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偏颇，则性之所近而然也；义论戾，则心之所激而成也。其或情牵脂粉，语涉狭斜，犹是香奁本色。知我罪我，听之而已。
表示他只说自己想说的话，不在乎旁人怎么看。在“步光小传”篇开首，他又公然表白：
余素好狭邪之游，……锦衾烂然，共处其中，虽不敢云大程之心中无妓，亦庶几柳下之坐怀不乱，所谓姑苏台半生贴肉不如若耶溪头一面也。
接着记述他与妓女步光的一夕之会，从初见、调笑、就寝到步光自述悲惨身世，无不详细道来。并为步光作绝句八首，其中自然也不乏“河光清浅月黄昏，琥珀光浮酒满樽，宛转柔情人半醉，这般时节最销魂”、“背人私语晕红潮，戍鼓沉沉漏渐遥，兽炭已薰鸳被煖，莫将闲恨负良宵”这类青楼文学套语。又有“遇红石村三女记”一篇，更为“出格”——专记他自己路过红石村时与土匪家三个女子调情之事，对于相互挑逗的语言动作，乃至上床同衾共枕亲昵之事，一一详细叙述，不厌其烦。末了竟称赞三女子这番言行是：
皆发乎情止乎义，以礼自守者，……呜呼，可谓贤妇人矣！
土匪（三女子的父亲、丈夫及她们本人都是）自然是反叛官府朝廷的罪人；能和过路客人上床亲昵，岂非“荡妇”。而她们竟被赞为“以礼自守”的“贤妇人”，可以想见汪景祺心目中的“礼”与道学家相去何啻天壤。
《读书堂西征随笔》中的这类记事，已可隐约看到某些近代小说中笔法的端倪；这些记事的真实性也很难考证。其中可能有夸大、虚构，甚至可能只是措大狂生的白日梦——这种猜测似乎可以由他为三女子所作的诗，如“疑于紫府会群真，三女扶持一病身，日欲沉西催客去，恐将侠骨染征尘”等句得到支持。但是在我们这里的讨论中，汪景祺所记之事的真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以士人而详述自己与妓女、女匪的情事，又不以为耻，在任何时代这都属少见之作。
汪景祺的言行放荡不羁，恐怕即使是戴震也不会许他为“君子”——
尽管他们确实都是礼教的敌人。但是另外许多事例，情形就不同了。这里又要谈到清代大名鼎鼎的文人纪昀，他是清代的传奇人物，学问渊博，曾任四库全书馆总纂官。他也是清代思想非常通达、解放的人物之一。纪昀与戴震关系密切——起先戴震在他家任家庭教师，想来东翁西席相处得不错；后来在四库全书馆，又是上下级关系。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迄今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和重视。《阅微草堂笔记》中直接抨击、讽刺“讲学家”（纪昀对道学家的习惯称呼）的就有约二十篇，大多针对这类人物虚伪、迂腐和贪婪的丑态而发。前面我们已经引用过其中一些事例，这里再看几则与性问题直接有关的：吴惠叔言：医者某生，素谨厚。一夜有老媪持金钏一双，就买堕胎药。医者大骇，峻拒之。次夕，又添持珠花两枝来，医者益骇，力挥去。越半载余，忽梦为冥司所拘，言有诉其杀人者。至则一披发女子，项勒红巾，泣陈乞药不与状。医者曰：药以活人，岂敢杀人以渔利！汝自以奸败，于我何尤？女子曰：我乞药时，孕未成形，傥得堕之，我可不死；是破一无知之血块，而全一待尽之命也。既不得药，不能不产，以致子遭扼杀，受诸痛苦，我亦见逼而就缢。是汝欲全一命，反戕两命矣。罪不归汝，反归谁乎？冥官喟然曰：汝之所言，酌乎事势；彼所执者，则理也。宋以来，固执一理而不揆事势之利害者，独此人也哉？汝且休矣！拊几有声，医者悚然而寤。（卷九）
纪昀确实是戴震真正意义上的同盟军。他虽不像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中那样直陈事理，对礼教发动正面攻击，却一再采用小说家志怪之法，借“讲故事”对礼教进行问难和挖苦。即如上引这一则，简直就是我们前一小节所述戴震之说的绝妙脚注和例证。
