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明朝大人物:皇帝、权臣、佞幸及其他
13351500000041

第41章 “大礼议”与张璁的浮沉

出身于藩王的朱厚熜,在内阁首辅杨廷和拥戴与辅佐下,本可以无所顾忌地大干一番,开创中兴局面。然而此公对于自己不是皇室嫡系颇为自卑,性格又非常执拗,刚刚登上皇位,就全神贯注于“大礼议”。《明史·世宗纪》评论道:“世宗御极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顾迭议大礼,舆论沸腾,幸臣假托,寻兴大狱。”杨廷和拨乱反正的政绩逐渐付诸东流。

武宗没有儿子,皇位只能按照“兄终弟及”原则传给弟弟,可是他的弟弟朱厚炜早已夭折,只能从堂弟中物色。孝宗的父亲宪宗生了四个儿子,长子、次子先后夭折,三子孝宗,四子兴献王。兴献王有两个儿子,长子夭折,次子就是朱厚熜,其时兴献王已死。按照“伦序”,朱厚熜由藩王而入继大统是顺理成章的。这样七绕八弯,带来了麻烦的“大礼议”。

围绕“大礼议”形成的对立两派,在现代人看来有一点滑稽:一派主张把伯父改称父亲,另一派主张把兴献王改称皇帝。

以杨廷和为首的一派主张,朱厚熜虽然不是孝宗的儿子,但继承了孝宗传给武宗的皇位,因此必须尊崇孝宗为“皇考”——称他为父亲,自己的生身父亲兴献王则改称叔父。自卑而执拗的世宗哪里肯接受这样的“大礼”,责问道:为了做皇帝,难道父母都可以更改吗?这就为善于趋炎附势的官僚提供了一个契机,他们百般迎合,唯皇帝马首是瞻,主张以朱厚熜的生身父亲兴献王为“皇考”,而以孝宗为“皇伯考”。可是兴献王并非皇帝,朱厚熜的皇位不是从他那里继承下来的,因此为了名正言顺,必须把兴献王改称皇帝。世宗要的就是这些。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张璁。

朱厚熜即位后的第五天,就指示礼部讨论按照什么规格崇祀已故的兴献王。礼部尚书毛澄请示内阁首辅杨廷和,杨廷和主张仿效汉定陶王入继汉成帝、宋濮王入继宋仁宗的先例,尊孝宗为“皇考”,称兴献王为“皇叔考”。世宗借口“父母可移易乎”,命礼部再议。

刚刚成为进士、处在见习期间的张璁,投皇帝所好,反对杨廷和、毛澄等主流派官员的意见。此人颇有才华,史家如此品评道:“张璁秀伟美髯,产不能中人,恢廓从性,动止若大豪。于书无所不窥,而尤精五礼。”精通儒家礼制的他,写了洋洋洒洒的《大礼疏》,引经据典,一一道来:汉定陶王与宋濮王入继大统,是汉成帝与宋仁宗在世时预先“立为皇嗣”,而且“养于宫中”,所以尊汉成帝、宋仁宗为皇考名正言顺。如今情况不同——武宗生前并未确定皇位继承人,遗诏也未明确以孝宗为“皇考”,因此他主张应该尊崇生父为“皇考”。他振振有词地说:“利天下而为人后,恐子无绝其父母之义。”朱厚熜看了张璁的《大礼疏》,喜出望外,说道:此论一出,我父子可以获全了!

