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二八艳嫦娥
百万十千酬笑歌
罗帐浮云开玉叶
镜台明月湛金波
斗鸡晓向侯家出
走马宵从主第过
绝漠苏卿竟谁问
长沙贾傅奈君何
——杨慎：《思公子篇》
I放荡行为——有意的冲撞？
自宋儒大倡礼教之后，除了少数所谓“真道学”真的压抑自己的人欲而守“礼”之外，有人置礼教于不顾，公然纵欲；有人假装道学，表面守礼而暗里纵欲。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他们都不敢或不想否定礼教本身。在礼教与放荡之战中，礼教遂能常居于“有攻无守”的有利地位：它随时随地可以攻击对手，虽不能完全战胜对手，但自身却不会受到攻击。然而到了晚明时代，情况发生显著变化——竟有人自己实行禁欲，却对礼教发动攻击。
晚明时期，年代上并无明确界定，大致从16世纪后期算起，直至明亡（1644年）。这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时代，后人对此毁誉不一，众说纷纭。
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人斥之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乱世，甚至认为是明朝亡国的原因。而一些现代学者则认为这正是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封建制度面临转机的时刻，是一个值得欣赏、甚至值得讴歌的年代。
晚明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对男女大防之礼教的叛逆潮流。这个潮流中最值得注意的人物是李贽（1527～1602年）。
（一）李贽：“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
李贽早年任过各种下级文官，后来做云南姚安府知府。五十三岁起不再做官，长期客游湖北黄安、麻城等地，著述讲学。晚年被当时的秘密警察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逮捕，后自杀于狱中。
在男女关系上，李贽本人几乎是个禁欲者。在明、清人所作的十几种李贽传记中，与李贽时代相同的袁中道直接谈到了这个问题，《李温陵传》云：
体素癯，澹于声色，又癖洁，恶近妇人，故虽无子，不置妾婢。
后妻女欲归，趣归之。自称“流寓客子”。既无家累，又断俗缘，……
他在传中还认为李贽有旁人难以达到的特立独行之处五端，其二即断绝情欲：“不入季女之室，不登冶童之床”。他还曾对钱谦益说：“卓老多病寡欲，妻庄夫人生一女，庄殁后，不复近女色，其戒行老禅和不复是过也。”（《列朝诗集小传》闰集“卓吾先生李贽”）
李贽既自觉禁欲，应是最能合于礼教的了，可是他偏偏成为那个时代礼教的大罪人。在麻城时，梅国桢孀居的女儿梅澹然拜他为师，梅家其余女眷也和他颇多接触，这已经足以引起时人侧目，但李贽走得更远：他公开对梅澹然和她的妯娌大加称赞，把澹然比作观音；还将他和澹然等女弟子讨论佛学的往来问答刊刻流行，题曰《观音问》。尽管《观音问》的内容全是谈论佛学，没有半点违背礼教之处，但这本小册子是他与诸女弟子的问答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惊世骇俗，足以成为罪状了。李贽却还要为此写乖张放肆的诗《题绣佛精舍》：“闻说澹然此日生，澹然此日却为僧。僧宝世间犹时有，佛宝今看绣佛灯。可笑成男月上女，大惊小怪称奇事。陡然不见舍利佛，男身复隐知谁是？我劝世人莫浪猜，绣佛精舍是天台。天欲散花愁汝著，龙女成佛今又来。”（《焚书》卷六）关于李贽这些言行对当时礼教的挑战性质，黄仁宇有很好的论述：写作这些诗文函件的时候，李贽已年近七十，而且不断声称自己正直无邪，但是这些文字中所流露的挑战性，无疑为流俗和舆论所不能容忍。反对者举出十余年前李贽狎妓和出入孀妇卧室的情节，证明他的行止不端具有一贯性；对这种伤风败俗的举动，圣人之徒都应该鸣鼓而攻之。……因为对官僚绅士自己来说，行为不检甚至涉及淫乱，本来是所在多有，毫不足怪。如果他们本人不事声张，旁人也可以心照不宣。李贽究竟无邪还是有邪，可以放在一边不管，关键在于他那毫无忌惮的态度。他公然把这些可以惹是生非的情节著为文字，而且刊刻流传，这就等于对社会公开挑战，……而且，他的声名愈大，挑战性就愈强烈，地方官和绅士也愈不能容忍，对他进行惩罚已属责无旁贷。
