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明朝大人物:皇帝、权臣、佞幸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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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夏言:“弃市”的首辅

嘉靖二十七年(1548)十月,皇帝下旨,将已经罢官的夏言“弃市”——绑赴西市斩首。堂堂内阁首辅以这样一种方式谢世,震惊朝野。难道他有叛国谋反罪吗?没有。他是十恶不赦的奸臣吗?不是。夏言是嘉靖时期政坛高层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大臣,性格机警敏捷,有才干,善于雄辩,写得一手好文章,由一个小小的言官,晋升为礼部尚书,继而以武英殿大学士进入内阁,不久升任内阁首辅。飞黄腾达的根本原因,端在于皇帝的宠信。然而此人锋芒毕露,行事无所顾忌,逐渐失宠。他的内阁同僚——江西同乡严嵩乘机诬陷,终于招致“弃市”的命运。

这幕悲剧的来龙去脉,是颇堪回味的。

嘉靖初年,夏言任兵科给事中、兵科都给事中,在与宠臣张璁的较量中,逐渐崭露头角,为皇帝所赏识,嘉靖皇帝因为“大礼议”而宠信张璁,使之官运亨通,但也察觉此人“自伐其能,恃宠不让”,很想有一个人来制衡他。这个人就是夏言。

夏言引起皇帝注意是有一个过程的。皇帝刚即位时,夏言就上疏,希望皇帝上朝以后在文华殿批阅奏疏的同时,召见阁臣当面作出决定,“不宜谋及亵近,径发中旨”。这个建议得到了皇帝的“嘉纳”。此后他又七次上疏,建议改革“后宫附郭庄田”,限制后宫及皇亲国戚的利益,文章写得掷地有声,为朝野所传诵。不过真正引起皇帝另眼相看的是,嘉靖九年关于“更定祀典”的态度,迎合了皇帝的心意。夏言由“祀典”而获得眷顾,很类似张璁与“大礼议”的关系,其不二法门一言以蔽之,就是投其所好。这位皇帝由于“大礼议”而怨恨与他对着干的群臣,很想改革礼仪制度,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看到夏言建议改变祖宗旧制,分别祭祀天、地、日、月,正中下怀。但是很多大臣表示反对,权势显赫的张璁也在反对者之列,指使詹事霍韬极力诋毁夏言。

霍韬是张璁的同党,眼见皇上对夏言眷顾方深,不敢公开较量,私下里写信给夏言,痛骂一顿,并且把私信的底稿送给三法司。夏言愤然向皇帝告状:霍韬是朝廷近臣,同在“议礼”之列,既有定见,自当明目张胆宣扬,何必给臣私信,又把它送交三法司,居心险恶。皇帝大怒,把霍韬关入都察院监狱,命三法司从重治罪。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他破格嘉奖夏言,赏赐四品官服、俸禄,用以表彰他“不党”(不与廷臣结党)的忠心。史书说:“(夏)言自是大蒙帝眷。”这确实是一个转折点,骤然得宠的夏言,由吏科都给事中兼任侍读学士、经筵讲官,再升为少詹事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经筵讲官。

夏言其人气度不凡,眉目疏朗,胸前美髯飘拂,嗓音洪亮,吐字清晰,而且不带乡音(他是江西贵溪人而无方言口音),每次经筵开讲,皇帝都全神贯注,十分欣赏,流露出“欲大用”的意思。这样,他与早已得宠的张璁之间的嫌隙逐渐明朗化,张璁出于妒忌,策划亲信构陷夏言。经司法衙门审理,真相大白,言官纷纷弹劾张璁。皇帝罢免张璁,提升夏言为礼部左侍郎,一个月后,晋升为礼部尚书。后来虽然张璁再度入阁,但是宠信渐衰,正如《明史·张璁传》所说:“不能专恣如曩时矣”!而夏言的声誉却与日俱增,一方面,当时士大夫厌恶张璁,希望凭借夏言与之抗衡;另一方面,夏言得到皇帝宠信后,依然折节下士,赢得了口碑。