廷臣对张璁群起而攻之,责骂多于说理。杨廷和也感到难以驳倒张璁,最好的办法是堵住他的嘴,一面授意吏部把他外放为南京刑部主事,一面向他求饶:请在南京“静处”,不要再谈“大礼”来为难我。

扫除障碍以后,杨廷和毫不留情地批评皇帝:不听举朝大臣言官劝谏,偏听偏信二三邪佞之人,陛下能单独与二三邪佞之人共治天下吗?可是朱厚熜不是一个任凭别人摆布的角色,一面迫使杨廷和辞官归去,一面把张璁以及支持他的桂萼、席书调回北京。七十余名言官接连弹劾张璁、桂萼“赋性奸邪,立心险佞”,皇帝不为所动,任命张、桂为翰林学士,并且按照他们的观点,正式宣布:追尊他的生父兴献王为“恭穆献皇帝”,生母为“章圣皇太后”。

张璁、桂萼因为“大礼议”而骤然飞黄腾达,引起主流派官员的抨击,他们二人反过来指责这些官员为“朋党”。顿时舆论哗然,中央政府各部门官员将近二百人,齐聚皇宫的左顺门,跪倒在地,向皇帝请愿,口中高呼太祖高皇帝万岁、孝宗皇帝万岁,无异于向皇帝朱厚熜“逼宫”。

朱厚熜听到消息,立即派司礼监太监传达他的口谕,要他们散去。请愿者不但没有散去,甚至内阁大学士毛纪等也加入了请愿队伍,一起跪伏在左顺门。局面完全失控了,从早晨一直持续到中午。

朱厚熜大为震怒,命令司礼监太监记录请愿者姓名,逮捕为首分子丰熙等八人。杨廷和之子杨慎等人撼门大哭,声震阙廷。结果是严重的,马理等一百三十四名官员被捕,何孟春、洪伊等八十六名官员“待罪”,有的流放,有的夺俸,有的廷杖,十七人死于杖下。当时人感叹:从此衣冠丧气。张璁、桂萼声势日益嚣张,有恃无恐,以廷臣为仇敌,举朝士大夫都对他们咬牙切齿。内阁首辅杨廷和陷入了艰难的处境,叹息道:“众尤交责,吾何逃乎?义之尤我,命也;人之尤我,遇也;事之尤我,时也。吾有去而已。”无可奈何地辞官而去。

张璁在“大礼议”中始终与皇帝保持一致,因而受到宠信,官员亨通。有一位四川副使余珊写了洋洋洒洒一万四千字的奏疏,议论十大政治弊端。其中之二是:正德年间士大夫寡廉鲜耻,趋附权门,幸亏陛下拨乱反正,但是不久依然如故——“去者复来,来者不去”。浮沉一世之人掌握用人大权,首选软美圆熟之徒,致使官场谀佞成风,廉耻道薄。皇帝只当耳旁风吹过,照样提升张璁为詹事府詹事兼翰林学士。内阁大学士费宏对于张璁的“骤贵”,十分不满,每每在内阁对他加以“裁抑”。张璁积怨在心,诬陷费宏接受贿赂。费宏愤然向皇帝请辞,说:张璁挟私怨臣,觊觎臣位,臣怎么能与小人撕咬呢!皇帝没有批准他“骸骨归乡”的请求,好言慰留。张璁不肯罢休,多次弹劾费宏失职。

嘉靖六年(1527)二月,张璁指使锦衣卫官员王邦奇,诬陷已经退休的杨廷和、彭泽,以及现任内阁大学士费宏、石缶。费、石二人愤然辞官,对皇帝说:我们是讲究气节的士大夫,无他才能,唯有此心不敢欺君而已。皇帝知道这是在影射张璁“欺君”,也在影射自己受张璁蒙蔽,这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当然不会再慰留这二人了。史家夏燮感叹道:自从费、石二人罢官直到嘉靖末年,内阁大学士中再也没有敢于向皇帝进逆耳之言的人了。

扫除了障碍,张璁欲擒故纵,对朱厚熜说:臣与举朝抗衡四五年,有一百几十人攻击我,因为我所做的事,“元恶寒心,群奸侧目”,现在只得请求退休了。朱厚熜不但好言慰留,而且不久就任命他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这也印证了费宏所说“觊觎臣位”,并非捕风捉影。

