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明朝大人物:皇帝、权臣、佞幸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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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 张居正的另一面(2)

明神宗即位时还是个十岁(虚岁)的孩子,慈圣皇太后李氏把朝政交给张居正的同时,也把教育小皇帝的责任交给了他。因此张居正身兼二职:首辅与帝师。小皇帝的一切都仰赖张先生辅佐,他对这位身材颀长、美须及胸的长者,既敬重又畏惧。一次,小皇帝在读《论语》时,把“色勃如也”之“勃”读作“背”音,张居正厉声纠正:“当作勃字!”声如雷鸣,吓得皇帝惊惶失措,在场的官员个个大惊失色。慈圣皇太后为了配合张居正的调教,在宫中对皇帝严加看管,动辄谴责:“使张先生闻,奈何!”在太后和皇帝心目中,张居正的地位和威权之高可想而知。

不独如此,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张居正)宫府一体,百辟从风,相权之重,本朝罕俪,部臣拱手受成,比于威君严父,又有加焉。”所谓“宫府一体”云云,就是把内朝(皇帝)与外朝(政府)的事权集于一身,因此说“相权”之大本朝无人可以和他比肩。这一点,张居正本人并不否认,经常对下属说:“我非相,乃摄也。”所谓“摄”,就是代帝摄政,如此权势显赫的首辅,各部大臣自然要把他看作“威君严父”,争相阿谀奉承,有人甚至向他赠送黄金制作的对联:

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

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那些进士出身的官员,多少有点文学底子,用在拍马屁上绰绰有余。你看这副对联,文字对仗多么工整,而且巧妙地把张居正的号——“太岳”二字镶嵌进了下联,与上联的“大明”相对。“太岳相公”与“大明天子”相提并论,显然是有僭越嫌疑的,张居正却安之若素。

万历六年,张居正离京返乡安葬亡父,一路上摆出“我非相,乃摄也”的排场,有尚宝少卿和锦衣卫指挥等文武官员护送,戚继光还派来了火铳手与弓箭手保镖。他所乘坐的轿子是真定知府钱普特意赶制的,特别庞大——“如同斋阁”,像一所活动的房子。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的前半部是起居室,后半部是卧室,两旁有走廊,童子在左右为之挥扇焚香。如此豪华的庞然大物,当然是“八抬大轿”望尘莫及的,要三十二个轿夫一起抬,才能走动。这样的架势,也是有僭越嫌疑的。

张居正虽并非严嵩、冯保那样富甲天下的贪官,但也不是海瑞那样两袖清风的清官。万历元年他在江陵城东营造“张太师府第”,皇帝不但为他亲笔书写堂匾、楼匾、对联,而且拿出宫内资金作为赏赐。上行下效,湖广全省官员纷纷出资“赞助”,这座豪华的府第耗资二十万两银子,张居正自己拿出来的还不到十分之一。他还在京城建造同样豪华的官邸,据目击者说,它的壮丽程度可以和王府相媲美。他死后,这座建筑改为“全楚会馆”(湖广同乡会馆),规模之大非一般住宅可以比拟。无怪乎辽东巡按御史刘台要在《恳切圣明节辅臣权势疏》中,弹劾张居正,“入阁未几,而富冠全楚,果何致之耶?宫室舆马,妻妾奉御,有同王侯,果何供之耶?”

一些官员为了讨好这位首辅,千方百计为他的儿子参加科举考试开后门、通路子。万历二年,沈一贯主持会试,同僚以张居正长子张敬修相托,沈一贯表示不肯通融。那人说:张相公功在社稷,破格录取他的儿子不算舞弊。沈一贯不敢苟同,说:考卷为什么要“糊名”呢?现在提前确定录取人名,当然是舞弊。发榜后,张敬修名落孙山,张居正为此生气了好几天。然而并非所有主考官都是那样秉公办事的。万历五年,张居正长子敬修、次子嗣修一起进士及第,嗣修还是“榜眼”(一甲第二名)。万历八年,三子懋修居然高中“状元”(一甲第一名)。如此一门三及第,倘说其中没有奥妙,恐怕没有人会相信。

万历五年九月十三日,张居正父亲张文明病故,二十五日噩耗传到北京。按照传统伦理,官员“丁忧”,必须回乡服丧守孝二十七个月。次日,阁僚吕调阳、张四维联名向皇帝报告,希望援引前朝大臣金幼孜、杨溥、李贤由皇帝“夺情”的先例,挽留张居正。然而,这种“特事特办”,并不符合明朝祖宗旧制,“夺情起复”的大臣往往遭受非议。明武宗时代的内阁首辅杨廷和父亲病故,请求回乡奔丧“丁忧”,皇帝不许,经过再三请求,才得到批准。“丁忧”期间,皇帝要“夺情起复”,杨廷和再三推辞,始终没有“起复”。《明史·杨廷和传》说:“阁臣之得终父母丧者,自廷和始也。”杨廷和能够为父亲丁忧二十七个月,开创了先例,得到不少人的赞扬,官员们必定会拿这一先例来要求张居正。

