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徒的主要特征是烧香、诵偈（即宝卷），信奉弥勒佛和明王。他们的经典有《弥勒下生经》、《大小明王出世经》等等，为了适应下层人民白天参加生产劳动的实际情况，白莲教徒多是“夜聚晓散”，愿意入教的人不受任何限制，不分贫富、姓别、年龄，男女老少只要愿意均可加入。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男女杂处”。到了明末清初，白莲教逐渐在教理方面趋于完备，教义也更加体系化了。
白莲教的教义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互相斗争的势力，叫做明暗两宗。明就是光明，它代表善良和真理；暗就是黑暗，它代表罪恶与不合理。这两方面，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在不断地进行斗争。弥勒佛降世后，光明就最终战胜黑暗。这就是所谓“青阳”、“红阳”、“白阳”的“三际”。教徒们信奉“无生老母”，以回涅架境地的“真空家乡”拯救人类的劫难。所谓“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的八字真言，据说，无生老母是上天无生无灭的古佛，她要度化尘世的儿女返归天界；免遭劫难，这个天界便是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先后派燃灯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下去。他们分别在每一时期统治着人类世界。青阳时期是由燃灯佛统治着，是初际阶段，那时还没有天地，但已有了明暗。明系聪明智慧，暗系呆痴愚蠢；红阳时期是由释迦牟尼佛统治着，是中际阶段，那时黑暗势力占上风，压制了光明的势力，形成“大患”，这就是所谓“恐怖大劫”的来临，这时弥勒佛就要降生了，经过双方的决斗，最后光明驱走了黑暗；白阳时期是由弥勒佛统治着，是后际阶段，明暗各复本位，明归大明，暗归极暗。初际明暗对立，是过去。中际明暗斗争，是现在。后际明暗各复本位，是未来。教首们宣传，人们如果信奉白莲教，就可以在弥勒佛的庇佑下，在大劫之年化险为夷进入云城，免遭劫难。待彻底摧毁旧制度，破坏旧秩序后，即可建立新的千年福的境界，那时人们就可以过安居乐业的好日子了。
白莲教认为现阶段（中际），虽然黑暗势力占优势，但弥勒佛最后一定要降生，光明最后一定要战胜黑暗。它主张打破现状，鼓励人斗争。这一点吸引了大量贫苦群众。使他们得到启发和鼓舞。加上教首们平日的传授经文、符咒、拳术、静坐、气功为人治病等方式吸收群众皈依，借师徒关系建立纵横联系。
白连教信徒众多，主要来自社会下层。各派内部实行家长制统治，尊卑有序，等级森严，明初时严禁白莲教。因为教首成份十分复杂对明廷态度也不一致。有的借兴教欺骗信徒，聚敛钱财；有的凭撰写经卷攀附上层，取悦朝廷；有的在官廷太监、官僚豪门中发展信徒；有的则与下层群众反对官府的斗争相结合，发动武装起义，如永乐十八年（1420年）唐赛儿起义和天启二年（1622年）徐鸿儒起义。永平府滦州石佛庄王森、王好览父子创建的闻香教（又称大乘教）在明代后期白莲教诸教派中处于特殊地位，影响尤大，王氏父子．聚敛钱财，广置田庄，与官府既勾结又矛盾，其后代入清后继续传教，前后历300余年。
白莲教在历史上很长时间都是一个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秘密组织，曾多次遭到禁止和镇压。作为一种异端宗教，它一直在下层人民中间流传。清代官僚黄育楩曾说：“谋逆之源，由于聚众。为教首者，又惑以劫数，诱以逆书，复以符咒迷人，而同教自乐从逆矣。”它曾成为很多农民起义的组织形式。在元末以滦县为中心，冀东及长城沿边一直是白莲教活动的地区，并从这里向全国蔓延，爆发了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反元大起义。明初永乐年间有唐赛儿领导的起义，明末天启时期有徐鸿儒、王好贤领导的起义。此外还有很多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如明代嘉靖年间的江南太湖流域马祖师领导的农民起义和山西、内蒙一带的农民起义等。到清朝乾隆年间在山东一带爆发了王伦领导的农民起义等。
