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简阳刘军顽抗联军进攻之际，第二师所属之刘成勋、陈洪范两旅于2月16日在乐山宣布参加护法。18日，第一、三两师全体军官和第二师之汪可权；舒荣衢旅，也宣布与西南靖国军一致行动，并推熊克武主持四川军政事务。
刘军纷纷参加护法，滇黔军得以长驱直人，于2月18日占领简阳，进逼成都。熊克武所部也乘势攻占淮镇，向成都挺进。
刘存厚见所属部队分崩离析，无法再战，遂干2月19日伙同城防司令田颂尧等撤离成都，退往川北。3月8日，孙中山任熊克武为四川督军。历时八个月的四川护法战争，至此告一段落。
滇黔川联军攻占成都后，唐继尧于3月下旬开始组织部队援鄂援陕。但这时湖北靖国军已败退鄂西，滇黔援鄂军遂与北军相持于宜昌、夔州间，不再前进。
滇黔军所以取得攻川之战的胜利，主要由于其作战指导比较正确。滇黔军入川伊始，针对刘军主力集中于川南的情况，把注意力放在防守薄弱的重庆方面，兜击刘军的后方。这一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以后虽出现了叙州，泸州相继失守的危局，进攻重庆的初旨仍不动摇，结果重庆一经攻占，战场形势马上发生变化。在攻占重庆后，联军以一部兵力牵制叙州刘军，集中主力分由重庆，泸州迅速攻取成都，使刘军陷入困境，从而完全夺取了战场主动权。此外，中华革命党人在四川组织反刘武装和联军注意开展分化川军的工作，也为作战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刘存厚军的失败，主要在于政治上逆历史潮流，而动，军事上急功近利，缺乏全局部署。他只顾争夺叙、泸，而忽视对后方要地的防守，结果虽得叙、泸，却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既不能向纵深发展，又不能回兵救渝，陷入进退维谷之境地，终于招致最后失败。
滇黔军进攻对抗护法运动的刘存厚所属川军，固然有其进步的一面，但以护法为名，行吞并四川之实，这就理所当然地遭到四川人民的反对，因而其胜利也是暂时的。滇军进占四川后，耀武扬威，专横跋扈，与黔、川靖国军的矛盾逐渐加深，开始酝酿一场新的军阀混战。
粤、闽、赣地区的作战（1917年10月~1918年11月）
一、作战双方的企图及部署
夺取广东，是段祺瑞“武力统一”战略中最根本的任务。段政府认为：“欲谋统一，必先收粤，粤不下，湘不安，战局不了，国是不定”。因此，在1917年9月傅良佐带北军入湘时，北洋政府就同时指令闽，赣、浙省军队和琼州龙济光部，对粤省“同时并举，协力进攻”，以策应湘省作战。其攻粤部署是：龙军直取钦（州）、廉（州），高（州），雷（州）地区，东图广州，并切断粤桂通路，福建派两混成旅沿汀江入粤，进占嘉应州（治今梅州市）、意州（治今惠州市）地区，西攻广州，江西派一混成旅逾大庚岭，入韶州（治今韶关市）地区，南攻广州，形成三面夹击之势。10月23日，北洋政府收买广东潮梅镇守使莫擎宇，宣告“对省独立”，与广东省政府脱离关系，直接听命于北京政府，并立即派兵攻打惠州。
莫擎宇发难兴兵，为北洋政府大举图粤制造了契机。10月24日，闽督李厚基在段政府授意下通电支持莫擎宇，并令汀漳镇守使兼北洋第十四混成旅旅长减致平率兵十营进援。此后不久，龙济光也由琼州出兵，抄袭粤省侧背。于是，段系军队攻粤之战全面展开。
1917年11月10日，陆荣廷在梧州召开军事会议，讨沦粤省攻防作战计划。参加会议的除桂系要员外，还有孙中山的代表胡汉民、海军总司令程璧光、广东省长李耀汉等。会上，军政府代表提出应将屡与军政府为敌的广东督军陈炳调离，并要求将已编为警卫军的原省长朱庆澜的二十营军队，重归陈炯明统带。陆荣廷表示”让步”，建议调陈炳为讨龙军总司令（后改为李烈钧），但同时要求陈炯明率所部二十营协助攻闽，借以削弱军政府的势力。会议推举陆荣廷为两广巡阅使兼广东督军，陆自称“年老多病”，派其亲信、原广惠镇守使莫荣新代理广东督军。
莫荣新上任后，鉴于莫擎宇盘踞潮汕，李厚基出兵援潮，在陆荣廷的授意下，决定在进剿莫擎宇部之同时，实施大规模攻闽作战，以策应湘省军事。11月27日，由程壁光出面，召集滇军总司令李烈钧、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督军署参谋长郭椿森以及胡汉民、汪精卫等，在广州海珠开军事会议，商订攻闽方略。决定成立“征闽海陆联合军”，以程璧光为总司令，指挥海军、滇军，粤军三支部队，分五路攻闽。兵力包括驻粤海军全部，陈炯明之粤军二十营，驻粤滇军全部，和粤省地方军八营，桂军一支队。具体部署是：以陈炯明部二十营进攻漳州，为第一路，李烈钧统率滇军两个师进攻汀州（令长汀），为第二路，沈鸿英率“平潮军”十二营进攻上杭，为第三路；刘志陆率“平潮军”十五营进攻诏安，为第四路，程壁光率海军舰队袭击福州，为第五路。计划确定不久，得悉龙济光子12月11日由琼州出兵攻粤，遂重新调整部署，由攻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继续率所部进攻闽省，以驻粤滇军第六军军长方声涛为征闽靖国军总指挥，率所部第八旅（旅长伍毓瑞），第九旅（旅长夏述唐）进驻潮、汕、策应陈炯明部作战，以李烈钧为讨龙军总指挥，率沈鸿英，林虎两支部队赴粤东南抵御龙济光部；海军则全部参加讨龙作战。