独断朝政的张居正,当然不愿意在此紧要关头离开岗位二十七个月。他的盟友冯保也认为他不应该“丁忧”,否则后果难以预料。于是两人策划了“丁忧”和“夺情”的两全之计,在明朝历史上堪称独一无二。

在向内阁同僚通报父亲病故的讣告之前,张居正先和冯保密谋策划,一定要想方设法促使皇帝明确表示“夺情起复”。文秉《定陵注略》写到此事,揭露了他们二人密谋“夺情之局”的内幕:“大珰冯保,挟冲主,操重柄,江陵(张居正)素卑事之。新郑(高拱)既逐,(冯)保德江陵甚,凡事无不相呼应如桴鼓。江陵闻父讣,念事权在握,势不可已,密与(冯)保谋夺情之局已定,然后报讣。次辅蒲州(张四维)进揭,即微露其一斑。”“疏入,漏下已二鼓。昧爽,特旨从中出,留之,香币油蜡之赐以千百计。内阉将司礼(监)之命,络绎而至,附耳蹑踵。江陵时作擎曲状,令小厮扶掖内阉,乃叩头谢,强之立而受,云:‘此头寄上冯公公也。’”意思是说,张居正收到父亲去世的讣告,考虑到事权在握,不可放弃,便与冯保密谋由皇帝“夺情”,局面已定,再把讣告通报内阁同僚。内阁次辅张四维向皇帝提交奏疏,无意中透露了密谋之一斑。奏疏送给皇帝时已经二更,天亮之前皇帝的挽留谕旨就下达,还赏赐大量香币油蜡之类供品。宫内的小太监肩负冯保的使命络绎不绝来到张府,传递“夺情”的信息。张居正感动之极,不时做出擎曲状,命令仆人搀扶小太监站立,接受自己的跪拜,特别叮嘱:请把我的叩头带给冯公公。

由此可见,皇帝对张居正的“夺情”,体现了张居正的本意,是由冯保一手促成的;或者说,“夺情”虽由皇帝出面宣布,却是张居正和冯保事前谋划好,要皇帝一而再、再而三地挽留。为了掩人耳目,张居正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的请求回乡“丁忧守制”。双方配合得天衣无缝,演出了一幕双簧。因此张居正的《乞恩守制疏》写得颇费周章,本意是希望皇帝“夺情”,却不得不按照惯例向皇帝请求“乞恩守制”;一面讲“乞恩守制”,一面强调自己不同于常人,“非常理所能拘”,“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徇匹夫之小节”。这分明是在向皇帝表明决心,如果皇帝坚持“夺情”,那么他可以不顾“常理”与“小节”,坚守岗位。这种心态被《明神宗实录》的编者一眼看穿,在记叙张居正《乞恩守制疏》时,加了这样一句评论:“观此,而夺情之本谋尽露矣!”也就是说,“夺情”是张居正和冯保密谋策划的结局,叫做“夺情之本谋”,所以他要向冯保叩头致谢。

“夺情”的结果是张居正“在官守制”,即在北京的家中“守制”七七四十九天,在家中处理公务;“七七”以后,和往常一样到内阁办公。此举激起了官员们的不满,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刑部主事沈思孝,纷起弹劾。应该说,这四个人反对“夺情”,观念未免保守陈腐;然而张居正对他们的处理也过于假公济私。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擅自扣留这些弹劾奏疏,不送交皇帝,让张居正“票拟”皇帝的谕旨。张居正不但不回避,反而与冯保商量确定,对四人实施“廷杖”。

礼部尚书马自强听说要“廷杖”,出面向张居正求情。张居正自知理屈,竟然不顾首辅的矜持风度,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在马自强面前跪下,一手捻着胡须,口中喊道:“公饶我,公饶我!”翰林院掌院学士王锡爵召集翰林院官员数十人,向张居正请愿,吃了闭门羹。王锡爵径直闯进张府,为上述四人求情。

张居正板着面孔,拒绝王锡爵的请求,说:“圣怒不可测。”

王锡爵说:“即圣怒,亦为老先生而怒。”

张居正无言以对,突然下跪,举手索刀作刎颈状,说:“上强留我,而诸子力逐我,且杀我耶!”连声喊道:“你来杀我,你来杀我!”