白莲教要人们等待“佛”的降临，这是迷信的、落后的、消极的方面。但是因为它的某些教义能给人以安慰和希望，所以容易为广大穷苦人民所接受。因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能成为组织、号召劳动人民起来反抗统治者的工具。但广大劳动人民并没有拘泥于白莲教的教义，虔诚地相信它的说教，而是对它进行了某些改造，并利用它为起义作准备工作。正如恩格斯所说：“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来说，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例如白莲教中规定“戒酒”，但齐林等人却准备在起义后立刻到襄阳城十字街“和酒盟众”。此外如教义中规定“不杀”，可是愤怒的农民对于罪大恶极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是毫不留情，见着必杀。正因为如此，广大人民群众才团结在白莲教周围，举行了多次起义。
白莲教的组织到了清代分布很广，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到处都有，尤其是直隶（今河北）、山东、山西、湖北、四川、陕西、甘肃、安徽等最为活跃。各阶层人民踊跃参加，在农村中则有“乡约吃教”，在城镇、集市则有“差役书办吃教”。
当时教门派别很多，有清茶门教、牛八教、十字教、焚香教、混元教、红阳教、白阳教、老君门教、大乘教、清香教、圆顿教、八卦教、大阳教等五花八门，其中许多教派都是白莲教的支派。白莲教拥有的群众最多，影响最大。它本身又分为许多别支，各以教主、首领为中心，组织相当复杂。领导人的名称也很多，有“祖师”、“师父”、“老掌拒”、“少掌拒”、“掌教元帅”、“先锋”等等。它的这种组织形式，适应于秘密传教（他们有时也用经文编成歌词，配上民间小调，击渔鼓、打竹板，用说唱的形式传教），分散活动。但是不利于集中和统一。清代的白莲教大起义就突出地暴露了这一弱点，最后成为导致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
白莲教的经卷中充斥了许多封建迷信的糟粕，很多说法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宗教迷信是违反科学的。而当时的农民多有迷信思想，相信宗教，不可能正确地理解自然和社会现象。例如，在白莲教的教义中，有所谓“真空家乡，无生父母”；还有“逢三不开口，逢三不出手”种种咒语、暗记，都是神秘主义的，也是迷信落后的东西。所以它不能深入、持久地和广泛地发动群众。它不能提出鲜明的斗争口号、斗争策略及明确的政治纲领，因而也不能深入持久地发动人民群众与统治者作坚决、彻底的斗争。即使是异端宗教，也不一定必然转化为革命，“要暴动发展起来，必须有世俗的关系牵涉进来”。所以白莲教必须对原有宗教的教主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造。实际上，在传播过程当中，革命群众常常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和发展。在其中加上了一些富有革命精神的口号。如“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等。
另一方面，白莲教的某些教义中，也包含着贫苦人民互相帮助、同甘共苦的思想。例如在白莲教的宣传中：“习教者，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从教者先选供给米若干，入教之后，教中所获赀物，悉以均分”，“习教之人，不携赀粮，穿衣吃饭不分尔我”，等等。这种关系对于贫苦的劳动人民来说，是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就连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小小邪术，足以眩人”。此外，清代的白莲教还宣传“弥勒佛转世，当辅牛八（朱字的分写），入教者可免诸厄”。这种宣传反映了白莲教利用民族矛盾，达到推翻清朝统治的目的。由于白莲教在宣传形势上迎合人心，特别对于在清朝统治者残酷剥削和压迫下的漂泊无定的流民来说，更是一种幸福的憧憬，更具吸引力，所以能得到广泛流传，终于成为劳动人民积聚力量、反抗清朝统治的一种组织形式。
白莲教的成员虽然复杂，但基本群众却是贫苦农民、流民和失业的手工业者，入教的“有田之人”，绝大多数是自耕农或半自耕农。像湖北枝江、宜都一带的大地主聂杰人这样的“号首富”者，毕竟是极个别的。聂杰人是在武昌府同知常丹葵的“可逼”和“屡索不厌”的情况下才参加白莲教的。