二、攻闽之战
（一）双方兵力及作战部署
陈炯明于1917年12月3日就任攻闽粤军总司令职后，便着手进行作战准备。由于原二十营粤军装备低劣，每营仅有枪二三百支，莫荣新又从中掣肘，除拨少量开拔费外，饷弹方面概不负责。陈炯明等深感实力单薄，出兵困难，在征得孙中山同意后，施行一项扩充实力的方案；一面向地方士绅借枪，一面向海外革命人士募捐饷款。其中规定，能募到人枪二百者为营长，人枪六十者为连长，人枪二十者为排长，不愿担任军职的按枪付钱。经过一番努力，共筹集到各种枪二千余支，子弹数万发。这样，加上滇军方声涛部，攻闽军总数达二万人左右。陈炯明将攻闽军编为若干个支队，每支队辖二至四个营不等，任邓铿为参谋长。
1918年1月25日，陈炯明在广州誓师攻闽。27日，率主力部队离开广州，开赴汕头。
这时，闽省全部军队约有三个师的兵力，其中有福建第一旅（旅长姚建屏）驻福州，北洋第十混成旅（旅长唐国谟）驻厦门，北洋第十四混成旅（旅长臧致平）驻诏安，闽省清乡队（总司令张清汝）驻延平（今南平市）。另有巡防队约四个团分驻各地。总计二万二千余人。闽督李厚基得到粤军将要攻闽的情报后，一面调唐国谟等部开赴永定、上杭一带赶筑工事，准备抗击粤军，一面迭电北洋政府派兵援闽。
早在1917年11月底，北洋政府看到潮梅的莫擎宇部将被粤军剿灭，闽省兵力单薄，岌岌可危，感到“闽或有失，浙必动摇，粤、闽、湘、桂联成一片，大局益不易收拾，斯时政府处置愈难”，于是急派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由直隶廊坊南下援闽（冯旅到江苏浦口后又改援湘西），继而又令浙江童葆暄师赴闽助战。
（二）粤军三路攻闽
1918年2月中旬，攻闽粤军进抵潮州（今潮安）、汕头一带。但是，陈炯明对攻闽作战并不热心，部队进抵潮汕地区后，忙于招兵索饷，培植个人势力，迟迟不向闽省发动进攻，致使北军得以从容调遣兵力，扩充力量，加强并完善了在闽西南的防御部署。3月22日，孙中山致电陈炯明，指出：“若乘敌军初到，地形未谙，利用内应，犹可先发制人”，宜“速下攻击命令”。但陈炯明以“布置未周”为借口，对孙中山之电令置若罔闻。4月5日，孙中山再次致电陈炯明，严厉指出，“援闽之举，准备已久”，“惟攻击之令，至今寂然无闻，敌备日增，且狃于岳长之役，虏气益骄，我军顿兵不进，足以示弱”，“况段贼复出，积极图南，我军从事准备，增力几何？而彼则恃有外援，愈久则力愈充，及今图之，惟在速战”。孙中山着眼全局，晓以利害，催陈速战，是很有道理的。
陈炯明部在粤闽边境滞留三个月，确已错过了大好战机。在此期间，其它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湘省，北军陷岳阳，占长沙，正向湘南推进；在江西，陈光远已调遣兵力，袭占广东南雄，在闽省，不仅防御准备日臻完善，而且浙江援军已经入闽，军事力量已得到较大加强。总之，整个形势对攻闽粤军越来越不利。
到5月初，攻闽粤军已扩充至三十营，约一万二千人。在孙中山和粤军将领的逼促下，陈炯明才下达进攻命令。其第一阶段作战计划是：许崇智第二支队四个营为左路，从蕉岭向武平，上杭进攻，得手后，进规长汀，连城，陈炯明亲自指挥第一、三、四支队和预备队为中路，分两路进攻，以第一支队和预备队共五营，从大埔进攻永定，得手后，进规龙岩，第三、四两个支队共六营，从饶平（今三饶）进攻柏嵩关以规平和，右路则由参谋长邓铿指挥，包括第五支队三营和游击二营，集中于澄海、黄冈（今饶平）以监视诏安、云霄之敌。粤军指挥部设在三河坝。
5月10日，粤军发动全面进攻。由于许崇智在民国元年曾任闽军师长，较有声望，战前已运动驻武平的一个营和驻上杭的一个大队倒戈附粤，故该路进展顺利，当日即占领武平，三日后占领上杭。因中路李炳荣第一支队进攻永定受阻，许崇智当即派出二营增援，始克永定。中路第三、四支队也顺利攻占柏嵩关。这样，闽军第一道防线完全被突破，粤军向闽省推进达五十公里，基本完成了第一阶段作战任务。
粤军稍事休整后，即准备实行第二阶段作战计划。左路许崇智部分为二支，一从上杭进攻连城、永安，规取沙县；一取长汀、清流、归化（今明溪），将乐，顺昌，然后进占延平，中路李炳荣第一支队和熊略预备队分别进攻龙岩，南靖，罗绍雄、邓本殷第三、四支队进攻平和，攻取漳州，右路洪兆麟第五支队进攻云霄，漳浦。各路若进展顺利，则继续向纵深发展，夹击福州。不抖部队尚未行动，从浙江援闽的童葆暄第一师已抵前线，闽、浙军队联合发起反攻，战局急剧逆转。
（三）闽浙联军大举反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