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6月下旬，在福清南西亭暴动前夕，党组织让陈振芳同何可春一起刻写印发宣传材料，并负责“交通”联络保密工作。参加南西亭暴动队伍共一百多人，在当地群众配合下，抓到了好几个土豪劣绅，烧毁了一批债据田契，把没收的地主囤粮分给贫苦农民，同时收缴了长短枪二十多支，分粮一百多担，狠狠打击了地主势力，也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因十九路军“闽变”失败，陈仪入闽主政，加强了对福建共产党人的搜捕和镇压，福清革命形势同全省各地一样处于低潮。适时，陈振芳初中毕业。中共福清中心县委书记黄孝敏二度来福清，觉得他尚年轻，便让他先担任团中心县委书记，在黄孝敏直接领导下，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斗争。
从1935年5月到1936年2月，闽中特委把福清游击大队扩编为工农红军闽中游击支队，先后在琯口、永泰一都、东山、莆田大洋、闽侯沪屿及福厦公路线上，歼匪（刘春水、吴师、黄阿大等几股土匪）并抓获大田县县长萨福畴、福建省银行副总经理钟疆士及多名宪兵，同时缴获了大批的武器弹药，威震全省。为此，国民党军队出动了三千多人对罗汉里根据地大举“清剿”。面对强敌，闽中游击支队兵分三路，分散突围，胜利地转移到莆田、永泰交界山区。
在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发展游击根据地的同时，鉴于福州的党组织被破坏之后，工作亟待恢复，陈振芳于1935年秋受命来福州西门外祭酒岭协和高级农业职业学校，以念书名义与进步学生黄铢取得联系，通过民众夜校读书会等灰色组织进行抗日宣传，团结进步同学，并伺机发展组织，深入工作。同时他被指派为福清县委委员兼负责与福清进步农民的联络工作，并受闽中特委和福清县委的双重领导。不久，在他的努力下，不少进步青年入党，从而建立了“协职”支部，陈振芳任书记，使得党在福州有了一个新的立足点。
1937年2月，福清县委书记陈炳奎被捕，3月闽中工委秘密指派陈金来继任县委书记，陈振芳任副书记。翌年8月，福清中心县委正式成立，他又担任中心县委副书记。1938年12月，他又奉调闽江工委工作。
1939年，陈振芳当选中国共产党七大代表，几经周折，好不容易于1940年12月抵达延安。在延安期间，他先后到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学习并参加整风运动。
1945年，陈振芳奉调东北，历任中央沈阳工委民运部长，中共沈阳市委常委兼农委书记、部长与财税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历任辽宁省工业部长、中央东北局科委副主任、中共抚顺市委书记。在东北长达36年的工作期间，他为百废待兴的我国重工业基地的恢复生产，作出了重要贡献。可想而知，他肩负的领导责任是多么的沉重，以至很少同家人进行联系。特别在“文革”期间，陈振芳作为所谓“走资派”受到了不应有的批判和迫害。“四人帮”倒台后，陈振芳复出担任领导工作。
1981年，陈振芳调回福建工作。在以后的12年中，他历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福建省人大主任兼党组书记，并且为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和十四大代表。虽然此时他已年逾古稀，但依然“老骥伏枥，壮心未已”地为福建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自己无私的奉献，因而赢得了八闽人民的崇敬和爱戴。
1993年，陈振芳74岁时才正式离休，但他还十分关心下一代工作。为努力培养更多的合格接班人，他经常走访各地青少年劳教所，关怀失足青少年，鼓励他们努力在劳教中改造自己，争取早日成为新人回到正常社会生活中来。
陈振芳投身革命六十多年来，从未数典忘祖，除了关心福清桑梓的父老乡亲外，也没忘记祖籍故土螺洲。1993年秋，他终于有机会带领一家人回到祖籍地螺洲店前村参加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螺江陈氏祠堂的修复竣工庆典活动。从而，笔者也才有幸同这位族亲会晤。记得那时他很高兴地为祖祠题写了一幅祠联：“祠宇辉煌重光故里，官箴正直仰慕先贤”。
科教精英群星灿烂
天体物理探索者 成果丰硕科学家
中科院院士陈彪
