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即位时还是个十岁（虚岁）的孩子，慈圣皇太后李氏把朝政交给张居正的同时，也把教育小皇帝的责任交给了他。因此张居正身兼二职：首辅与帝师。小皇帝的一切都仰赖张先生辅佐，他对这位身材颀长、美须及胸的长者，既敬重又畏惧。一次，小皇帝在读《论语》时，把“色勃如也”之“勃”读作“背”音，张居正厉声纠正：“当作勃字！”声如雷鸣，吓得皇帝惊惶失措，在场的官员个个大惊失色。慈圣皇太后为了配合张居正的调教，在宫中对皇帝严加看管，动辄谴责：“使张先生闻，奈何！”在太后和皇帝心目中，张居正的地位和威权之高可想而知。
不独如此，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张居正）宫府一体，百辟从风，相权之重，本朝罕俪，部臣拱手受成，比于威君严父，又有加焉。”所谓“宫府一体”云云，就是把内朝（皇帝）与外朝（政府）的事权集于一身，因此说“相权”之大本朝无人可以和他比肩。这一点，张居正本人并不否认，经常对下属说：“我非相，乃摄也。”所谓“摄”，就是代帝摄政，如此权势显赫的首辅，各部大臣自然要把他看作“威君严父”，争相阿谀奉承，有人甚至向他赠送黄金制作的对联：
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
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那些进士出身的官员，多少有点文学底子，用在拍马屁上绰绰有余。你看这副对联，文字对仗多么工整，而且巧妙地把张居正的号——“太岳”二字镶嵌进了下联，与上联的“大明”相对。“太岳相公”与“大明天子”相提并论，显然是有僭越嫌疑的，张居正却安之若素。
万历六年，张居正离京返乡安葬亡父，一路上摆出“我非相，乃摄也”的排场，有尚宝少卿和锦衣卫指挥等文武官员护送，戚继光还派来了火铳手与弓箭手保镖。他所乘坐的轿子是真定知府钱普特意赶制的，特别庞大——“如同斋阁”，像一所活动的房子。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的前半部是起居室，后半部是卧室，两旁有走廊，童子在左右为之挥扇焚香。如此豪华的庞然大物，当然是“八抬大轿”望尘莫及的，要三十二个轿夫一起抬，才能走动。这样的架势，也是有僭越嫌疑的。
张居正虽并非严嵩、冯保那样富甲天下的贪官，但也不是海瑞那样两袖清风的清官。万历元年他在江陵城东营造“张太师府第”，皇帝不但为他亲笔书写堂匾、楼匾、对联，而且拿出宫内资金作为赏赐。上行下效，湖广全省官员纷纷出资“赞助”，这座豪华的府第耗资二十万两银子，张居正自己拿出来的还不到十分之一。他还在京城建造同样豪华的官邸，据目击者说，它的壮丽程度可以和王府相媲美。他死后，这座建筑改为“全楚会馆”（湖广同乡会馆），规模之大非一般住宅可以比拟。无怪乎辽东巡按御史刘台要在《恳切圣明节辅臣权势疏》中，弹劾张居正，“入阁未几，而富冠全楚，果何致之耶？宫室舆马，妻妾奉御，有同王侯，果何供之耶？”
一些官员为了讨好这位首辅，千方百计为他的儿子参加科举考试开后门、通路子。万历二年，沈一贯主持会试，同僚以张居正长子张敬修相托，沈一贯表示不肯通融。那人说：张相公功在社稷，破格录取他的儿子不算舞弊。沈一贯不敢苟同，说：考卷为什么要“糊名”呢？现在提前确定录取人名，当然是舞弊。发榜后，张敬修名落孙山，张居正为此生气了好几天。然而并非所有主考官都是那样秉公办事的。万历五年，张居正长子敬修、次子嗣修一起进士及第，嗣修还是“榜眼”（一甲第二名）。万历八年，三子懋修居然高中“状元”（一甲第一名）。如此一门三及第，倘说其中没有奥妙，恐怕没有人会相信。
万历五年九月十三日，张居正父亲张文明病故，二十五日噩耗传到北京。按照传统伦理，官员“丁忧”，必须回乡服丧守孝二十七个月。次日，阁僚吕调阳、张四维联名向皇帝报告，希望援引前朝大臣金幼孜、杨溥、李贤由皇帝“夺情”的先例，挽留张居正。然而，这种“特事特办”，并不符合明朝祖宗旧制，“夺情起复”的大臣往往遭受非议。明武宗时代的内阁首辅杨廷和父亲病故，请求回乡奔丧“丁忧”，皇帝不许，经过再三请求，才得到批准。“丁忧”期间，皇帝要“夺情起复”，杨廷和再三推辞，始终没有“起复”。《明史·杨廷和传》说：“阁臣之得终父母丧者，自廷和始也。”杨廷和能够为父亲丁忧二十七个月，开创了先例，得到不少人的赞扬，官员们必定会拿这一先例来要求张居正。