《阅微草堂笔记》针对礼教和道学家的“天理”，借用不同事例，从各个角度反复发难。再看下面一则：
又闻吾郡有焦氏女，不记何县人，已受聘矣。有谋为媵者，中以蜚语，婿家欲离婚。父讼于官，而谋者陷阱已深，非惟证佐凿凿，且有自承为所欢者。女见事急，竟倩邻媪导至婿家，升堂拜姑曰：女非妇比，贞不贞有明证也。儿与其献丑于官媒，仍为所诬，不如献丑于母前。遂阖户弛服，请姑验。讼立解。此……更越礼矣，然危急存亡之时，有不得不如是者。讲学家动以一死责人，非通论也。（卷十三）
纪昀欣赏这女子通达权变，虽然“越礼”，但解决了难题。而如“讲学家”来处此事，则此女只能被动蒙羞受辱，难免最后一死了之。
下面这则更绝：
董曲江前辈言：有讲学者，性乖僻，好以苛礼绳生徒。生徒苦之，然其人颇负端方名，不能诋其非也。塾后有小圃，一夕散步月下，见花间隐隐有人影，……迫而诘之，则一丽人匿树后，跪答曰：身是狐女，畏公正人不敢近，故夜来折花，不虞为公所见，乞曲恕。
言词柔婉，顾盼间百媚俱生，讲学者惑之，挑与语，宛转相就。且云妾能隐形，往来无迹，即有人在侧亦不睹，不至为生徒知也。因相燕昵。比天欲晓，讲学者促之行。曰：外有人声，我自能从窗隙去，公无虑。俄晓日满窗，执经者至，女仍垂帐偃卧。讲学者心摇摇，然尚冀人不见。忽外言某媪来迓女，女披衣径出，坐皋比上，理鬓讫，敛衽谢曰：未携妆具，且归梳沐，暇日再来访，索昨夕缠头锦耳。乃里中新来角妓，诸生徒贿使为此也。讲学者大沮，生徒课毕归早餐，已自负衣装遁矣。外有余必中不足，岂不信乎！（卷十六）
平心而论，诸生徒陷人于过，当然也不足为训；但纪文达公且不管这些，却一意为假道学暴露真面目而“幸灾乐祸”。《阅微草堂笔记》文字简捷流畅，谈狐鬼，说神怪，记趣闻，读起来轻松可喜，因此流行甚广。
如就读者众多这一点而言，在当时的影响恐怕大大超过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我们今日若将两书比照而读，则可收相互发明、奇正相生之效。
接下来要谈到清代另一位大才子，随园主人袁枚。在他留下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到对礼教、“理欲之辨”的精彩批判和蓄意冒犯。比如《小仓山房诗文集》卷十九“再答彭尺木进士书”中有云：且寡欲之说，亦难泥论。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未尝非饮食之欲也；而不得谓孔子为饮食之人也；文王“悠哉悠哉，展转反侧”，未尝非男女之欲，而不得谓文王为不养大体之人也。何也？
人欲当处，即是天理；素其位而行，如其分而止，圣贤教人不过如是。若夫想西方之乐，希释梵之位，居功德之名，免三涂之苦，是则欲之大者，较之饮食男女，尤为贪妄，仆愿居士之寡之也。
彭尺木即彭绍升，字允初，他是当时陆、王学派的干将，好谈孔、孟、程、朱，又信佛，持长斋，力言孔、孟与佛无二道，程、朱、陆、王与释氏无异致，等等。他在致袁枚的信中责问袁枚“已能寡欲否”，所以袁枚用上引这段快论回击他。其中“人欲当处，即是天理”的名言（不止一位反对宋儒“理欲之辨”的人士都说过类似的话），与戴震的思想十分吻合。而转攻彭氏自己是“较之饮食男女尤为贪妄”的“欲之大者”，则显示了袁枚的善辩和机敏。有趣的是，除了《孟子字义疏证》之外，哲学史家们最重视的另一篇戴震作品《答彭进士允初书》，恰恰也是与彭氏论辩的——这一细节似乎正象征着袁枚是戴震批判礼教时的又一位同盟军。
袁枚风流倜傥，居官时也曾狎妓访艳，甚至还有断袖之癖，为此曾受到上司责问。这种“剔嬲歌郎，抵触金布”的行为，自然是“有碍官声”的，袁枚却还要振振有词地为自己辩解。《小仓山房外集》卷四“上台观察书”就是一篇这样的作品。他先在开头对上司进行暗讽，并为自己的行为“定性”：