陈彪（1923— ），字达聪，1923年11月23日出生于北京，祖籍螺洲，为我国杰出的公路桥梁专家陈体诚的长子。由于父亲的工作经常迁任，所以，他小时就读的中小学也就随着变动：1933年杭州小学毕业后回到福州读初中，1941年赴成都蜀华中学学习；1941年高中毕业，同年即考入昆明西南联大工学院土木工程系；1942年父亲病故后随家庭转学到重庆交通大学电机系，只读了半年又因病休学返回成都疗养；1943年夏转入金陵大学物理系二年级。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台湾大学物理系和金陵大学物理系任教；1947年8月到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任助理员。
陈彪早期本从事天体物理研究，曾对宇宙学、天体光谱谱线轮廓、太阳表层对流、白矮星内部输运等方面进行过探讨。新中国成立后，他看到国家百废待兴，认为基础研究成果必作用于改善人民生活，于是在1953年后便毅然放弃了几年来对理论天体的物理研究，而投身于太阳物理的探究。
鉴于我国仪器设备短缺，他提出对太阳物理的研究和发展的三方面建议：在北京和昆明建立我国南北太阳物理的新的观测基地；在南京建立太阳物理观测仪器研制基地和人才培训中心；对太阳物理观测和研究应侧重于为应用服务的太阳活动预报与太阳活动对地球影响，特别是对太阳耀斑的预报。此后40年，他始终身体力行地为实现上述的发展目标而奉献出自己的睿智和力量。
1956年，陈彪赴苏学习时即购得一台苏制色球望远镜安装于北京天文台。1957年，他从法国又订购了一台色球望远镜，安放于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后来他自己请人又配置了一台送往云南天文工作站（今云南天文台）。终使我国的色球观测网基本成形。同时，在他的支持鼓励下，南京天文仪器厂也开始研制出干涉偏振滤光器。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六七十年代，在他的领导下，南京天文仪器厂研制了Ha单波段太阳光谱仪（顺利地观测到一批史上罕见的太阳特大爆发的光谱资料），以及多台多波段太阳光谱仪，分别安装在南京、昆明两地的天文台。而且他还为北京天文台研制了一台附有太阳光谱仪的60厘米太阳望远镜。这些不断改进的新仪器设备，均为随后我国22周太阳活动峰年的观测研究取得多项重要科研成果奠定了基础。
在重视天体观测的同时，陈彪还潜心太阳物理理论研究。在他的倡导下，磁体力学的理论研究也在紫金山天文台兴起，磁流体理论遂渐形成太阳耀斑的贮能、耀斑能量的释放和相伴的流体过程、高能荷电粒子的加速，这三个研究方向有力影响了国内其他研究单位的同类研究。他自己则在旋转球体中对流层与磁场的耦合方面做了一系列的理论探索研究。
1980年5月，陈彪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委员（即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时受任云南天文台台长。
20世纪90年代末，为了筹建一个综合性天体物理研究中心，充分利用国际共享的天文数据资源，更好地获取国际一流的天文研究成果，以更快推动我国天文事业的不断发展，他在江苏省委、省政府及紫金山天文台的合力支持下，筹集了20万元启动经费，于1993年11月在南京正式成立了华东天体物理研究中心，顺利地筹办两次重要的学术会议，在国内天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作为中国天文学会理事、国务院科学联合会社会问题科学委员会太阳专业组委员、国际学术刊物《太阳物理》编委的陈彪，数十年来在多种权威学术刊物如《中国科学》、《天文学报》等发表了不少极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如《太阳表面米粒组织的运动所传播的能量及其对于光谱吸收系数的影响》、《太阳的自转内部环流和磁场》、《利用气球卫星的轨道变异研究太阳活动的一些问题》和《天体弱湍流噪声》等。
钢铁意志专科研 丰功伟绩铸辉煌
科技“铁人”陈篪
陈篪（1927—1978），为陈体诚的次子，祖籍螺洲店前村。1948年，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因成绩优异，被留校任教。为响应党的号召，他于1949年7月满腔热情地奔赴我国东北重工业基地支援鞍钢恢复生产工作。在鞍钢，他历任鞍钢检验室技术员、班长、鞍钢中央试验室冶金研究室副主任和主任、钢铁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等职，并于1950年9月30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间他曾先后两次被派往苏联冶金工厂和研究所实习。因其考试成绩优异和当时国内科研工作需要，组织上便让他提前回国。
在1953至1958年间，陈篪先后发表《关于钢中的白点》、《关于钢的低倍组织的缺陷》等学术论文，为鞍钢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从而也崭露了他科学技术研究的才华。