张璁在内阁排位最后,权力却凌驾于首辅杨一清以及其他阁臣,因为他直接“通天”。皇帝多次对他说:朕给你的秘密谕旨,赏赐你的帖子,都是朕亲笔所写,不得泄露。这种密切的关系,是异乎寻常的。为了巩固宠臣地位,张璁请求皇帝赏赐银质勋章,世宗果然赏他银章两枚,上面的文字分别是“忠良贞一”和“绳愆弼违”。此人的马屁功夫相当了得,为了表示“忠良贞一”,居然认为自己的名字“嫌御讳”——和皇帝的名字相同,应当避讳。其实他的名字“璁”,和皇帝的名字“熜”,字形和字音都不同,无需避讳。他却以此为借口,请求皇帝改名,朱厚熜赐名“孚敬”,字“茂恭”,并且亲笔写了这四个大字赏赐给他。

内阁首辅杨一清知道他的特殊地位,始终保持低姿态,但张璁仍然感受到压力,不能如意施展,而攻击德高望重的杨一清是“奸人鄙夫”。气得杨一清向皇帝请求引退,并且揭发张璁的隐情。世宗写了手谕慰留,其中有几句话颇值得玩味:“璁自伐其能,恃宠不让,良可叹息。”看来世宗已经看到了此人的另一面——“自伐其能,恃宠不让”,不再一味宠信了。张璁得知皇上暴露自己的短处,颇为沮丧,意识到这是他官场浮沉的转折点。由此引起了此后的四起四落,绝非偶然。

嘉靖八年(1529)言官陆粲弹劾张璁以“凶险之资,乖僻之学”,不到四年就位至宰辅,“乃敢罔上逞私,专权招贿,擅作威福,报复恩怨”。世宗顿时感悟,立即罢免张璁。礼部尚书霍韬极力攻击杨一清,为他辩护。世宗忽然反悔,派人在天津途中召回张璁。杨一清罢官而去,张璁取而代之成为首辅,诬陷杨一清贪赃枉法。杨一清愤然道:“老矣,乃为孺子所卖!”不久,发背疽而死。这是第一次起落。

嘉靖十年,政坛新人詹事府詹事夏言颇受世宗眷顾,多次攻讦张璁。张璁授意亲信陷害夏言,事情败露后,言官交章弹劾张璁,世宗勒令他致仕。张璁离开京城不久。如同儿戏一般,世宗忽然反悔,再次派人把他召回,次年三月,张璁回到内阁首辅的交椅。这是第二次起落,以后又有第三次、第四次起落。

嘉靖十一年八月,彗星出现,皇帝疑心“大臣专擅”。正巧言官秦鳌弹劾张璁:朝廷内外乃至天子大权都在他掌握之中。朱厚熜以为秦鳌所言极是,又一次要张璁致仕。次年,他再度反悔,把他召回,晋升他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然而好景不长,嘉靖十四年张璁患病,世宗派太监赏赐药饵,以示慰问,同时对内阁次辅李时说:张璁为人执拗,不爱惜人才,结怨太甚。然后派官员与御医护送他回归家乡。嘉靖十五年五月,世宗心血来潮,派锦衣卫官员带了他的亲笔手书,敦促他回京复职。张璁抱病启程,行至金华,疾病发作,中途返回。

张璁在“大礼议”中紧跟皇帝,打击异己势力,遭人诟病不已。然而,皇帝始终对他眷顾有加,廷臣中没有任何人可以和他比拟,终嘉靖一朝也没有第二个类似的角色。皇帝不是那么容易忽悠的,张璁必有过人之处。陆应阳《樵史》说,嘉靖以前,凡入阁拜相者,必定耗费钱财宴请内阁先辈及司礼监太监,而且让司礼监太监坐于首席。张璁入阁时,内阁办事人员提醒他注意这一潜规则,他叱责道:我是国师,怎么可以折节邀请太监!这一潜规则从此中断。《明史·张璁传》说他:“持身特严,痛恶赃吏,一时苞苴(贿赂)路绝;而性狠愎,报复相寻,不护善类,欲力破人臣私党而已。”这样的人品,这样的风格,是不能和佞幸之类等量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