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月，陈篪被邀请并作为主席团成员参加全国科学大会。由人扶着病躯的他，手颤抖着拿着亲自写的讲稿，坚持在大会上发了言，让许多与会代表感动得热泪盈眶。在临终前半个月，他还拖着虚弱的身体在研究室成立了一个新材料研究的课题组，并亲自写了近、远期的研究计划。在课题组成立会上，他用沙哑的声音，吃力地讲了三个多小时的话，鼓励大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1978年8月31日，是陈篪临终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这天，正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他的腿脚已经肿得连鞋都很难穿上了，而且一碰就流水，但他还是要找小组的同志谈工作，真正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做到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978年9月10日，陈篪离开了人世。
1987年5月，钢铁研究总院特树立了陈篪的塑像，让人们永远学习和纪念这位科技战线上的“铁人”。
螺江陈氏宗祠内亦悬挂有“科技铁人”族贤牌匾以示对陈篪的深切缅怀。
学术权威奉泰斗 教育宗师光中华
一代宗师陈岱孙
陈岱孙（1900—1997）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是公认的经济学的泰斗和一代宗师。因年高德劭，人均敬称之“岱老”。
岱老，曾用名陈总，1900年10月20日出生于螺洲陈族一个书香门第。按农历，其出生日为闰八月二十七日，正好与中国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孔子的生日相同。孔子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高足，而岱老一生从教，桃李遍天下，更培养出许多国家栋梁和闻名中外的杰出经济学教授、专家。笔者很赞同林其屏记者的看法：“今天，孔子在国人心目中更像一尊神，而陈岱孙只是20世纪一代学人的代表，不过他将孔子‘师者，传道、授业、解惑’的意义发挥到了极致。”
陈岱孙先生的父亲陈懋豫，清光绪癸卯科举人，为同知衔分省补用知县。祖父陈宝璐是清光绪戊子科举人，庚寅恩科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刑部主事、河南司行走。末代帝师陈宝琛就是他的伯祖父，俗称伯公。所以，他从小就受到很好的家教。幼年时他也上过几年私塾，后就读于福州鹤龄英华中学；1918至1920年，就读于北京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从1920年秋至1926年，先后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并分别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随后又赴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作短期考察和研究。为报效祖国，1927年春，他毅然回归故土。之后的十年间，他先后任清华大学教授、法学院院长与经济系主任。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又到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胜利后，曾任职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受任学院院长，经济系主任；1952年9月至1953年10月，受聘中央财经学院第一任院长；翌年10月，受聘于北京大学，从1954年7月至1984年2月，差不多当了近十年的经济系主任；早在1956年被评为一级教授。其间，他还任职过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经济组副组长，中华全国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北京市经济学会副会长等多项重要学术兼职；1951至1952年为北京市人大代表；1954年起连任全国政协从第一届到第八届的委员，并为第六、七届常务委员。
作为老一辈的知识分子，爱国主义的情怀伴随着陈岱孙的一生：青年时期，军阀纷争，国家政治腐败，积贫积弱，屡遭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激起年轻陈岱孙救国强民的朦胧革命意识。1919年，他曾满腔热情地加入到反帝反封建“五四”运动中。抗战时期，他又以经济学为武器，积极为抗战出谋划策，同时呼吁反对独裁，团结抗日。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又策动挑起反共内战。在此时局危难之时，他便同张奚若等著名民主人士和社会活动家一起，发表宣言，疾呼停止内战、反对独裁，要求和平建立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又谢绝友人邀赴台湾的请求，毅然决定留在大陆。因为他认为：国民党的反动和腐败完全无救，希望在于共产党。
