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是明朝臭名昭著的特务机构，隶属于军队系统，与隶属于宦官系统的特务机构——东厂，并称“厂卫”，《明史·刑法志》这样形容它们：“杀人之惨而不丽于法”，“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锦衣卫从它建立之日起，就肩负特殊使命——“巡察缉捕”，为此专门设立镇抚司，承办皇帝交付的重要案件，捉拿人犯，审判关押，美其名曰“诏狱”（遵照皇帝诏令关押人犯的监狱）。洪武十三年（1380），开国皇帝朱元璋处死左丞相胡惟庸，为了整肃“胡党”，两年后设立锦衣卫。其目的正如吴晗所说：“为的是便于有计划地栽赃告密，有系统地诬告攀连，有目标地灵活运用，更方便地在法外用刑。”因为这样的关系，锦衣卫的头目几乎个个劣迹斑斑，例如名列《明史·佞幸传》的纪纲、门达、逯杲、陆炳之流。
在这些人之中，唯独陆炳官运最为亨通，享受非凡殊荣。纪纲、门达，由指挥使（正三品）晋升为都指挥佥事（正二品），逯杲仅仅是指挥同知（从三品）。而陆炳得到嘉靖皇帝赏识，飞黄腾达，不但官居一品，而且破例赏赐太子太保兼太子少傅的荣誉头衔，在锦衣卫二百多年历史中，可谓绝无仅有。故而《明史·陆炳传》说：“寻加（陆）炳太保兼少傅，掌锦衣卫如故。三公无兼三孤者，仅于（陆）炳见之。”太子太保与太子少傅都是辅导太子的官衔，虽无实权，荣誉极高。大臣身兼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与三孤（少师、少傅、少保）者，极为罕见，陆炳这个锦衣卫头目居然成为明朝历史上一个特例，能够获得皇帝朱厚熜如此恩宠，绝不是无缘无故的。
陆炳没有显赫的家世，祖父在锦衣卫当一个小军官，父亲陆松世袭这一军职，跟随兴献王到封地湖广安陆。兴献王之子朱厚熜出生后，陆松的妻子成为他的奶妈，尚在襁褓的陆炳随同母亲进入王府，与朱厚熜一起长大，两人有着非同寻常的感情。朱厚熜以“兄终弟及”方式继承皇位后，陆炳的好运来了。由于出身军人家庭，从小习武，身手矫健，性格沉稳凶猛，体态魁梧，面色火红，走路如同白鹤，深得皇帝喜欢，由锦衣卫副千户晋升为指挥佥事、指挥使。
嘉靖十八年（1539），皇帝出巡，陆炳率领锦衣卫官兵随从护驾。在河南卫辉，半夜四更，行宫突然起火，扈从的官员仓促奔逃，不顾皇帝安危。陆炳奋不顾身冲进大火，背着皇帝逃出火场。这种舍身救主的行为，让皇帝看到了他的耿耿忠心，从此越发宠信，不断加官进爵，由都指挥同知晋升为都督佥事（正二品），又因为“缉捕盗贼”有功，晋升为都督同知（从一品），成为锦衣卫的最高长官。
锦衣卫的校尉称为“缇骑”，头目称为“缇帅”。陆炳这个“缇帅”，所选用的“缇骑”，大多出于京城的世家大族，他们神通广大，耳目众多，善于刺探是非长短，凡是和他们作对的人，无不遭殃。为了扩充实力，陆炳招募了几千名善于骑射的武士。王世贞编写的《锦衣志》说，陆炳掌管锦衣卫时期，领取俸禄的锦衣卫官兵有十五六万人，是正式编制的三十倍。特务机构侦缉任务繁忙，人员大大超编，对于国家与社会而言不是一件好事，陆炳却因此而名利双收，权势日趋显赫。
