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冒死拒绝为朱棣起草即位诏书，大义凛然写下“燕贼篡位”四个大字，誓死不屈。后来这个即位诏书是谁起草的呢？就是“叩马首迎附”的建文旧臣解缙。方孝孺死得很惨，那么解缙的结局如何呢？
解缙是明初声誉鹊起的才子，明朝遗老钱谦益在清初编撰《列朝诗集小传》，如此描述他的聪明绝顶：“五岁时，族祖抱置膝上，戏之曰：‘小儿何所爱？’应声作四绝句，其一曰：‘小儿何所爱，夜梦笔生花。花根在何处，丹府是我家。’……年十九举进士，倚待辄数万言，未尝起稿，善为狂草，挥洒如雨风。才名炫赫，倾动海内。”郎瑛《七修类稿》记录一则逸闻：“永乐中，中秋开宴，不见月，圣情不怿。学士解缙口占‘风落梅’一阕云：‘姮娥面，今夜圆。下云帘，不著臣见。拼今宵，倚栏不去眠；看谁过，广寒宫殿。’又赋长短句一首，上（引者按：即皇帝朱棣）览之欢甚，为停杯以待。夜午，月复明，上大笑曰：‘解缙真才子夺天手也！’”
万历时的状元焦竑这样评价他：“解缙之才，有类东方朔，然远见卓识，朔不及也。”这是把他和西汉的文学家东方朔比较。和同时代人相比更是如此，焦竑说：“吉水解学士缙，天资甚美，为文多不属草，顷刻数千言不难，一时才名大噪。时杭有王洪（希范），吴有王璲（汝玉），闽有王偁（孟阳），尝谓希范曰：‘解学士名闻海内，吾四人者，足以撑柱东南半壁。’”
因为是才子，解缙行事异于常人，洋溢着真性情，人们说他重义轻利，笃于故旧，乐于引荐士人，他常常对人说：“宁为有瑕玉，不为无瑕石。”这可以看作他的自况：是一块有瑕疵的美玉，而不是一块无瑕疵的石头。“重义轻利，笃于故旧”的品性，自然是胸无城府，心无崖岸。人们出于景仰，向他索取诗文墨宝，每天络绎不绝，他是来者不拒，从来没有厌倦的意思。友人提醒有些人不应当给予，他笑着说：“雨露岂择地而施哉？且人孰不可与进者？”一派名士风度。
他历事洪武、建文、永乐三朝，受到三位皇帝的刮目相看，居然在建文、永乐鼎革之际屹立不倒，得以进入内阁参与机务，最终却死于锦衣卫诏狱，时年不过四十七岁，令人感慨系之。
解缙，字大绅，江西吉水人，洪武二十一年（1388）考中进士，授予庶吉士之职。太祖朱元璋对这位青年才俊很是看重，对他说：我和你从道义上说是君臣，从恩情上说犹如父子，你应当知无不言。他为皇帝的真心所感动，立即上了一封万言书，大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之意，言辞颇为直率尖锐。
比如说：法令屡屡更改必然导致人民疑惑，刑罚太繁苛必然导致人民玩忽。从国初至今二十年，几乎没有不变的法令，几乎每天都有犯错误的官员。经常听到陛下震怒，锄根剪蔓，株连奸逆；从未听到陛下褒奖好官，并且始终如一。希望改变刑罚过于繁苛的状况，遏制法外之威刑，流放十年就应当释放，廷杖八十以后不得再加刑罚。
又比如说：近年以来，监察机构的纲纪不严肃，官员们以刑名轻重为能事，以问囚多寡为勋劳，不能激励清要，提倡风采。监察御史纠弹官员都仰承皇帝密旨，每每听到有什么旨意，才上疏弹劾，目的是求取皇上的恩宠，这是小人趋媚效劳的雕虫小技。陛下何不肝胆相照呢？
再比如说：由于官风不正，贤人羞于同流合污，庸人习其风流而乐此不疲，以至于是非颠倒，以贪婪苟免为得计，以廉洁受刑为饰词，吏部任用官员没有贤否之分，刑部断案没有枉直之别。