岱老一向视教育为己任，早在先期的清华及西南联大任教期间，就为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教学中，他从来注意严于律己，宽厚待人，因而获得广大学生的尊敬与爱戴。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是意气风发，充分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他撰写的40万字的大学专业教材《经济学说史》，其实就是高水平的经济学学术专著。可惜由于20世纪50年代受极“左”思想的排斥，这一追求思想变革的重要成果，竟被禁止出版！与其说，这对当时的岱老是个重大思想打击，不如说给他的教育事业乃至对国家的经济改革和发展，都造成难以估量的重大损失。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文革”时期，被视为“学阀”的陈岱孙自然也不能幸免遭受错误的批判，随后就被下放劳动改造。时至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岱老已步入髦耋之年，但却焕发了青春，又全身心地投入他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中去。其学术思想之活跃，著述成果之丰富，都是前所未有过的。在生前的十多年，他陆续发表了包括专著、论文、教材、回忆录和随笔等各类题材的成果，总计不下百万字。这还不算他为许多专家的各类著作所撰写的数十篇序言以及在各种场合就各种问题所作的多次演讲。
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早在1983年发表的著名论文《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中，他就明确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既不应一概排斥，也不赞同全盘照搬，而应结合中国国情对之加以具体分析以决定取舍。对把西方经济学与改革开放视为对立的错误偏见或企图，岱老明确地表示了不满和拒绝，并且坚持他历来的主张：决不能走某些西方国家以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特点的老路，而须从发展生产力着眼，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供给，同时注意加强宏观调控，以保持总量平衡和各部门的协调发展，力求避免大的波动。他对我国经济中不时出现的过热现象，尤其是过高的通货膨胀率，深表忧虑和担心。事实已经证明这些观点都是正确的。
更难能可贵的是，岱老把自己的一生自始至终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国家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当20世纪70年代中叶拨乱反正时，岱老早已是年逾古稀的人，本可离休颐养天年，可他却欣然重返讲坛，继续肩负学术领路人的重任，可谓“老骥伏枥，壮心未已”！年近九十，他才告别讲坛。可在家中，他仍然担任着博士生导师，直至他逝世。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来称颂和评价他，应当是最恰当不过的吧！好在作为“一代宗师”的岱老，几十年呕心沥血的辛勤耕耘，终于培养出满天下的芬芳桃李，像厉以宁、晏智杰等出色的经济学家均出自陈门。1990年岱老九十寿辰时，时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在贺信中称赞他是“光荣的爱国主义者”，充分肯定了他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所作出的宝贵贡献。1995年，在北京大学祝贺岱老九十五寿辰大会上，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百忙中特送来贺信，贺词情真意切，十分感人。
1997年7月27日8时12分，这位万众景仰的经济学泰斗，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与世长辞。笔者谨以下联，缅怀先贤：道德文章风范在，丹心永垂炳千秋！
海滨邹鲁奇才女 文史诗词贯古今
才女学者陈懋恒
陈懋恒（1901—1969），字穉常，号荔子、落叶、墨痕、蕊渊、叔水。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6月21日）出生于螺江陈氏名门望族，先祖是陈若霖、陈承裘，也是陈宝琛的亲侄女；其父陈宝瑨为光绪（庚寅恩科）进士，累官至云南曲靖知府；其长兄陈懋鼎，进士出身，也是晚清名宦。她从小就受到书香门第的良好教育和思想熏陶。