陆炳的特殊背景和崇高地位，以及锦衣卫令人望而生畏的声势，使得先后担任内阁首辅的夏言、严嵩这样的权臣，都对他另眼相看，百般倚重。因此这一时期的锦衣卫势力完全超过了东厂。司礼监太监李彬侵占盗用皇宫建筑材料，违规营建自己的坟墓，陆炳侦知后，立即把李彬及其党羽一并处死，便是一例。他和专擅朝政的严嵩、严世蕃父子关系密切，文臣武将争先恐后奔走于他的门下，收受“红包”、“礼品”不计其数。他手下的“缇骑”，身穿红色或绿色号服，骑着怒马，专门侦查奸商巨富的一举一动，寻找借口逮捕拘押，没收资产，中饱私囊。几年下来，陆炳成为超级富翁，有白银几百万两，别墅十多所，庄园几乎遍及四面八方。
值得注意的是，《明史·佞幸传》居然有这样的说法：“帝数起大狱，（陆）炳多所保全，折节士大夫，未尝构陷一人。”锦衣卫头目居然会如此这般，令人难以置信。陆炳和纪纲、门达、逯杲、江彬、钱宁一起，被列入“佞幸传”，难道有“未尝构陷一人”的“佞幸”吗？难道有“折节士大夫”的“佞幸”吗？当时的言官刘济有感于锦衣卫的嚣张气焰，说道：“国家置三法司以理刑狱，其后乃有锦衣卫镇抚司专理诏狱，缉访于罗织之门，锻炼于诏狱之手，裁决于内降之旨，而三法司几于虚设矣。”看来《明史·佞幸传》的说法大有文过饰非之嫌，我真怀疑清朝的明史馆中是否有陆氏的后人？
事实表明，陆炳权势显赫时期的锦衣卫，与此前并无二致，依然是法外用刑、随意杀人的场所。
嘉靖十九年八月，皇帝听信道士段朝用的蛊惑，企图炼制“不死药”，公然宣布由太子“监国”，自己“告假”一二年。朝廷上下一片惊愕，却没有人出面反对，唯独太仆寺卿杨最上疏劝谏：神仙乃山栖澡练者所为，岂有高居皇屋、衮衣玉食而能白日翀举者？皇帝勃然大怒，把杨最交给陆炳，关入锦衣卫镇抚司诏狱，酷刑拷打，当场毙命。嘉靖二十年二月，监察御史杨爵上疏批评皇帝常年不上朝，专心致志于道教斋醮，宠信大奸大蠹，弄得国将不国。他说：如今天下大势如人衰病已极，即使要拯救也无所措手足，况且吏治败坏，奔竞成俗，贿赂公行，士风人心颓坏到了极点。皇帝命陆炳在镇抚司诏狱对杨爵严刑拷打，打得杨爵血肉模糊，几次濒临死亡。户部主事周天佐为杨爵鸣不平，说道：国家设置言官以言论监督为职责，如今杨爵以言论获罪，关押数月，皇上叱责为小人、罪人。如果直言极谏为小人，难道缄默逢迎才是君子吗？如果秉直纳忠为罪人，难道阿谀奉承才是功臣吗？皇帝看了他的奏疏大怒，当即命令廷杖六十大板，然后关入锦衣卫的镇抚司诏狱。狱吏遵照陆炳的意思，断绝饮食三天，致使周天佐死于非命。周天佐死后，陕西巡按御史浦铉紧急上疏，为杨爵、周天佐伸张正义。皇帝暴怒，立即命令陆炳派锦衣卫缇骑逮捕浦铉。当地民众万人空巷，前来送行。浦铉在镇抚司诏狱，榜掠备至，每日杖责一百，然后锢以铁柙，七天以后瘐死狱中。
这些忠臣的酷刑与毙命，都与陆炳有关，可见《明史·佞幸传》所说“帝数起大狱，（陆）炳多所保全”云云，极不可信。