何况李贽对于礼教还有更为大胆而露骨的冒犯，袁中道告诉钱谦益说：（李贽）平生痛恶伪学，每入书院讲堂，峨冠大带（者）执经请问，辄奋袖曰：此时正不如携歌姬舞女，浅斟低唱！诸生有挟妓女者见之，或破颜微笑曰：也强似与道学先生作伴。于是麻、黄之间登坛讲学者衔恨次骨，遂有宣淫败俗之谤。（《列朝诗集小传》“卓吾先生李贽”）
对于李贽这些言行，袁中道说是“本屏绝声色，视情欲如粪土人也，而爱怜光景，于花月儿女之情状亦极其赏玩，若借以文其寂寞”（《李温陵传》），实恐未得其心。耿定向将“卓吾将优旦调弄”、“卓吾曾强其弟狎妓”、“卓吾曾率众僧入一嫠妇之室乞斋，卒令此妇冒帷簿之羞”等李贽的乖张行动都说成是“禅机”，也遭到李贽本人的否认，他说耿氏这是“无非为我掩丑，故作此极好名色以代我丑耳”（《焚书》增补一“答周柳塘”）——李贽其实是不怕丑的。倒是钱谦益看来更能理解他：而其掊击道学，抉摘情伪，……胥天下之为伪学者，莫不胆张心动，恶其害己，于是咸以为妖为幻，噪而逐之。（《列朝诗集小传》“卓吾先生李贽”）
李贽自尽的前一年，张问达奏疏中对他提出的一系列指控，除了“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之类被斥为“狂诞悖戾”的言论外，特别强调了他的离经叛道所引导的潮流：
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于庵，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观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而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之恤。（《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九）
这些指控难免有夸张不实之处，但也确实反映出李贽对礼教的叛逆和挑战已经使卫道之士极为恐慌。
其实不仅是“后生小子”喜欢李贽的叛逆，世家大族、达官贵人同情李贽、公然支持李贽的大有人在。李贽晚年的讲学活动，始终得到这类人士各方面的支持，首先是经济方面的支持。他先在黄安依耿定向，与耿决裂后至麻城依周思敬、周思久，又得到梅国桢家的支持。耿、周、梅皆为世家望族。他又与漕运总督刘东星交往极深。甚至皇族宗室沈王也邀请他去作客。最后又得到御史马经纶的崇拜和支持——当秘密警察来逮捕李贽时，马经纶竟坚持要和他一起走，说“朝廷以先生为妖人，我藏妖人者也，死则俱死耳，终不令先生往而己独留。”（《李温陵传》）周、梅、刘、马诸人或许并不完全赞同他对礼教的攻击，但至少未因此而放弃对他支持——不应忘记，朝廷加给李贽的最大罪名正是攻击礼教而不是别的。
朝廷又几次下令焚毁李贽的书，“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私藏者还要治罪。（《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九）但其书照样广为流传，根本禁不住。顾炎武对此大为愤慨：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然虽奉严旨，而其书之行于人间自若也。……而士大夫多喜其书，往往收藏，至今未灭。（《日知录》卷十八）
由此不难想见叛逆的浪潮是怎样在晚明社会涌动着。
（二）李贽并不孤立
在晚明叛逆礼教的潮流中，李贽尽管表现突出，名声特大，遭到的打击也可以说特别严厉，但实际上他绝不是孤立的一员。在李贽同时或前后，士大夫中以各种怪诞举动对礼教肆行挑战者大有人在。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记下了不少这类事例，试看几则：（康海）既罢免，以山水声妓自娱，……居恒征歌选妓，穷日落月。
尝生日邀名妓百人，为“百年会”。（“康修撰海”）
（杨慎）益自放，尝醉，胡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诸伎拥之游行城市。（“杨修撰慎”）
（屠隆）在郎署，益放诗酒。西宁宋小侯少年好声诗，相得欢甚，两家肆筵曲宴，男女杂坐，绝缨灭烛之语，喧传都下，中白简罢官。