枚始而惊，继而喜——惊者，惊公于东方未明之时，容光必照；喜者，喜枚于《国风》好色之外，余罪无他。
接着表白自己的风流韵事并未妨碍公务，而且是“光明正大”的，并广征史事证明前贤也多如此：
昔李西平，郡将也，而营妓自随；白太傅，司马也，而商妇度曲。颇逾规矩，难律官箴；乃其人皆功在山河，名香竹素。枚自涖官以来，未尝一刻忘简书，不肯一言枉讯刺；待至五花判毕，四郊雨甘，乃敢弹筝酒歌，掎裳坐月。爱鄂君而流连翠被，赋《洛神》而惆怅惊鸿，事有甚于画眉，盗非同于掩耳。盖以为靖节《闲情》，何瑕白璧；东山女妓，即是苍生，连犿无伤，小德出入可耳。不图阁内之悍妻见赦，闺中之妒妾包容；而转蒙大府搜牢，长官狙伺，嘻，过矣！夫采兰赠芍，不见削于宣尼；闭阁尊经，翻自附于新莽。余中请禁探花，而以赃败；傅玄善言儿女，而以直闻。张翰有《小史》之诗，高风岳峻；卢杞无侍儿之奉，丑迹风驰。杲卿忠臣，征求花粉；辅国逆竖，静学沙门。古来君子之非，贤于小人之是。
袁枚居官而搞风流韵事，固然也不足为训，但他上述辩词的价值在于对礼教束缚人性、导致虚伪的抨击。所谓“君子之非贤于小人之是”，强调了有些人生活上不拘小节却能“功在山河”，而大奸大恶之徒倒常有在私生活上自律甚严以沽名钓誉而济其奸恶的。这与戴震痛斥“理欲之辨使君子无完行”，思想上明显有相通之处。此外，袁枚又一再暗示：风流韵事只要不妨碍公务，就是他个人的私事；连他自己的妻妾都无异议，上司又何必多管闲事？这也不能不说是与现代社会非常接近的观念。
明、清时代，文人收女弟子经常成为敏感问题。晚明时李贽和他女弟子们之事闹得沸沸扬扬，然而袁枚在这件事上走得更远。袁枚女弟子众多，据统计至少有二十八位。她们几乎全是士人妻女，主要是向袁枚学习作诗。在袁枚去世前一年，出版了《随园女弟子诗选》（1796年），卷首有汪谷（心农）作的序，描述了袁枚晚年文名大著、到处受人崇敬和广收女弟子的盛况：
随园先生，风雅所宗。年登大耋，行将重宴琼林矣。四方女士之闻其名者，皆钦为汉之伏生、夏侯胜一流，故所到处皆敛衽扱地，以弟子礼见；先生有教无类。
这汪心农无疑是当时袁枚身边的崇拜者和支持者之一，他的两位妾都在袁枚二十八女弟子之列。《随园女弟子诗选》的刊行，被这些崇拜者和支持者目为风雅盛事，却使另外一些人大为恼火，比如章学诚就对此发出激烈指责，他在此书出版后说：
近有无耻妄人，以风流自命，蛊惑士女；大率以优伶杂剧所演才子佳人惑人。大江以南，名门大家闺阁多为所诱。征刻诗稿，标榜声名，无复男女之嫌，殆忘其身之雌矣。此等闺娃，妇学不修，岂有真才可取？而为邪人播弄，浸成风俗，人心世道，大可忧也！（《丁巳札记》）
这里将袁枚指为“无耻妄人”、“邪人”，已成谩骂。章学诚又作了一篇《妇学》，据说也是针对袁枚及其女弟子的——我们在上一章曾引述其中论妓女与诗歌关系的一段，尚不失为持平有见之论。怎奈他一见《随园女弟子诗选》出版，就如此气急败坏地说出一篇标准道学言论。原来他认为诗歌唱酬，妓女们不妨如此，但“立言有体，妇异于男，……良家闺阁，内言且不可闻，阃外唱酬，此言何为而至耶”——良家妇女是唱酬不得的。然而历史无情，袁枚女弟子们的唱酬之诗，仍然留传至今。
上面我们仅分析了少数事例，借以窥见清代社会中叛逆潮流之一斑而已。以往人们常因清代统治者提倡理学、屡兴文字之狱等情况，而推想清朝是思想禁制极严的时代。及至注意到戴震对礼教的深刻批判，又惊叹他的勇气和识见。但通过这一小节中所分析的事例，已不难想见清代的思想禁制也未必那么严，而戴震的思想也未必十分突兀和孤立，就像李贽在晚明并不孤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