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明朝大人物:皇帝、权臣、佞幸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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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打着“锦衣卫”的幌子(2)

明史专家吴晗在《朱元璋传》(1949年版)中这样回答道:“这一批并肩作战,骁悍不驯的将军们,这一群出身豪室的文臣,有地方势力,有社会声望,主意多,要是自己一咽气,忠厚柔仁的皇太子怎么对付得了?到太子死后,太孙不但年轻,还比他父亲更不中用,成天和腐儒们读古书,讲三王道理,断不是制驭枭雄的角色。他要替儿孙斩除荆棘,要保证自己死后安心,便有目的地大动杀手,犯法的杀,不犯法的也杀,无理的杀,有理的也杀。锦衣卫的建立,为的是便于有计划地栽赃告密,有系统地诬告攀连,有目标地灵活运用,更方便地在法外用刑。各地犯重罪的都解到京师下北镇抚司狱,备有诸般刑具,罪状早已安排好,口供也已预备好,不容分析,不许申诉,犯人唯一的权利是受苦刑后书字招认。不管是谁,进了这头门,是不会有活着出来的奇迹的。”分析得入木三分,鞭辟入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锦衣卫的职能:有计划地栽赃告密,有系统地诬告攀连,有目标地灵活运用,更方便地法外用刑。锦衣卫是个什么东西,答案已经非常清楚了。

明朝著名文人王世贞的《弇州史料前集》卷十七,收了他写的《锦衣志》,结论也是如此:“上(太祖)时时有所诛杀,或下镇抚司杂治,取诏行,得毋经法曹,其禄秩名号无以越异诸军也,乃势则奕奕,不啻过之。”锦衣卫是内廷的侦察机关,东厂则由宦官提督,最为皇帝所亲信,即使锦衣卫也受其侦察。锦衣卫初设于明太祖时,是内廷亲军,皇帝的私人卫队,不隶属于都督府(其他卫隶属于都督府)。其下有南北镇抚司,南镇抚司负责本卫内部刑法,北镇抚司专门掌管诏狱,可以直接凭借皇帝诏令行事,不必经过外廷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的法律手续。

清朝官方编纂的《明史》,其中的《刑法志》有不少篇幅涉及锦衣卫,它说:“锦衣卫狱者,世所称诏狱也……太祖时,天下重罪逮至京师者,收系狱中,数更大狱,多使断治,所诛杀为多。”当时令人噤若寒蝉的“胡惟庸党案”、“李善长党案”、“蓝玉党案”,先后杀戮四万多人,就是锦衣卫一手操办的。后来这位太祖高皇帝大概意识到,“法外用刑”并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下令撤销镇抚司诏狱,烧毁刑具,囚犯移送刑部处理。

他的儿子——燕王朱棣发动军事政变,把建文帝赶下台,自己当上皇帝,由于名不正言不顺,遭到建文旧臣的强烈反对。为了肃清政敌,钳制舆论,他恢复了镇抚司诏狱。永乐初年,再度重现洪武年间的恐怖气氛,由“诛九族”发展到“诛十族”,受株连而处死的不仅有直系亲属、旁系亲属,还外加朋友门生一族;而且出现了“瓜蔓抄”,把案犯家乡的村庄化作废墟,没有一人得以幸免。这些都是锦衣卫的杰作。迁都北京以后,朱棣另外建立了一个由亲信太监掌控的东厂,目的是“刺臣民隐事”,并且负有监督锦衣卫的使命。

锦衣卫的头目,在《明史》中有小传的,不是列入“佞幸传”,就是列入“阉党传”。在“佞幸传”的有纪纲、门达、逯杲、江彬、钱宁、陆炳,在“阉党传”的有田尔耕、许显纯。这些人都是宵小之徒,靠卧底、告密而发迹,为皇帝惩治不同政见者不遗余力,加官进爵之后,气焰嚣张,收受贿赂,敲诈勒索,无恶不作。

关于锦衣卫或者厂卫的斑斑劣迹,可以说贯穿于整个明朝,而且愈演愈烈。到了熹宗天启年间,厂卫横行达于巅峰,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兼任东厂总督,利用明熹宗朱由校的昏庸,专权乱政,他手下的十员干将,号称“五虎”、“五彪”。所谓“五虎”,是中央政府的文职高官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为魏忠贤出谋划策。所谓五彪,是具有军职的高官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充当魏忠贤的打手与屠夫。