这些话的分量很重，直击要害，却没有激怒朱元璋，什么道理呢？因为他讲究技巧，把责任都推到臣下身上：“天下皆谓陛下任喜怒为生杀，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朱元璋看了这份万言书后，不但没有光火，反而称赞他“有才”，只是有点“迂腐”，“年少而语夸”。而后解缙又向皇帝进呈“太平十策”，批评分封二十几个皇子为藩王的做法，指出：“分封势重，万一不幸，厉长吴濞之虞。”用汉初吴王刘濞发动吴楚七国之乱的历史教训来提醒朱元璋。
才子总是恃才傲物，不知检束，他竟然进入兵部索要皂隶（听差），对兵部尚书出言不逊。朱元璋获悉后说，解缙因为担任“冗散”（闲散无用的职位），而发牢骚，有些“自恣”，命有关部门把他晋升为监察御史。当时适逢都御史（监察机关的首长）袁泰恣意横行，激起御史们的不满，但是，没有一人敢起草弹劾奏疏。解缙毫无顾忌，挥笔立就，一一揭露其奸恶劣迹。这就是解缙的风格。
有了这样的经历，他更加“知无不言”了。洪武二十三年，退休首相、韩国公李善长惨遭灭门之祸，解缙代替工部郎中王国用起草奏疏，为李善长鸣冤，言辞极为犀利：
（李）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引者按：其子李祺娶公主为妻，成为驸马），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藉令欲自图不轨，尚未可知，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矣……使善长佐惟庸，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已矣，宁复有加于今日？善长岂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为此者，必有深仇激变，大不得已，父子之间或至相挟，以求脱祸，今善长之子祺，备陛下骨肉亲无纤芥嫌，何苦而为此？
说得入情入理，逻辑严密，把强加于李善长的罪状——串通胡惟庸谋反——驳得体无完肤。然而灭门之祸既成事实，死者不可复生，他希望皇上引以为戒：“臣恐天下闻之，谓功如善长且如此，四方因之解体也，今善长已死，言之无益，所愿陛下作戒将来耳。”
朱元璋看了这篇奏疏，没有怪罪解缙，因为他自知理亏，无话可说。不过由此领教了解缙的厉害，不久，在召见其父解开时说道：你的儿子大器晚成，现在不如归去，多读点书。又对解缙说：你回去尽心于古人，十年以后再来大用，还不晚。他用这样一种方式，把随侍左右的解缙赶走了。
八年以后，朱元璋死了，解缙回到京师，由于以上的过节，有关部门官员借口其违反圣旨，而且母丧未葬，父年九十，不当舍弃亡母老父出行，把他贬官到边远地区，使得这位才子陷入了无边的痛苦之中。他向礼部侍郎董伦写信诉说衷肠：缙率易狂愚，无所避忌，在奏疏中常常表达不同政见，比如反对分封诸王，比如为李善长鸣冤，遭到一些人的痛恨，企图陷我于法。此次贬官远行，“扬粤之人不耐寒暑，复多疾病，俯仰奔趋，伍于吏卒，诚不堪忍，昼夜涕泣，恒惧不测，负平生之心，抱万古之痛”。信写得哀怨悱恻，低声下气，已经看不到昔日风流倜傥、意气扬扬的景况，前后判若两人。他请求董伦帮忙，或者调回北京，或者返回家乡。董伦是讲义气的，鼎力相助，向建文帝推荐，使他得以召回南京，出任翰林待诏。
燕王朱棣率领“靖难”之师进入南京，宣布悬赏捉拿太常寺卿黄子澄、兵部尚书齐泰等左班文臣二十九人，翰林待诏解缙与吏部侍郎蹇义，户部侍郎夏原吉，翰林院修撰胡广、李贯，翰林院编修吴溥、杨荣、杨溥，侍书黄淮，给事中胡荧、金幼孜等文臣，“叩马首迎附”，由建文旧臣摇身一变而为永乐新贵。
朱棣想借用他的文才，为自己粉饰。既然是“叩马首迎附”，解缙再傲慢也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