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心颐指”四字，是谷应泰对李东阳的评价，他在《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三“刘瑾用事”的末尾，议论道：“廷臣自李东阳而下，无不腼颜要地，甘心颐指。”是颇有微词的，“腼颜要地，甘心颐指”，就是不要颜面，心甘情愿对刘瑾俯首帖耳。在谷应泰看来，一代名臣李东阳的气节，确实不如他的同僚刘健、谢迁，没有宁折不弯的骨气。
但是，他又不愿意同流合污，想走中间路线，总是左右失据，进退维谷，日子过得并不舒心。
李东阳是一个很有天赋的才子。年仅四岁，就能写出一尺见方的大字。景帝朱祁钰慕名召见，命他当场书写，大为惊喜，抱在膝上，欣喜不已。以后朱祁钰又两次召见，听他讲解《尚书》大义，十分满意，让他进入国子监学习。十八岁那年，他进士及第，进入翰林院。何乔远说他，“诗词清丽，字画遒美，所作文章殆遍天下”。因为其貌不扬，且言语诙谐，不受政坛大佬的器重，始终在翰林院任个闲职，一直到弘治八年（1495），才与谢迁同时进入内阁，参与机务。孝宗皇帝很有中兴气象，经常召见阁臣刘健、谢迁、李东阳面议政事，刘、谢、李等也竭心献纳，剖析时政缺失，无所顾忌，君臣关系相当和谐。李东阳在内阁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写得一手漂亮的文章，内阁的公文多出于他之手。他起草的奏疏一旦在邸报（政府公报）上发表，立即天下传诵，成为当时的佳话。
李东阳的确才华横溢，野史笔记中佳话不少。一则说，他在翰林院时，偶尔迟到被罚，印证了翰林院旧有的自嘲诗：“一生事业惟公会，半世功名只早朝。”意在讥刺清闲无事。李东阳被罚后，续写两句：“更有运灰兼运炭，贵人头上不曾饶。”一座哄然。又一则说，一个邻国使节很傲慢，对接待官员说，有一个偶语无人能对：“朝无相，边无将，气数将相。”显然含有蔑视中原的意味，李东阳一听，立即口占下联：“天难度，地难量，乾坤度量。”应对得不卑不亢。另一则说，他任内阁大学士时，喜欢奖掖提携人才，门生下朝或散衙后，都群聚他家，讲艺谈文。某日，有一门生探亲兼养病，即将还乡，李东阳召集同门诸人为他饯行。汪石潭才思敏捷，先成一诗，中联是：“千年芝草供灵药，五色流泉洗道机。”众人传阅，以为绝佳。李公看了，把后一句抹去，令石潭重写，众人愕然，向老师请教。李公说：归省与养病是两件事，如今两句单说养病，不提归省，便是偏枯，且又近于合盘。大家请老师改写，李公提笔写道：“五色宫袍当舞衣。”众人叹服。故而时人品评道：“（李）公于弘（治）、正（德）间为一时宗匠，陶铸天下之士，亦岂偶然哉！”
弘治十八年孝宗去世，李东阳与刘健、谢迁作为顾命大臣，辅佐少年皇帝朱厚照，政局急转直下。
武宗朱厚照是个昏君，宠信太监刘瑾等“八虎”，沉迷于声色犬马，把朝政搞得一塌糊涂。内阁首辅刘健与他的同僚谢迁、李东阳联合部院大臣，请求皇帝严惩刘瑾等“八虎”。结果适得其反，“八虎”不但没有被惩处，反而更加重用，刘瑾掌管太监最高权力机构——司礼监，马永成掌管特务机构——东厂，谷大用掌管另一个特务机构——西厂，形成太监专政的局面。为了表示不满，刘健、谢迁、李东阳当即向皇帝辞职。皇帝的圣旨颇为耐人寻味，批准刘、谢辞职，挽留李东阳——毫无疑问，这是刘瑾的意见，不过是用皇帝的口气表达出来而已。
这种结局，让李东阳感到尴尬，再次上疏请求辞职，也没有得到允许。刘瑾对刘、谢恨之入骨，为什么对李情有独钟呢？《明史·李东阳传》说得很清楚：“（刘）健、（谢）迁持议欲诛（刘）瑾，词甚严，惟（李）东阳少缓，故独留。”刘瑾要专断朝政，需要李东阳这样的大臣来粉饰门面。士大夫一向视气节如生命，被“八虎”头目刘瑾所器重，自然令李东阳羞耻不已。刘健、谢迁辞官回乡前夕，李东阳为他们设宴践行，潸然泪下，刘健正色道：还哭什么？假如你当日力争严惩刘瑾，那么今日与我辈同行了。对于这样不留情面的责备，李东阳无话可说，只能写诗抒发郁闷的心情：
