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明朝大人物:皇帝、权臣、佞幸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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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张居正的另一面(1)

2010年上映的《万历首辅张居正》,是根据小说改编的,试图透过张居正这个人物,再现一段历史场景。既然由小说改编,虚构与想象是免不了的,研究历史的人最忌惮的就是虚构与想象,然而有人振振有词地说:小说比历史更加真实。呜呼,历史家无话可说了。因此我不想对这部电视剧说三道四,无奈报纸编辑盛情相邀,只得谈点感想。

著名演员唐国强大概是演惯了领袖人物,演起张居正来,摆出一副架势尽量拔高,给观众的印象似乎过于追求“高大全”。对16世纪的张居正的刻画为什么也要“高大全”呢?百思不得其解。是编导的意图,还是演员自己的演绎?是出于对改革家的尊重,还是囿于习惯思维,“好人一切皆好”的形而上学在作祟?不敢妄加推论,以下写的完全是自说自话,不针对任何人。

历史人物是复杂多面的,张居正当然也不例外。他既是无所畏惧的改革家,自诩“嫌怨有所弗避”;也是权势显赫的首席大臣,一个惯于玩弄权谋术数的政客。刻画这样一个人物,忽略任何一面都不可能接近历史真实。当时人已经注意到他的两面性,《明神宗实录》对他的盖棺论定,一方面肯定他的政绩:“十年海内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太仆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综名实,清邮传,核地亩。”另一方面也指出他的过失,尽管过不掩功,也足以使他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幸。方其怙宠夺情时,本根已断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

张居正得到皇太后李氏与小皇帝朱翊钧的充分授权,得到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的密切配合,“代帝摄政”,“宫府一体”,得以独断专行。凭借这样的权力与地位,他大刀阔斧推行改革,雷厉风行。时人把这种久违了的政局,称之为“朝下令而夕奉行”,“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因此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无论是迫使官员不敢懈怠的“考成法”,还是清理欠税增加财政收入的“清丈田亩”,以及把“一条鞭法”推广到全国,促使赋税徭役货币化,都收到了以往罕见的成效。嘉靖以来政治颓靡、财政亏空、边防废弛的局面,得到了改变;国力不断下滑的颓势,得到了遏制。这就是张居正改革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原因。这些,久已为人所共知,毋庸赘言,本文只想谈一谈电视剧《万历首辅张居正》有意无意忽略的另一面。

张居正身上少有温良恭俭让,少有宽厚仁恕,多的是独断专行、咄咄逼人。不少赞成改革的官员,也批评他过于严厉、过于操切,绝非偶然。他讲究权术与谋略,甚至在权力斗争中堂而皇之地玩弄阴谋诡计,手法老练圆熟,可以不顾颜面,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徇匹夫之小节”。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与冯保联手扳倒高拱。

隆庆三年(1569),高拱以武英殿大学士第二次进入内阁,并兼任吏部尚书,两年后,升任内阁首辅。此人一向以精明强干自诩,傲视同僚,对于内阁次辅张居正也是如此。张居正不是等闲角色,穆宗病危时,他瞒着高拱,与冯保准备了“遗诏”。穆宗死后,他和冯保的关系愈加密切。高拱不能容忍大权旁落,决定先拿冯保开刀,以自己起草的削夺太监权力的《陈五事疏》,征求同僚的意见。张居正当场一口答应,佯笑道:除掉冯保这个阉宦,就像除掉一只死老鼠。然后马上派人告诉冯保,要他早作准备,二人合力对付高拱。

高拱以为时机成熟,指使他一手提拔的言官弹劾冯保,迫使他下台。弹劾奏章写得最厉害的,是指责冯保精通房中术,给先帝(即穆宗)送去“诲淫之器”和“邪燥之药”,“先帝因以成疾,遂至弥留”,指控冯保是害死先帝的元凶。仅凭这一条,足可处死冯保,何况还有“矫诏”——假传圣旨等罪名。言官们振振有词地请求皇帝,将冯保逮捕审问,明正典刑;还特别强调:“如有巧进邪说,曲为保救者,亦望圣明察之。”含沙射影指向张居正,不得从旁解救。

冯保虽然对嘉靖以来的权力斗争早已司空见惯,但毕竟是隔岸观火,如今自己挨整,有点手足无措,唯恐上朝时言官当面向皇上奏请,局面难以收拾,便派亲信徐爵向张居正请教对策。张居正说:“勿惧,便好将计就计为之。”这个“计”究竟是什么呢?