独断朝政的张居正，当然不愿意在此紧要关头离开岗位二十七个月。他的盟友冯保也认为他不应该“丁忧”，否则后果难以预料。于是两人策划了“丁忧”和“夺情”的两全之计，在明朝历史上堪称独一无二。
在向内阁同僚通报父亲病故的讣告之前，张居正先和冯保密谋策划，一定要想方设法促使皇帝明确表示“夺情起复”。文秉《定陵注略》写到此事，揭露了他们二人密谋“夺情之局”的内幕：“大珰冯保，挟冲主，操重柄，江陵（张居正）素卑事之。新郑（高拱）既逐，（冯）保德江陵甚，凡事无不相呼应如桴鼓。江陵闻父讣，念事权在握，势不可已，密与（冯）保谋夺情之局已定，然后报讣。次辅蒲州（张四维）进揭，即微露其一斑。”“疏入，漏下已二鼓。昧爽，特旨从中出，留之，香币油蜡之赐以千百计。内阉将司礼（监）之命，络绎而至，附耳蹑踵。江陵时作擎曲状，令小厮扶掖内阉，乃叩头谢，强之立而受，云：‘此头寄上冯公公也。’”意思是说，张居正收到父亲去世的讣告，考虑到事权在握，不可放弃，便与冯保密谋由皇帝“夺情”，局面已定，再把讣告通报内阁同僚。内阁次辅张四维向皇帝提交奏疏，无意中透露了密谋之一斑。奏疏送给皇帝时已经二更，天亮之前皇帝的挽留谕旨就下达，还赏赐大量香币油蜡之类供品。宫内的小太监肩负冯保的使命络绎不绝来到张府，传递“夺情”的信息。张居正感动之极，不时做出擎曲状，命令仆人搀扶小太监站立，接受自己的跪拜，特别叮嘱：请把我的叩头带给冯公公。
由此可见，皇帝对张居正的“夺情”，体现了张居正的本意，是由冯保一手促成的；或者说，“夺情”虽由皇帝出面宣布，却是张居正和冯保事前谋划好，要皇帝一而再、再而三地挽留。为了掩人耳目，张居正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的请求回乡“丁忧守制”。双方配合得天衣无缝，演出了一幕双簧。因此张居正的《乞恩守制疏》写得颇费周章，本意是希望皇帝“夺情”，却不得不按照惯例向皇帝请求“乞恩守制”；一面讲“乞恩守制”，一面强调自己不同于常人，“非常理所能拘”，“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徇匹夫之小节”。这分明是在向皇帝表明决心，如果皇帝坚持“夺情”，那么他可以不顾“常理”与“小节”，坚守岗位。这种心态被《明神宗实录》的编者一眼看穿，在记叙张居正《乞恩守制疏》时，加了这样一句评论：“观此，而夺情之本谋尽露矣！”也就是说，“夺情”是张居正和冯保密谋策划的结局，叫做“夺情之本谋”，所以他要向冯保叩头致谢。
“夺情”的结果是张居正“在官守制”，即在北京的家中“守制”七七四十九天，在家中处理公务；“七七”以后，和往常一样到内阁办公。此举激起了官员们的不满，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刑部主事沈思孝，纷起弹劾。应该说，这四个人反对“夺情”，观念未免保守陈腐；然而张居正对他们的处理也过于假公济私。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擅自扣留这些弹劾奏疏，不送交皇帝，让张居正“票拟”皇帝的谕旨。张居正不但不回避，反而与冯保商量确定，对四人实施“廷杖”。
礼部尚书马自强听说要“廷杖”，出面向张居正求情。张居正自知理屈，竟然不顾首辅的矜持风度，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在马自强面前跪下，一手捻着胡须，口中喊道：“公饶我，公饶我！”翰林院掌院学士王锡爵召集翰林院官员数十人，向张居正请愿，吃了闭门羹。王锡爵径直闯进张府，为上述四人求情。
张居正板着面孔，拒绝王锡爵的请求，说：“圣怒不可测。”
王锡爵说：“即圣怒，亦为老先生而怒。”
张居正无言以对，突然下跪，举手索刀作刎颈状，说：“上强留我，而诸子力逐我，且杀我耶！”连声喊道：“你来杀我，你来杀我！”
王锡爵没有想到平素仪表堂堂的首辅居然如此无赖，赶忙逃跑。