十年黄阁掌丝纶，
共作先朝顾命臣。
天外冥鸿君得志，
池边蹲风我何人？
这时朝廷内外大权完全落入刘瑾之手，焦芳进入内阁以后，与他表里为奸，气焰更加嚣张。李东阳毕竟不同于焦芳，他与同僚王鏊尽力补救，使得刘健、谢迁、刘大夏、杨一清等下野的名臣，免于惨遭荼毒。然而终究无法改变大局，王鏊深感悲戚。刘瑾获悉后，劝慰道：王先生身居高位，何必如此自寻烦恼啊？王鏊不为所动，三次请求辞职，终于摆脱了这个是非之地，洁身自退。
李东阳继续保持“甘心颐指”的姿态，崇尚气节的士大夫对他颇有非议，形容他是“湘江春草”（李东阳是湘江之畔的茶陵人），讥讽他随风摇摆毫无立场；还说他是“子规鹧鸪”，讥讽他没有气节。南京吏部侍郎罗玘劝他早日退出政坛，他不愿意，气得罗玘写信给他，请求削除“门生之籍”，不认他这位“座师”，意味着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从此恩断义绝。《明史·李东阳传》说：“东阳得书，挽首长叹而已。”他的挽首长叹，个中况味复杂而难以言表，既是抱怨罗玘的绝情，也是抱怨自己在夹缝中的处境得不到谅解，而感慨不已。
身处夹缝中的李东阳，既不想投靠刘瑾，又不想得罪刘瑾，力图左右“弥缝”，希望自己能够“潜移默夺，保全善类”。真是谈何容易！特别是在焦芳进入内阁以后，秉承刘瑾旨意，打击排斥元老重臣、忠直之士，无所不用其极。何况，他还妒忌李东阳地位高于自己，觊觎他的内阁首辅位子，白天黑夜都在刘瑾那里讲坏话。李东阳感受到自身的岌岌可危，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是“悒悒不得志”，另一方面是“亦委避祸”。有两件事情颇能反映他当时的“避祸”心态。
其一是关于《孝宗实录》。焦芳入阁以后，由《孝宗实录》副总裁晋升为总裁，操纵书写历史的大权，假公济私，挟带个人恩怨，任意褒贬。天下所推许的正直人士如何乔新、彭韶、谢迁，他在实录中大肆诋诬，反而把自己吹嘘为正直人士。内阁首辅李东阳作为他的上司，本应该予以批评，但是畏惧他的卑劣手腕，更慑于他的后台刘瑾，不敢表示不同意见。在向皇帝呈报《孝宗实录》的奏疏中，模棱两可，尽是些“传疑”、“传信”、“庶以备于将来”等含糊其辞的判断。《明通鉴》的编者夏燮严厉地谴责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成为焦芳“改窜实录之张本”，为他大开方便之门。
其二是关于《通鉴纂要》。李东阳奉命编《通鉴纂要》，刘瑾为了给李东阳一点颜色看看，派人逐字逐句吹毛求疵，寻找差错。李东阳大为惶恐，连忙请求臭名昭著的焦芳、张綵，帮忙缓解，希望刘瑾手下留情。
正德五年（1510），刘瑾案发，被捕入狱，皇帝念及旧情，从轻发落，流放到凤阳皇陵当差。李东阳对当权的太监说：假如他再度复出，怎么办？“八虎”之一的张永拍着胸脯说：有我在，不必顾虑。不久，刘瑾给皇帝写信，说自己被捕时赤身裸体，乞求给予一两件衣服蔽体。皇帝看了信，动了怜悯之心，命有关部门给他旧衣服一百件。原先无所畏惧的张永顿时感到恐惧，与李东阳计谋，怂恿言官联手弹劾刘瑾。言官们不明就里，在弹劾奏疏中牵连了许多文武大臣。张永拿了奏疏到左顺门对言官们说：刘瑾专权时，连我辈都不敢讲话，何况文武两班官员！奏疏必须修改，只弹劾刘瑾一人。最后定案时，受牵连的只有文臣张綵、武臣杨玉等六人而已。张綵当然不服，大量揭发李东阳阿谀奉承刘瑾的事实。结果，张綵突然暴毙于狱中，个中缘由不言自明。