穆宗逝世后,继承者是年仅十岁的太子,秉性傲慢的高拱瞧不起小皇帝,口无遮拦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既然高拱攻击冯保是害死先帝的元凶,那么冯保就反击高拱根本不把小皇帝放在眼里,利用皇后、皇贵妃、小皇帝的孤儿寡母心态,一举击倒高拱。

此事见于《明史·冯保传》。冯保向皇后、皇贵妃、小皇帝说:“(高)拱斥太子为十岁孩子,如何作人主?”后妃听了大吃一惊,面色立即大变。后来成为张居正的副手与接班人的申时行,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得更为具体:对于高拱的《陈五事疏》,皇帝批示“照旧制行”(即不必变更),由文书太监送到内阁,高拱很不满意地问道:“此疏不发阁议拟,而旨从中出者何也?”文书太监回答:这是皇上御批。高拱回敬道:“安有十岁天子而能裁决政事者乎?”冯保获悉后,立即报告皇帝:“高阁老云,十岁孩子安能决事?”小皇帝大怒,面告两位圣母,三人相持而哭。申时行所写的下面一段话最为关键,点出了张居正在其中的作用:“是日,给事、御史论劾(冯)保恣横不法疏凡七上,保益惶急,而故善江陵(张居正),则使所亲问计,江陵方恶新郑(高拱),欲乘机逐之,则以计授(冯)保。明日,召部院大臣于会极门。”这里所说的“计”,就是激怒皇后、皇贵妃、皇帝,把高拱罢官,于是便有了会极门的一场好戏。

隆庆六年六月十六日早朝,高拱、张居正率领部院大臣来到会极门,只见太监王蓁捧着圣旨出来,用尖细的嗓音喊道:“张老先生接旨!”这一声喊,大大出乎高拱预料,他是首辅,为何不说“高老先生接旨”?更加蹊跷的事在后面,王蓁念道:

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说与内阁、五府、六部等衙门官员,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人在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说:东宫年小,要你们辅佐。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着回籍闲住,不许停留。

高拱万万没有想到遭到斥逐的不是冯保而是他自己,而且丝毫没有回旋的余地——“回籍闲住,不许停留”,顿时浑身瘫软,直冒冷汗。

张居正为了避嫌,向皇帝上疏,说高拱历事三朝三十余年,小心谨慎,没有过失,请求皇后、皇贵妃、皇帝收回成命,挽留高拱。如果以为阁臣有罪,他自己愿意与高拱一起罢官。在不明真相的人看来,张居正果然君子坦荡荡,挺身与高拱分担责任。然而联系到他与冯保密谋策划打倒高拱的幕后活动,人们不禁为张居正的虚情假意感到愕然,为政治家特有的两面派作风感到惊愕。高拱下台的结果,自然是张居正如愿以偿地升任内阁首辅,申时行说:“由是,宫禁事皆决于(冯)保,而朝廷政务悉归阁中,江陵(张居正)得行一意,无阻挠者矣。”

冯保联合张居正,借助皇后、皇贵妃之手,把高拱赶下台,只是在权力斗争中玩弄手腕而已,不过是政坛高层明争暗斗司空见惯的又一幕。接下来冯保联手张居正策划的“王大臣案”,更加匪夷所思,竟然要置高拱于灭门之地,令朝廷内外惊诧不已。

万历元年(1573)正月十九日,小皇帝朱翊钧出宫上朝,轿子刚出乾清门,有一个宦官打扮的男子,由西阶直奔过来,被警卫人员抓住,从他的腋下搜出利刃两把。张居正得知此事后,代替皇帝起草一道谕旨:“着冯保鞫问,追究主使之人。”冯保亲自去东厂审问,关闭门窗,屏退左右,对王大臣说:“汝只说是高阁老使汝来刺朝廷,我当与汝官做,永享富贵。”随后叮嘱心腹长伙(听差)辛儒,与王大臣朝夕共处,教他诬陷高拱指使行刺皇帝的口供。手段之卑劣,用心之险恶,令人毛骨悚然。

此事虽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东厂总督太监冯保一手操办的,但内阁首辅张居正也脱不了干系。不少史料可以证明此点。

其一,何乔远《名山藏》说:冯保审讯时,王大臣招供,本名章龙,从总兵戚继光处来。张居正听说后,对冯保说:“奈何称戚总兵,禁勿复言。此自有作用,可借以诛高氏灭口。”