小时候的陈懋恒，就能熟读并背诵十三经中的十一经。同时她喜读文史，工于诗词，且善琴棋书画。其博闻强记，聪颖敏慧，堪称为奇女子。13岁时，她曾奉父命作《荷花诗》：“一茎出水吐轻红，翠盖亭亭倚晚风。绝世何须曾解语，清标正在不言中”，清新含蓄，充分表达了不甘流俗的思想境界。
从1914年居家螺洲，到1924年进入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附中就读之前的这10年间，陈懋恒就写了151首旧体诗词，辑编为《花萼集》；在1924年入学附中起，至1928年考读燕京大学前，她写了178首古诗词，录编进《华南集》；1928年从入学燕京大学至1940年离京赴沪前这段期间，入编《燕京集》的所作有92首；从1940年（诗人是时离京迁沪）至上海解放这段时间，所作90首入编《淞滨集》；加上之后入编《绿意集》的75首，一生共有586首诗词，足见其诗作之丰，才华之奇！
居家螺洲时，陈懋恒借助邮寄函授，自学理化与外文，1924年才入华南女子学院附中就读。她能诗善文，主持校刊《南风》并在发刊辞中写道：“黑云如墨，长夜漫漫，此非吾国四千年女界之现象乎？书曰：牝鸡无晨。诗曰：哲妇倾城。轻女之风，自古已烈。后世溺于积习，囿于所闻，奉糟粕为圭臬，似有为为至言，所以压制锢壅女子者，无微不至。以智识为大戒，以卑下为美德，遂便天赋良能，梏亡殆尽。”这是多么中肯而有见地的言论！
1927年，陈懋恒升入华南女子学院，翌年便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30年夏，因校方无理开除主持公道的学生会主席赵泉澄，她撰文主持正义为之辩驳，事经三年，终获胜果。后来，她将这次抗争运动之始末写成《燕京潮》一书。这件事表现出她的刚直勇气和高尚品格。
“九一八”事变后，陈懋恒发起组织学生抗日救国团体，并被推举为赴南京请愿团代表。针对日本的卑鄙侵华，她撰写了《明代倭寇考略》。此时她还作过一首词《满江红.自题圣战记》：“锦绣河山，是吾祖吾宗心血。五千载，文明远播，声威赫烈。四亿人心原不死，百年国耻终须雪。扼卢沟，一弹震全球，同仇决。秃不尽，苏卿节；割不尽，常山舌。莽中原，暴遍国殇英骨。别鹄歌残贞魂冷，倚闾梦断羁魂咽。庆凯旋，洒笔记精忠，何能缺！”陈懋恒以无可争辩的史实，有力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也抒发了自己的爱国热忱。
1933年大学毕业，陈懋恒积极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代理《京报》主笔，同时受聘为北京历史研究院编辑，并撰著《春秋考异》。
1936年，陈懋恒与著名历史学家赵泉澄结婚，嗣后入北平研究院任史学编辑，直接参与整理清朝皇室档案，并协助她丈夫赵泉澄撰著《清代地理沿革表》。
此后较长的一段时期，陈懋恒曾先后执教于东吴大学、光华大学、圣约翰大学、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无锡国文专科校等。此间，她还独自创办《世说》月刊。
1951年，陈懋恒应中国著名文史学家顾颉刚约请，撰著《中国上古史演义》。该书出版不到2年，共印5版，到1982年，又印3版，总计发行31.5万册，被列入全国中专学校必读书目。
1953年，陈懋恒又撰写了《秦楚演义》与《史可法》两部史书著作，同时还为《明史》标点。
1955年，陈懋恒应邀赴京协助中国著名的史学学者邓之诚整理《中华二千年史》中的明、清部分。由于她学识渊博，勤勉认真，深受领导和专家的好评。
1956年，陈懋恒调上海市历史研究所工作。此间，她还曾为上海历史研究所研究生讲授过《资治通鉴》，达一年之久。
1960年，陈懋恒又与丈夫赵泉澄一起调到上海财经学院任职。1962年至1963年间，她曾参加《辞海》历史地理编写小组，从事该词典的编纂工作。
20世纪60年代中期，“文革”爆发后，厄运迅速降临到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头上来，自然，陈懋恒也难逃此劫。1969年10月13日，已是68岁老人的陈懋恒被批斗后，不幸在被强迫劳动时跌伤而不治身亡。我们深为这位中国著名的才女学者过早地离开人世而感到无限痛惜。
陈懋恒遗作有《中国通史演义》、《夏商西周史话》、《喇嘛教史略》、《春秋演义》、《燕京潮》、《双峰梦》、《红巾军》、《葛云飞》、《春秋考异》以及新近出版的《陈懋恒诗文集》等。
文化艺术有名家
画作篆书留墨宝 大家风范励后昆
书画大家陈体申
陈体申（1933—1999），笔名丁仃，1933年7月17 日出生于上海，祖籍螺洲。
幼时陈体申因母改嫁，寄居于苏州姑母家，1941年又到江西避难，1943年复返苏州读小学，1946年就学于苏州草桥中学，1948年开始在苏州的《苏报》上发表揭露“职业学生”特务行径的讽刺诗《耗子的口红》及散文。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刚满17岁的陈体申响应上海学联号召，随军南下福建，并为福建文工团创作员。这期间他还参加过剿匪、土改等工作队，编过剧本，当过舞台设计，画过幻灯片，做过宣传工作，甚至还当过话剧演员。由此可见他是个多才多艺的年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