1958年6月，陈篪被调到冶金工业部钢铁研究院，先后担任高温合金研究室副主任和金属物理研究室副主任。那时他正值风华正茂的而立之年，工作干劲十足，刻苦勤奋，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中去。可是在1960年，中苏关系矛盾激化，苏联政府单方面毁约，撤回专家并带走技术资料，对他思想产生了强烈的触动。他在日记中写道：“过去先烈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付出巨大牺牲，现在干革命也要付出牺牲。我要立雄心壮志，永不满足，任何时候从零开始；我要甘当无名英雄，甘当无名垦荒者、掘宝人。”
陈篪一向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做实验，一定要求数据准确，一有疑点，他都要推倒重来，反复求证。1965年，《金属学报》杂志发表了他的一篇论文《镍金高温合金中位错与γ＇相的交互作用》，对研究γ＇相的结构和性能，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践与理论意义。
陈篪的科研工作，一直受到院领导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因此他就更全身心地扑在课题研究上。无论是节假日，还是业余时间，他几乎都是在实验室或工作室中度过的。为了节省时间，他总是一边啃着馒头，一边工作。每逢实验紧张，他就睡在实验室里。为了工作，他就这样地废寝忘食。在炎热的夏天，他仅穿着背心，长时间挥汗工作在X光衍射仪旁，从不考虑这严重有损自己的身体健康问题，始终是以身作则亲自动手。在他的艰苦努力下，历经了几十次的试验后，终于在1965年，他和他所领导的课题组炼出了较大的Ni3Al单晶体，从而为研究γ＇晶体的强度和范性及其蠕变和持久性能创造了条件。这项科研成果在《物理学报》发表后，立即受到日本等国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文革”早期的1966年，陈篪受了不应有的批斗，接受“改造”。就是在这种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他白天劳动，晚上仍暗暗地将以前的实验记录进行整理、分析、研究。经受批斗后，他还经常去北京图书馆查资料。后来他又利用被勒令回研究室继续“劳改”的机会，偷偷地为室里建立了一个小型的试样加工车间。由于刻苦学习，他居然能熟练地掌握英、俄、德、法四国语言，这也为他能及时获取国外先进的科技信息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陈篪被宣布“解放”后，面对科技界队伍被搞散，设备被毁坏的现实，只好写信向周恩来总理反映，并期盼着早日召开自然科学会议，并恳切地提出：“要把科研事业搞上去，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有远大目标和全面规划，要用相当力量来开展探索性工作，而科研正是为工农业生产开辟前进道路的……”其深切赤诚的爱国之心亦由此可表。
1972年，陈篪恢复为金属物理研究室主任之后，就倡议成立了断裂力学研究组。那时，我国为了发展核电工业正需要测定核反应堆压力容器用钢断裂韧度的测试方法，很多问题要自主研究解决。为此，他便从1975年开始，做了一批试验。此后，他又精心研究出了与开裂的物理图像密切相关的两种方法：解析法和金相剖面法，为国家的核电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帮助。同时，他也十分关注断裂力学研究成果广泛应用于生产实际。例如，得知过去铁道部门只要发现火车车轴有裂纹就须报废，他就想根据车轴的材质和受力状况，利用自己科研成果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使有裂纹的车轴在控制裂纹长度允许的范围内，仍可继续安全使用。
1975年7月，陈篪患上了甲状腺癌，并已扩散，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动了三次手术。尽管病魔在残酷地折磨着他，但他还是忍痛坚持在病床上继续他心爱的科研工作，甚至，乘医务人员不在时，悄悄地跑去北京图书馆查资料。1976年，身患重病的他，居然完成了9项研究工作，在断裂理论和测试技术上都取得了不少杰出的成就。
1977年3月，陈篪接到7月份要赴加拿大参加国际断裂会议的邀请书，他下决心与同事们一起合作提交一分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于是，他就搬回院里住，以坚强的毅力，克服正在恶化的病痛，苦战三个月，终于顺利完成了这项重大科研成果，荣获了全国科学大会奖，并让同事如期出席了加拿大国际科研交流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