其二,谈迁《国榷》、赵吉士《寄园寄所寄》都说,东厂审讯王大臣受高拱指使行刺皇帝的结案报告,在上报皇帝之前,由张居正作了修改,加上了“历历有据”四个字。吏部尚书杨博、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对张居正说,愿意担保高拱绝非王大臣的主使人,张居正愤愤然拿出东厂结案报告,意思是此案系东厂所为,与己无关。葛守礼认得张居正的笔迹,发现了他所加的“历历有据”四字。张居正猛然醒悟,讪讪地说:“彼法理不谙,我为易数字耳。”

其三,钱一本《万历邸钞》说:“此即冯珰(冯保)所为不道,而欲诛之,以灭其迹者。时章龙(王大臣本名章龙)狱兴,诬连高拱。(张)居正密为书,令高拱切勿惊死,已,又为私书安之云。”

可见张居正自始至终都插手此案。案件的发展颇具戏剧性,迫于舆论的压力,张居正不得不放弃追查幕后主使人的主张,接受吏部尚书杨博的建议,委派主管锦衣卫的左都督朱希孝和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前往东厂,会同冯保一起审理案情。杨博还给朱希孝出点子:派锦衣卫校尉在会审前让王大臣辨认高拱的家人(奴仆),迫使其露出破绽,从而使得高府家人“同谋”的说法不攻自破。

二月十九日的三堂会审进行得煞是精彩。按照惯例,东厂和锦衣卫审问犯人,必先加刑,王大臣挨了十五大板,大声叫嚷:“原说与我官做,永享富贵,如何打我?”

冯保打断他的话,喝问:“是谁主使你来?”

王大臣瞪目仰面回答:“是你使我来,你岂不知?却又问我。”这句话十分要紧,“是你使我来”,一语道破天机。

冯保气得面色如土,又强问:“你昨日说是高阁老使你来刺朝廷,如何近日不说?”

王大臣的回答非常之妙:“你教我说来,我何曾认得高阁老?”

朱希孝见案情真相已经大白,恐怕王大臣把隐情和盘托出,使冯保难以下台,厉声喝道:“这奴才,连问官也攀扯,一片胡说,只该打死。”又对冯保说:“冯公公,不必问他。”

在一片尴尬中,会审草草收场。第二天(二月二十日)夜里,再次审讯王大臣时,他已经中毒,喉咙哑了,再也无法说话。次日,宣判处死王大臣,案件匆匆了结。

高拱的回忆录《病榻遗言》对这一案件有详细的追述,大体可信。申时行作为目击者,他的回忆录《杂记》,可以证实高拱所说并非虚构。申时行说:“(王)大臣者浙中佣奴,以浮荡入都,与小竖(小宦官)交匿,窃其牌帽,阑入禁门,群阉觉其有异,捕送东厂。(冯)保素恨新郑(高拱),未有以中之,阿意者遂欲因事锻炼,乃以双剑置(王)大臣两腋间,云受新郑指,入内行刺,图不轨。榜掠不胜楚,遂诬服。为言新郑状貌及居址城郭云云……是时道府以兵围新郑家而守之,祸且不测。然众论皆知其(高拱)冤,颇尤江陵(张居正),江陵迫公议,亟从中调剂,(冯)保意解,乃独归罪(王)大臣,论斩。新郑(高拱)得无恙。”

经过此次风波,高拱虽然幸免于难,不过他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几乎完全消失。张居正却摇身一变,极力向外界宣扬,解救高拱是他的功劳,在给友人的信中,一再强调自己是反对株连高拱的。当时人朱国祯在《涌幢小品》中不无讽刺地说:“王大臣一事,高中玄(高拱)谓张太岳(张居正)欲借此陷害灭族,太岳又自鸣其救解之功。看来张欲杀高甚的。”

万历六年(1578)三月,张居正回乡安葬亡父,路过河南新郑县。高拱得到消息,抱病出来迎接,两人相对痛哭一场。张居正到了湖广江陵老家后,写信给高拱,一诉衷肠:“相违六载,只于梦中相见,比得良晤,已复又若梦中也。”葬礼完毕,回京途中经过新郑,张居正专程拜访高拱。回京以后,又写信问候:“比过仙里,两奉晤言,殊慰夙昔,但积怀未能尽吐耳。”两人之间真的捐弃前嫌了吗?假如是真的话,这大概就是所谓政治家风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