嘉靖二十二年，许赞执掌吏部，内阁大学士严嵩经常“批条子”、“请托”，吏部郎中王与龄敦促许赞揭发。皇帝袒护严嵩，切责吏部，许赞吓得不敢吱声。吏科给事中周怡挺身弹劾严嵩“凭借宠灵，恃恩修怨”，又说：严嵩“以盛气凌轹百司，中外之臣但知畏嵩，而不畏陛下”。皇帝认为周怡“本意直是谤讪”，命锦衣卫在阙下廷杖，然后关入诏狱。都察院的十三道御史联名申救，不但无效，反而被剥夺俸禄。
嘉靖二十六年十月，湖广道试御史陈其学弹劾陆炳，以“锦衣卫掌事都督同知”的身份，借口北京流动人口太多，潜藏奸宄之徒，主张实施严禁政策，“矫下逐客之令”。又揭发陆炳勾结侯崔元增加盐税，收受奸商徐二贿赂等渎职行为。内阁首辅夏言代皇帝拟旨，要陆炳与侯崔元对簿公堂。权势不可一世的陆炳生怕事情闹大，专程拜访夏言，长跪地上请罪，夏言答应不再追究。由此陆炳记恨夏言。《明史纪事本末》说：“（严）嵩既忌（夏）言，都督陆炳亦怨（夏）言持己，阴比（严）嵩图之。”后来夏言受曾铣牵连，而招致杀身之祸，就是陆炳与严嵩联手诬陷的结果。
仇鸾据守边关多年，劣迹昭彰，总督曾铣弹劾仇鸾“不听调遣”，朝廷派遣官员前往查核。仇鸾自知劣迹难以掩盖，更加肆无忌惮。曾铣上疏揭发他“贪纵酷虐，恣为不法”。皇帝命陆炳派锦衣卫校尉把他捉拿来京，关入锦衣卫诏狱。当时严嵩正想通过曾铣置夏言于死地，便收买仇鸾，诬陷曾铣掩盖败绩、侵扣军饷，派遣其子曾淳与亲信苏纲，贿赂首席大臣。都是一些毫无佐证的一面之词，皇帝却信以为真，命陆炳把曾淳、苏纲关入诏狱。结果，以“交结近侍律”判处曾铣斩首，妻子流放两千里，而且是“决不待时”——当天立即执行。七个月以后，前任内阁首辅夏言也在西市斩首。这就是陆炳“阴比嵩图之”五个字的内涵。
仇鸾逃过一劫，对严嵩感恩戴德，“约为父子”，重贿严世蕃，走马上任宣大总兵之职。以后又冒报战功，获得太子太保荣誉头衔，晋升“总督京营戎政”要职。严嵩对他的嚣张气焰感到厌恶，写密疏揭发他的老底。仇鸾反唇相讥，向皇帝暴露严嵩父子贪横的细节，严嵩、严世蕃惊惶失措。正在这时，锦衣卫头目陆炳伸出了援手。《明通鉴》写道：“（仇）鸾亦陈嵩、世蕃贪横状。上稍疏嵩，嵩入直不召者数日，至在第中父子对泣。时陆炳掌锦衣卫，方与（仇）鸾争宠，嵩乃结（陆）炳共图（仇）鸾。”新近入阁的徐阶与之密切配合，向皇帝指摘仇鸾种种劣迹。皇帝当即下旨剥夺他的兵权，仇鸾既惊又恨，背疽发作而死。仇鸾死后，陆炳向皇帝报告锦衣卫掌握的仇鸾“通虏纳贿”罪状，皇帝命陆炳会同三法司审理此案，结果以“谋反律”定罪。皇帝下诏：公布仇鸾罪状，“追戮其尸，传首九边”——对他的尸体追加刑罚，首级送往九个边防重镇传阅。
嘉靖三十二年二月，陆炳因为揭发仇鸾“密谋”有功，获得皇帝赏赐的太子太保兼太子少傅头衔、伯爵俸禄，官职也由都督同知晋升为左都督（正一品）；并且可以和内阁首辅以及吏部尚书、礼部尚书等“入直西内”（皇帝在西苑的住处），参与朝政机务。皇帝的眷顾，使他得以善终——嘉靖三十九年十一月病死于任上，并且获得“忠诚伯”爵位。
隆庆元年（1567），死去七年的陆炳遭到言官弹劾，世宗的儿子穆宗追究他的罪行，削除他的官爵，抄没他的家产。难道真个是“恶有恶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