省,知道自己的行为于义不正,因此困而知返,退而不攻,回到“同人”之道的准则上来,结果仍然是吉祥的。

这一爻指出,与人同应以道义为原则。

九五:同人先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师相遇,言相克也。

九五阳刚中正,与六二是同心相应的天然同盟者;但由于九三、九四横梗其间,割断其联系,使得九五不能与相应者相遇,所以为之痛哭。但是九五毕竟是刚健有力的,尽管九三伏兵于林莽,九四登上城墙进攻,九五仍然决心为正义一战。由于九五以中正之道作为行事原则,顺利地克服了一切阻碍,终于得以与同盟者六二相遇。这又使得九五破涕为笑。

这一爻是说,“同人”之道重在求心之同。心同意同,不用强求而自同。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上九在这一卦的最外面,里面没有呼应,无人与他和同,所以说在郊外。像这样孤独,应当不吉祥;然而,上九远离人群,是因为不愿同流合污,早已觉悟,所以不会懊悔。

象传中说:这是不得志。像这种孤独清高的人物,自己也许不懊悔,但在别人看来,并不能说是真正得志。

这一爻,说明和同应本着积极的态度,但也不能同流合污。

团结和同不战而胜

同人之卦,居于“泰”、“否”之后,它所阐述的,是为了打通“否”之不祥之势,以及在这之后所要处理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它通过同人于野、同人于宗、同人于门、同人于郊的分析,最终得出了和谐之道。与人同皆,与人融洽,这是一种做人做事的境界。在战场上,最高明的战法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便是一种“同人”,它不但是手段,更是目的。那么在政治局势内,一个人或大或小的领导者,与上司,与下属,或与同僚,这些关系的处理,理想的境界也应该是“同人”。这种境界即使达不到,也应当把“同人”作为一种指导思想。人们皆有目的和期望,在实现它的过程中,倘若能把所有的阻碍力量与对手都变成朋友与合作者,达到不战而胜,岂不是一种最好的态势?同人卦的精神要义正在于此。

在序卦传中有这样一句话:“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晋韩伯康注,“否则思通,人人同志;故可以出门同人,不谋而合”。生活在否闭之世,人人自危。为了打通否闭局势,以便死地求生,就必须大家合力,万众一心。这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至关紧要的。战国时,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被骗入秦,秦昭王囚之,并计划杀他。孟尝君只好变易姓名,落荒而逃。秦国追兵愈来愈近,“夜半至函谷关……关法鸡鸣而出客”,如果等到天亮开关的时候,追兵就会赶到,孟尝君及其宾客一行只有束手就擒而别无他法了。危急时刻,君臣一心,上下同志,群策群力,思筹出关良策,显然是一种最好的选择。据《史记·孟尝君列传》载:“孟尝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为鸡鸣,而鸡齐鸣,遂发传出。出如食顷,秦追果至关,已后孟尝君出,乃还。”在孟尝君的食客中,鸡鸣犬吠之辈,居于“下坐”,一般人羞与同列。但孟尝君不管这些,一视同仁,仍然带了他们使秦,结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居“下坐”者不与在上者同志,在上者又羞与在下者为伍,人怀异志,军心涣散,而士无斗志,又将如何破关而出呢?人人死无葬身之地,孟尝君又怎能在战国的历史舞台上继续表演那些有声有色的故事呢?

而在历史上,有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他们虽然在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上,有共同的心愿和志向,但由于心难相通,各执一端,因而导致不能和同共济,使他们的力量不能往一处使,产生了令人遗憾的结果。如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关系,就让人感慨颇多。

宋朝的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在公元1019与1021年相继出生,年轻时,都曾在同一机构担任完全一样的职务。两人互相倾慕,司马光仰慕王安石绝世的文才,王安石尊重司马光谦虚的人品,在同僚们中间,他们俩的友谊简直成了某种典范。

后来,因王安石主张变法,施行新政,而司马光表示反对,不久,这对本来相互唱和、互相赞美的老朋友竟好像有了解不开的深仇大恨,两位智者名人,成了两只好斗的公鸡。有一回,洛阳国色天香的牡丹花开,包拯邀集全体僚属饮酒赏花。席中包拯敬酒,官员们个个善饮,自然毫不推让,只有王安石和司马光酒量极差,待酒杯举到司马光面前时,司马光眉头一皱,仰着脖子把酒喝了,轮到王安石,王执意不喝,全场哗然,酒兴顿扫。司马光大有上当受骗,被人小看的感觉,于是喋喋不休地骂起王安石来。王安石以牙还牙,也痛骂司马光。自此两人结怨更深,王安石得了一个“拗相公”的称号,而司马光也取了个“司马牛”的绰号。

“拗相公”的拗性和“司马牛”的牛脾气更激化了他们的冲突。王安石太自信了,这个“敢为天下先”的改革派领袖根本不把司马光放在眼里,就像一位斗牛士,看见凶猛的蛮牛冲过来了,还嫌不够刺激,挥动手里的红布,要让牛变得更加愤怒。司马光又是上书,又是面陈,告了“拗相公”的御状。罪状之一是“不晓事,又执拗”;罪状之二是拉帮结派,利用皇帝给的特殊权力,拉拢了一大帮江西等地冥顽不化的蛮子。一直把王安石搞下了台,司马光才罢休。他们早年抱定拯救国家和百姓的理想终于成为一个泡影。

到了晚年,王安石和司马光对他们早年的行为都有所悔悟,大概是人到老年,与世无争,心境平和,消除了一切拗性与牛脾气。虽然他们二人晚年又重修旧好,但毕竟能够做事的人生黄金时光已悄然而逝,在那时他们没有团结合作,齐心协力地为国为民出力谋划,反而把原本可以成为伙伴的人变成了阻力强大的对手,显然大大违背了“同人”的精神,这不但在他们心中留下了遗憾,也令后人为之叹惋。

刘基在《郁离子·省敌》中,借郁离子之口说:“善战的人能使敌人减少,不善战的人能使敌人增多。使敌人减少的就昌盛,使敌人增多的就灭亡。要夺人家的国土,那么那个国家的人就都是我的敌人,因此,善于使敌人减少的,就能不使人家抵抗我。汤、武之所以无敌于天下,就是用我的敌人去抵抗敌人啊。”这种说法无疑深得“同人”之精髓,是一种至为高明的作战策略,移就为做人做事,亦可作如是观。

不过,在本卦最后上九的爻辞中,强调了“同人”之道的基本精神和理想境界固然令人向往,爻辞更通过“同”与“争”的矛盾,揭示出在现实生活中行“同人”之道的复杂性和规律性,从中引申出若干可思、可感、可行、可戒之处,由于这些都是从前人社会实践里提炼出来的思想结晶,因而是很值得人们从各种角度去深深领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