夏言心中明白,若要持续获得宠信,必须不断揣摩皇帝的心意。皇帝每次写诗,都送给夏言,夏言不但写诗应和,还把皇帝的诗作制成碑刻送还。这个马屁拍得相当成功,博得了皇帝的欢心。为了继续博得欢心,他卖力工作——“奏对应制倚待立办”;而且事事处处都仰承帝意——咨议政事“善窥帝旨”。于是乎,皇帝赏赐这位宠臣一枚银质印章,上面刻着“学博才优”四字,用来“密封言事”——奏疏加盖印章密封直接送达皇帝。

随着张璁、方献夫相继离去,皇子的诞生,皇帝对夏言更加倚重,给他太子太保、少傅兼太子太傅的荣誉头衔。嘉靖十五年闰十二月,夏言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李时虽为首辅,但决策大权操于夏言之手,此后入阁的顾鼎臣,一向以“柔美”著称,不敢对夏言持异议,不过“充位”而已。嘉靖十七年十二月,李时去世,夏言升任首辅。

世宗皇帝自有他的用人标准,那就是“不欲臣下党比”,夏言揣摩到了这一点,专门和因“大礼议”而大红大紫的新贵对抗。皇帝极为欣赏他的“不党”风格,使得他得以平步青云,到达权力的巅峰——少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然而,巅峰也就是下坡路的开始,他身后有一个竞争对手严嵩,正在虎视眈眈地觊觎首辅的位子。

夏言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凭恃皇帝的恩宠而心高气傲,家中贵客盈门,应接不暇。官卑职微的官员常常等候道旁不敢进门,好不容易进了门,不过一揖而退。当时人讽刺道:“不见费宏不知相大,不见夏言不知相尊。”他逐渐有点得意忘形,老是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傲视同僚,即使对待严嵩这样厉害的角色,也是如此。

严嵩虽然比夏言进入内阁晚六年,却比夏言早十二年得中进士,资历不浅,时时都在觊觎首辅的位子。夏言却浑然不觉,始终以内阁首辅的身份,把同在内阁的严嵩看作下属,颐指气使。别看严嵩日后专擅朝政时不可一世,当时在夏言面前则是一副别样的面孔,甘愿放下身段,以下级对待上级的恭敬态度,阿谀逢迎,唯唯诺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谈到这一情节,有一个绝妙的比喻:“如子之奉严君”——好像儿子对待严厉的父亲那样。夏言从内心瞧不起严嵩,常常在公开场合对他冷嘲热讽,严嵩不但不生气,反而更加恭敬如仪。为了讨好他,严嵩还亲自造访夏府,向夏言下跪,递上宴会请柬,请他赏光。

夏言丝毫没有察觉严嵩的阴谋,安之若素。更要命的是,他日渐流露出对皇帝的不满情绪,而这一点恰恰被老奸巨猾的严嵩抓住了。

世宗皇帝沉迷于道教玄修,一心想长生不老,得道成仙。为了超凡脱俗,他不喜欢穿龙袍、戴皇冠,索性身穿道袍,头戴香叶冠,把自己打扮成道士模样。他还要求大臣们也和他一样打扮,头戴道冠,身穿道服,脚着道靴,出现在朝堂之上。善于阿谀奉承的严嵩百分之一百地照办,耿直迂执的夏言却以为“非人臣法服”,有失朝廷体统,拒不执行,一如既往地身穿朝服,与周围的同僚显得格格不入。皇帝看了十分不满,以为这是夏言对他的“欺谤”,从此对他表示厌恶。嘉靖二十一年(1542)六月,皇帝借口“天雨伤禾”,亲笔写了“手敕”,历数他“欺谤”、“舞文”等罪状。严嵩乘机离间,夏言指使言官弹劾严嵩。一天,皇帝召见严嵩,严嵩一面顿首,一面泪如雨下,诉说受到夏言欺凌的状况,并且一一列举夏言的短处。皇帝大怒,指责言官身为朝廷耳目,不该专听夏言主使。又说:朕不早朝,夏言也不到内阁办公,在家里处理军国重事,把朝廷机密视为儿戏,欺谤君上,怒及鬼神。夏言第一次受到皇帝如此严厉的训斥,大惊失色,赶忙请罪。不久,罢官而去。