乾隆中期以后，白莲教组织发展的更加迅速。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河南鹿邑县樊明德就在河南一带广为传经授徒，提出了“换乾坤，换世界”等口号。与他同时或稍晚一点的著名教道还有河南的鹿邑县人刘松，安徽太和县人刘之协等。这时期白莲教在河淮江汉等广大地区异常活跃，并积极准备武装起义。乾隆四十年刘松不幸被捕，流放到甘肃省隆德县。刘松的两个徒弟刘之协与宋之清继承了师父的事业，使白莲教更加发展壮大起来。13年后刘之协来到了甘肃隆德县，同刘松秘密联系，准备以白莲教为纽带发动反清起义。刘之协从甘肃回到河南后，与宋之清一起经常活动在湖北、四川、安徽等省。他们把河南鹿邑幼童王双喜说成是“明裔朱姓”，宣传刘松的儿子是四儿，是“弥勒佛转世，当辅牛八”，借此召集群众，他们分别派出徒弟到湖北、四川、陕西等省主掌教事。在湖北有齐林、樊学明；在四川有谢天绣；在陕西有韩龙。他们利用白莲教经文中反对黑暗，追求光明，光明最终必将战胜黑暗的教义，宣传“大劫在遇，天地皆暗，日月无光”，“黄天将死，苍天将生”，“世界必一大变”。他们还号召信徒以四海为家，把教友关系看成是同生父母的兄弟姊妹关系，号召同教互通财物，互相帮助，男女平等。这些口号直接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和迫切要求。因此对贫苦农民有极大的吸引力，白莲教的发展非常迅速，特别是在湖北襄阳地区，已成为白莲教活动的中心。石香农在《戡靖教匪述编》中说：“刘之协……谋逆湖北襄阳……未几当阳、枝江相继作乱，由是勾连裹胁，日聚月滋，而无赖不法之徒，如四川之咽噜子，南山之老户，襄阳之棚民，沿江私盐之枭，各省私铸之犯，乘间阑入鼓煽劫掠，纷纷而起。”
清政府感到白莲严重威胁着自己的统治，决心要彻底根除。从乾隆五十八年开始，对白莲教教徒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极其残酷的大逮捕和大屠杀。刘之协、王双喜在河南同时被捕，王双喜因年幼免死，流放到新疆。刘之协于乾隆五十九年，从河南扶沟逃到襄阳，准备联合齐林等人举行起义。
§§§第二节 鄂女王聪儿聚众起义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湖北襄阳地区的白莲教首领齐林、王聪儿（齐林之妻）、宋之清、樊学明等商定，于正月十五元宵节时，趁人们观花灯、闹元宵而官府有可能戒备放松之时，趁机举行起义，为了加强联络。使起义进行顺利，为此派出许多名骨干。到湖北各地串联，以便起义打响后，各地教众起来响应。不幸他们秘密进行的这些活动，被泄露出去，致使齐林、宋之清等100多名骨干惨遭杀害。刘之协、王聪儿幸免于难，王聪儿藏身于襄阳郊区一座叫做青莲庵的尼姑庙中。“乾隆六十年，湖北各地的白莲教首领，又秘密商定在“辰年辰月辰日（嘉庆元年三月初十）共同起事，让教徒准备刀把火药。因为白莲教的迅速发展其反清内容，引起了清政府的严重不安，所以清政府搜捕白莲教徒非常残酷，大批教首、教徒被捕遇害，地方官则以搜查和辑拿邪教为名，进行敲榨勒索。“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不遂所欲，则诬以邪教治罪”。所以各地教首就以“官逼民反”为口号，召集教徒奋起反抗。乾隆六十年，湖北竹溪人民进行了“夺犯殴差”的斗争，遭到清朝统治者的血腥镇压。所以湖北宜都、枝江一带首领张正谟、聂杰等人因官府查拿紧急，被迫提前举行起义，揭开了这次大起义的序幕。
孝感、枣阳之战在四川、湖北一带活动的白莲教领袖齐林、宋之清等被捕遇难以后，王发生被发配到新疆。这时，清政府认为白莲教是拥有威胁封建统治的强大力量，所以清朝统治者极为不安，遂下令大规模搜捕白莲教徒。地方官吏借机进行敲诈勒索，他们挨户搜查，特别是对于贫苦农民，“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也就是说，不是教徒的也得给钱，不给钱，或者给少了，就得按信奉邪教论处。武昌府（今湖北武汉）同知常丹葵，任意敲诈迫害村民，连累数千名无辜群众，1795年他又到湖北荆州、宜昌地区去巡捕，稍得“证据”，立即施以酷刑，用铁锤猛烈砸击农民，甚至还用铁钉把农民钉在墙上，所谓“嫌疑”分子也要押送省城。每只小船上装一二百人，有的因饥寒而死，尸体就被扔进江里，有的被严刑考打，死于狱中，受害者不计其数。这样清王朝对白莲教的镇压，实际上已变成了对广大群众的大屠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