王锡爵没有想到平素仪表堂堂的首辅居然如此无赖,赶忙逃跑。

这样一来,“夺情”的幕后戏,终于闹到了台前。十二月二十二日,锦衣卫逮捕吴、赵、艾、沈四人,在午门前“廷杖”。吴、赵二人各杖六十大板,发回原籍为民,永不叙用;艾、沈二人各杖八十大板,发极边充军,遇赦不宥。廷杖是一种看似“文明”的酷刑,轻则致人残废,重则致人死亡。吴中行廷杖完毕,口耳鼻都在流血,大腿与臀部腐肉剜去几十块,形成一个方圆一尺、深达寸许的伤口。后来吴中行对赵南星说:廷杖时,张居正派监督官在一旁监视,企图把我击毙,其恶毒如此!时隔多年,仍然对张居正耿耿于怀。艾穆廷杖后,用门板抬出京城,踏上充军的漫漫长路,多次因伤势过重而不省人事。他是张居正的大同乡(都是湖广人),尽管已经严惩,张居正仍有余恨,悻悻然对人说:昔日严嵩被弹劾,就是没有受到同乡的攻击,我还比不上严嵩!

企图用廷杖来打击反对派的气势,结果适得其反,舆论普遍同情吴、赵、艾、沈四人,把他们看作坦荡荡的君子。在神宗身边担任“日讲官”的许国(后来成为内阁大学士)对于遭到廷杖的四君子钦慕之至,赠送吴中行玉杯一只,上面镌刻一首诗:

斑斑者何?卞生泪。

英英者何?兰生气。

追之琢之,永成器。

赠送赵用贤犀角杯一只,上面镌刻一首诗:

文羊一角,其理沉黝。

不惜剖心,宁辞碎首。

黄流在中,为君子寿。

万历十年(1582)春,张居正身患重病,久治不愈,朝廷大臣上自六部尚书,下至冗散,纷纷为他设立斋醮,为之祈祷。这些人舍弃本职工作,日夜奔走于佛事道场,在香火缭绕的神坛前,长跪不起。还把乞求平安的表章装进红纸封套,罩上红色锦缎,送进张府,用重金贿赂张府家人,希求让张居正过目,“争一启齿,或见而颔之,取笔点其丽语一二”,博其青睐。京都如此,各地封疆大吏竞相仿效,一时举国若狂。这当然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后来神宗皇帝病重,也没有出现类似状况。如果没有张居正的默许,是难以想象的。

荣华富贵真的如同浮云一般,不可能延长寿命。万历十年二月,张居正旧病复发。他上年秋天患的“下部热症”,是痔疮的委婉表述,如果直截了当说成是痔疮,似乎有损首辅大臣的尊严。对于患者而言,仅仅是痔疮,简直是不幸中的大幸。其实痔疮不过是表象,病根却在别处。那么,他得的究竟是什么病呢?

说出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说,张居正的病根,“得之多御内而不给,则日饵房中药(春药),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泄之,其下成痔,而脾胃不能进食”。王世贞是私人修史,没有史官修史的许多忌讳,直白地道出了张居正本人难以启齿的病根。原来这位道貌岸然的大学士,是一个好色的登徒子,他到底有多少小妾,史书没有记载,不好妄加猜测。不过从“多御内而不给”来推断,应该不止一个,也绝不像电视剧渲染的那样诗情画意。有的野史说,他的亲信仆人游七,善于窥测主人的嗜好,不断为他搜罗“房中药”,供他纵欲。又说,他重用的边防大帅戚继光,投其所好,给他送来两名“胡姬”——胡人美女,同时送来了非常有效的“房中药”。其结果,更加“多御内而不给”,愈加乞灵于“房中药”——“发强阳”,无异于慢性中毒,终于导致“内热难耐”的结果。为了抵消燥热,不得不服用“寒剂”来排泄燥热,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是痔疮,二是脾胃受伤,不能进食,以至于成为不治之症。

读者诸君或许会说,仅凭王世贞一家之言,不足以定论。那么再看一个旁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张江陵当国,以饵房中药过多,毒发于首,冬月遂不御貂帽。”说得很清楚,张居正服用“房中药”过多,毒性已经到达头部,燥热难耐。北京的寒冬腊月,达官贵人都戴貂皮帽,唯独张居正不戴,因为要散热。这就表明,张居正长期服用“房中药”而中毒,内热不但发于下部,也发于上部,即使治愈痔疮,也难免一死。

需要声明的是:笔者无意暴露什么“隐私”,只不过是揭示其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