田尔耕是前兵部尚书田乐的孙子,依靠祖荫,仕途一帆风顺,一直晋升为军职最高官阶——正一品的左都督,天启四年(1624)投靠魏忠贤,掌管锦衣卫。此人狡黠阴贼,与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结为莫逆之交。魏忠贤为了镇压“东林党人”,屡兴大狱,如“六君子之狱”、“七君子之狱”。田尔耕把锦衣卫的侦缉人员派往各地,把不同政见者逮入镇抚司诏狱,严刑逼供,入狱者都死于非命,没有活着出去的。由于他和魏忠贤、魏良卿的特殊关系,不少官员都奔走于他的门下,内阁大学士魏广微甚至与他缔结姻亲。当时京都有“大儿田尔耕”的说法,意思是,他是魏忠贤的干儿义子中的老大。这个老大是名副其实的,魏忠贤特别看重他,以皇帝的名义授予他少师兼太子太师的荣誉头衔,他的亲属多人获得锦衣卫世袭职务,逢年过节赏赐不断。

许显纯是前驸马都尉许从诚的孙子,一路升迁,成为都指挥佥事(从二品),天启四年出掌镇抚司。此人粗通文墨,性情残酷,在镇抚司诏狱中,用各种酷刑折磨反对魏忠贤的正直官员。率先弹劾魏忠贤的都察院左副都御使杨涟,在镇抚司诏狱中被拷打得皮开肉绽,牙齿全部脱落,最后用土囊压身、铁钉贯耳,活活折磨死。支持杨涟的左光斗、魏大中等官员都被拷打得面目焦烂,筋骨断裂,皮肉溃烂,布满蛆虫,最终死于狱中。

当时人描写的镇抚司诏狱的酷刑,令人毛骨悚然,进入诏狱,首先就是“拷问”,分三个档次:轻的叫做“打着问”,重的叫做“好生打着问”,更重的叫做“好生着实打着问”。接下来是用酷刑逼取口供,每次用刑“一套”,包括十八种,如械、镣、棍、拶(夹手指)、夹棍等。六君子之一的魏大中说,他进入镇抚司诏狱,许显纯迎合魏忠贤的心意,严刑逼供,“一拶敲一百,穿梭一夹,敲五十杠子,打四十棍,惨酷备至”。一套刑用下来,无不血肉溃烂,凄厉的呼号声一阵紧似一阵。“诏狱”里面的牢房,是地下室,墙壁厚达几尺,室内鬼哭狼嚎,隔壁听不到一点声音。拘押在诏狱的顾大章,把镇抚司诏狱与刑部监狱相比,竟然有地狱与天堂的差别。

明末文人黄煜写了一本《碧血录》,逐日记录“六君子”入狱后遭受严刑拷打的惨状:入狱当天,各打四十棍,拶敲一百下,夹棍五十下。提出审讯时,由两名狱卒挟持左右,佝偻而行,“一步一忍痛,声甚酸楚”。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都用“全刑”,杨涟“大号而无声”,左光斗“声呦呦如小儿”。左光斗的门生史可法化装潜入狱中探望,左光斗已经面目焦烂,难以辨认,左膝以下筋骨全部断裂。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的尸体,用被褥、苇席包裹,从诏狱后门拖出,尸体腐烂,“臭遍街衢,尸虫沾沾坠地”。

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后,严惩魏忠贤及其阉党,魏忠贤畏罪自缢,他的爪牙田尔耕、许显纯等也被押上断头台。

拨乱反正之后,厂卫横行依然如故。崇祯四年(1631)言官许国荣向皇帝上疏,希望对厂卫有所制裁。他说:原先厂卫负责侦缉,对付“巨奸大逆”,偶一为之。后来演变为常例,失去立法的本意,而近于告密。他感叹道:“告密非盛世风也!”接着他分析厂卫横行的弊端:皇上或许以为有了厂卫,“天下无遁情”,臣却以为“天下从此政多隐情”;皇上或许以为“秘访所致,得于独闻”,臣却以为厂卫“借此为招摇之榜样,纳贿之便门”。况且只有厂卫可以侦缉他人,而没有其他人可以侦缉厂卫;他们能够颠倒是非,而无人敢于评判他们的是非,以致厂卫肆无忌惮、恣意妄为。流毒泛滥至今,一些流氓无赖打着“厂卫”的幌子,敲诈勒索,谋取私利。他举例说:绸商刘文斗运货到京城,奸徒恶棍赵瞎子等口称“厂卫”,以偷税漏税相讹诈,把他绑架到崇文门东小桥庙内,搜查他的账簿,发现和他有生意往来的商户罗绍所、李德怀等十余家,一并拿下拷问,总共敲诈白银二千余两。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厂卫”已成为政治毒瘤,伴随明王朝走向末路。

以上所说不过是几个片段,已经足够发人深省。了解了这一些,再去看电影《锦衣卫》,恐怕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