刘瑾伏法抄家，查抄出来的不仅有金银珠宝、违禁物品，还有各级官员写给他的书信。秦王府永寿王为刘瑾庆贺寿辰所写的诗和序，过于卑颜谄媚，皇帝看了大怒，下旨严厉谴责，并且要彻查所有的书信，看一看谄媚者的嘴脸。李东阳一反常态，执意反对，用他的生花妙笔写了一份长长的奏疏，说道：自古以来惩治乱臣贼子，正名定罪，仅仅诛戮本人。从前汉光武帝平定王郎反叛，查获官民与他交往的文书几千件，下令付之一炬，他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是：给追随他的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安心效劳朝廷。先前刘瑾专权乱政之时，假托朝廷威福，生杀予夺，为所欲为。朝廷内外的官员，谁不屈意待之？他们的细故小过，希望皇上曲赐包容。如果降旨严厉追查，那么凡是有书信馈送的人，一定惊骇得不能自安。臣愿意看到皇上心胸广大、涵养深厚，把所有文书无论是否涉及叛逆事情，全部焚毁，消灭痕迹。皇帝觉得有理，欣然同意。
李东阳的建议，具有政治家风度，不使打击面过于扩大，可以稳定人心。这是他作为内阁首辅的职责。但细细揣摩，其中也不乏私心——他自己也是书信馈送者之一，“毁尸灭迹”的话，就可以使自己的谄媚不被曝光，实在是政治谋略的高招，既可以自保，又可以天下太平。
谷应泰谈到刘瑾“流毒五年”的最大流毒，集中到一点：“士大夫悉为曲学阿世”，可谓入木三分！李东阳虽然不愿意同流合污，但也不能免于“曲学阿世”之讥。孟森在《明史讲义》中说：“刘、李、谢三相同心辅政，皆为贤相，刘、谢去位，李稍依违，遂为同时所诟病。阉党以尽逐阁员为有所却顾，乐得一不甚激烈者故留之。其后李遂久为首相，誉之者谓其留以保全善类，善类之赖保全者诚有之，要其不与刘、谢同退之初，未必遂为将来之善类计也，故嘲之者曰‘伴食’，曰‘恋栈’，未尝无理。”孟氏责备他“伴食”、“恋栈”，似乎过于苛刻。他在当时情况下实在是不得已的选择，明朝人对此还是理解的。孝宗病危，在御榻前召见刘健、谢迁和李东阳，亲口把少主（即武宗）托付给三位顾命大臣。后来刘瑾专权，迫使刘健、谢迁辞官而去，独留李东阳。史家焦竑是这样解释的：假使李东阳也一走了之，“则国家之事将至于不可言，宁不有负先帝之托耶！文正（李东阳）义不可去，有万不得已者。西涯（李东阳）晚年，有人及此，则痛哭不能已。”对于他委曲求全的内心痛苦，有着同情的理解，是很难得的境界。
李东阳毕竟不是佞臣，一生廉洁、谨慎、和气、忠厚，文学造诣又冠绝一时，著作《怀麓堂集》，书斋“西涯”，令后人敬仰不已，人们也就不再苛求他的委曲求全了。况且很多事情他也无可奈何，一介文人要应对险恶的政治斗争，免不了顾此失彼。人们对他是宽容、谅解的，焦竑《玉堂丛语》对他的评价颇有代表性：
刘瑾威权日甚，狎视公卿，惟见东阳则改容起敬。时焦芳与东阳同官，又助（刘）瑾煽虐，东阳随事弥缝，去其太甚，或疏论廷辩，无所避忌。所以解纾调剂，潜消默夺之功居多，否则衣冠之祸不知何所止也。或者乃以其依违隐忍不决去非之，过矣。
《明史·李东阳传》的基调也是宽容、谅解的：“立朝五十年，清节不渝，既罢政居家，请诗文书篆者，填塞户限，颇资以给朝夕。”他致仕回乡，两袖清风，以至于要依靠书法的润资来贴补家用。有时他感到厌倦，不想动笔，夫人笑着说：今日有客人来，难道可以让桌上没有鱼菜吗？于是他又欣然命笔，写了几个时辰才停歇。这时的李东阳无牵无挂，俨然一个随遇而安的老人。
李东阳仕宦五十余年，担任阁老也有十多年，致仕后过着清贫生活，友人到他家拜访，但见四壁萧然，全部家当还抵不上严嵩一桌酒席的花费。他去世后居然没有钱治丧，还是门人故吏解囊相助，才得以安葬。焦竑因此感叹道：“彼时权珰狂狾，公卿鲜有不受其螫者，而卒不敢有加于公。公岂有权术牢笼之哉！毋亦贞操洁履，有以服其心耳。”李东阳还是值得人们敬重的，毕竟他“清节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