夏言罢官后,皇帝益发把严嵩看作亲信,当时他在西苑和道士一起“斋醮”,大臣们都忙于替皇帝撰写“青词”(给玉皇大帝的表文)。严嵩颇有文才,写的“青词”最受皇帝青睐,甚至于到了这样的地步——“青词非嵩无当意者”。不久,严嵩以礼部尚书加武英殿大学士,进入内阁,当时他已经年过花甲,仍然如同少壮派一样,从早到晚都在西苑(皇帝已从大内移居于此)的板房办公,一连几天都不回家洗沐,皇帝对他的勤勉赞叹不已。对此,史家评说:“(严)嵩无它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严嵩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内阁首辅,大权独揽,皇帝隐约感觉到此人过于专横,写了亲笔信召回夏言,加以制衡。夏言官复原职后,依然固我,正如史家所说:“(夏言)凡所批答,略不顾(严)嵩,嵩噤不敢吐一语,而衔之刺骨,自是二人之隙大起。”

焦竑《玉堂丛语》从两个细节比较夏、严二人的风格。其一题为“汏侈”,说的是阁臣照例有“上官供”——皇帝赏赐的工作餐,严嵩恭恭敬敬地吃“上官供”,夏言从来不吃,独自享用自己家里送来的美食。其二题为“阴谲”,说的是皇帝经常夜里派太监去值班室察看阁臣动静,夏言早已酣睡,严嵩会讨好太监,事先得到消息,装作挑灯起草青词状。何乔远《名山藏》也提及一个细节:皇帝派太监来见夏言,夏言以首辅自居,把太监视同奴仆。严嵩则不然,见到太监,握着他的手,款款请坐,把黄金塞进他的袖中。太监们都争相讨好严嵩而疏远夏言。这是暗中较量,后来严嵩索性勾结锦衣卫头目陆炳,公然陷害陕西三边总督曾铣,并且诬称夏言收受曾铣贿赂,是一丘之貉。夏言为自己辨护,说:臣与严嵩多次议论此事,并无异议,如今突然嫁祸于臣。臣不足惜,破坏国体值得忧虑。皇帝大怒,削夺夏言的官职。

嘉靖二十七年(1548)正月,夏言罢官。皇帝罢了夏言的官,但没有萌生杀意。此时紫禁城中流言蜚语,说夏言“心怀怨望”,一向不戴香叶冠是“为朝廷计”,不是为自家计。有人透露,这是严嵩指使亲信传播的,他还写了秘密奏折,用汉朝皇帝杀翟方进的故事影射现实。皇帝终于下决心处死夏言。三月,曾铣处死、抄家,妻子发配远方,朝野无不为之感到冤屈。当时夏言正在回乡途中,已经料到大事不妙,见到皇帝派来逮捕他的锦衣卫官兵,惊慌失措地从车上跌下,长叹一声:“噫,吾死矣!”

四月初,夏言关入锦衣卫镇抚司监狱。他向皇帝申冤:“臣之罪衅起自仇家,恐一旦死于斧钺之下,不能自明……(仇家)肆意诋诬,茫无证据,天威在上,仇口在旁。”又说:“(严嵩)父子弄权似司马懿,在内诸臣受其牢笼,在外诸臣受其钳制,皆知有嵩不知有陛下。臣生死系嵩掌握,惟归命圣慈,曲赐保全。”皇帝会看在过去的情分上“曲赐保全”吗?刑部尚书、都察院都御使等大臣也请求皇帝,看在他效劳多年份上从宽发落。出乎意料的是,都遭到皇帝断然拒绝。他提到夏言“不戴香叶冠”之事,还耿耿于怀,亲自作出决定:“论斩系狱待决”。严嵩乘机火上浇油:扬言夏言“怨望讪上”,激怒皇帝下达“弃市”的圣旨。十月初,六十七岁的夏言被绑赴西市斩首,妻子苏氏流放广西。堂堂内阁首辅居然在闹市斩首示众,不知列位看官有何感受?

穆宗即位后,为夏言平反昭雪,恢复官衔,赠予“文愍”谥号,按高规格举行祭葬礼仪,妻子苏氏也从流放地释放,回归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