这样一来，“夺情”的幕后戏，终于闹到了台前。十二月二十二日，锦衣卫逮捕吴、赵、艾、沈四人，在午门前“廷杖”。吴、赵二人各杖六十大板，发回原籍为民，永不叙用；艾、沈二人各杖八十大板，发极边充军，遇赦不宥。廷杖是一种看似“文明”的酷刑，轻则致人残废，重则致人死亡。吴中行廷杖完毕，口耳鼻都在流血，大腿与臀部腐肉剜去几十块，形成一个方圆一尺、深达寸许的伤口。后来吴中行对赵南星说：廷杖时，张居正派监督官在一旁监视，企图把我击毙，其恶毒如此！时隔多年，仍然对张居正耿耿于怀。艾穆廷杖后，用门板抬出京城，踏上充军的漫漫长路，多次因伤势过重而不省人事。他是张居正的大同乡（都是湖广人），尽管已经严惩，张居正仍有余恨，悻悻然对人说：昔日严嵩被弹劾，就是没有受到同乡的攻击，我还比不上严嵩！
企图用廷杖来打击反对派的气势，结果适得其反，舆论普遍同情吴、赵、艾、沈四人，把他们看作坦荡荡的君子。在神宗身边担任“日讲官”的许国（后来成为内阁大学士）对于遭到廷杖的四君子钦慕之至，赠送吴中行玉杯一只，上面镌刻一首诗：
斑斑者何？卞生泪。
英英者何？兰生气。
追之琢之，永成器。
赠送赵用贤犀角杯一只，上面镌刻一首诗：
文羊一角，其理沉黝。
不惜剖心，宁辞碎首。
黄流在中，为君子寿。
万历十年（1582）春，张居正身患重病，久治不愈，朝廷大臣上自六部尚书，下至冗散，纷纷为他设立斋醮，为之祈祷。这些人舍弃本职工作，日夜奔走于佛事道场，在香火缭绕的神坛前，长跪不起。还把乞求平安的表章装进红纸封套，罩上红色锦缎，送进张府，用重金贿赂张府家人，希求让张居正过目，“争一启齿，或见而颔之，取笔点其丽语一二”，博其青睐。京都如此，各地封疆大吏竞相仿效，一时举国若狂。这当然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后来神宗皇帝病重，也没有出现类似状况。如果没有张居正的默许，是难以想象的。
荣华富贵真的如同浮云一般，不可能延长寿命。万历十年二月，张居正旧病复发。他上年秋天患的“下部热症”，是痔疮的委婉表述，如果直截了当说成是痔疮，似乎有损首辅大臣的尊严。对于患者而言，仅仅是痔疮，简直是不幸中的大幸。其实痔疮不过是表象，病根却在别处。那么，他得的究竟是什么病呢？
说出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说，张居正的病根，“得之多御内而不给，则日饵房中药（春药），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泄之，其下成痔，而脾胃不能进食”。王世贞是私人修史，没有史官修史的许多忌讳，直白地道出了张居正本人难以启齿的病根。原来这位道貌岸然的大学士，是一个好色的登徒子，他到底有多少小妾，史书没有记载，不好妄加猜测。不过从“多御内而不给”来推断，应该不止一个，也绝不像电视剧渲染的那样诗情画意。有的野史说，他的亲信仆人游七，善于窥测主人的嗜好，不断为他搜罗“房中药”，供他纵欲。又说，他重用的边防大帅戚继光，投其所好，给他送来两名“胡姬”——胡人美女，同时送来了非常有效的“房中药”。其结果，更加“多御内而不给”，愈加乞灵于“房中药”——“发强阳”，无异于慢性中毒，终于导致“内热难耐”的结果。为了抵消燥热，不得不服用“寒剂”来排泄燥热，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是痔疮，二是脾胃受伤，不能进食，以至于成为不治之症。
读者诸君或许会说，仅凭王世贞一家之言，不足以定论。那么再看一个旁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张江陵当国，以饵房中药过多，毒发于首，冬月遂不御貂帽。”说得很清楚，张居正服用“房中药”过多，毒性已经到达头部，燥热难耐。北京的寒冬腊月，达官贵人都戴貂皮帽，唯独张居正不戴，因为要散热。这就表明，张居正长期服用“房中药”而中毒，内热不但发于下部，也发于上部，即使治愈痔疮，也难免一死。
需要声明的是：笔者无意暴露什么“隐私”，只不过是揭示其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