（“屠仪部隆”）
（张献翼）与所厚善者张生孝资，相与点检故籍，刺取古人越礼任诞之事，排日分类，仿而行之。或紫衣挟妓，或徒跣行乞，遨游于通都大邑，两人自为俦侣，或歌或哭，……（“张太学献翼”）
（李蔉）其持论多訾毁道学，……左官家居，好纵倡乐。有所狎女优，往来汳洛间，于田（蔉字）微服往从之，与群优杂处，女优登场，持鼓板为按拍。久之群优相与目笑，漏言于主人翁，主人翁知为李翰林，具衣冠，肆筵席，再拜延请。于田拂衣就坐，欢饮竟日，借主人翁厩马，与女优连骑而去。（“李副使蔉”）
康海、杨慎、屠隆等人都是当时有名的文人，他们这些怪诞越礼之事自然很为时人注目，常在各种笔记、传说中出现。比如《四友斋丛说》卷十八也记着康海“常与妓女同跨一蹇驴，令从人赍琵琶自随，游行道中，傲然不屑”；又如前引李蔉与女优事，也在当地流传很久。由于这些越礼的行为是公然进行的，而且普遍带有故意引人注目、耸动视听的动机和效果，这些行动的意义就绝不仅仅是几个行动者个人的越礼或“堕落”，而是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它们构成对男女大防之礼教的严重挑战。
在古代中国社会生活中，官员、士绅一直是道德和礼教的宣传者、维护者，这一点被看成是他们责无旁贷的社会义务。到了宋、明以降，这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社会的共识。因此，即使他们个人在行动上男盗女娼，只要这种行动是悄悄进行的，不是故意招摇过市、耸动视听的，那么他们口头上的仁义道德仍被认为是尽了他们的社会义务的——这自然极大地鼓励了虚伪；但是在卫道之士看来，即使是这样的虚伪，也远比直面人生的言行一致要好得多，因为这样的虚伪至少照顾到了“世道人心”，注意到了“社会影响”。而现在有相当大一群官员和文士——可以将李贽看做他们的代表——不仅令人痛心地放弃了他们的社会义务，而且还公然以种种行动去冲击和破坏礼教，这在卫道之士眼里，实在是十恶不赦、死有余辜。顾炎武说“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正可当选这种看法的代表。
lI讴歌情欲以冲击礼教
从晚明开始，礼教的叛逆者们不仅以自身惊世骇俗的行动去冲击礼教，而且还用文字语言为冲击礼教的行动张目。这方面最容易引人注意的，是他们对人间男女情欲的大胆讴歌。
在本书第六章 里我们曾谈到晚明最赤裸裸的色情小说之一《绣榻野史》，现在存世有明万历年间醉眠阁刊本，目录题“李卓吾先生批评绣榻野史传奇”，卷首署有“卓吾子李贽批评”字样。书中评语出现在每回之末，多为不关痛痒的评论语，亦无什么卓异的见解。如果这些评语真是出于李贽之手，那么评语中说些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写了评语这一事实本身——让自己的名字与如此“淫书”直接联在一起，这是“正人君子”们死也不肯干的事。
再看大名鼎鼎的汤显祖。《牡丹亭》歌颂青年男女的爱情，有“反封建”的意义，前人早已反复说过。但是若仔细看一下他对男女情欲的态度，其“超前”的程度足以让我们小吃一惊：《牡丹亭》第十出“惊梦”，是剧中特别有名的一出，在这一出中，汤显祖让柳梦梅与杜丽娘发生了性关系，为此还被一些现代论者批评，说这种安排是“低级趣味”的“糟粕”；但我们这里要注意的是汤显祖对这种安排的态度——他让花神代他说出：
催花御史惜花天，检点春工又一年，蘸客伤心红雨下，勾人悬梦彩云边。吾乃掌管南安府后花园花神是也。因杜知府小姐丽娘，与柳梦梅秀才后日有姻缘之分，杜小姐游春感伤，致使柳秀才入梦。咱花神专掌惜玉怜香，竟来保护他，要他云雨十分欢幸也。
如此明确地肯定和欣赏恋爱中男女的婚前性行为，即使在汤显祖身后四百年的中国人也仍然难以想象，而他还接下去让花神在这对爱侣旁边尽情唱道：
单则是混阳烝变，看他似虫儿般蠢动把风情搧，一般儿娇凝翠绽魂儿颤。这是景上缘，想内成，因中见。呀！……他梦酣春透了怎留连？拈花闪碎的红如片。
真足以让卫道之士义愤填膺。
在《三言》、《二拍》之类的通俗小说中，一篇又一篇男女恋情故事的情节和结局，常常正面讴歌了情欲，自不必说。但有时作者还不满足于让故事表达他的好恶，忍不住站出来直接发表议论，比如《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四“闻人生野战浮翠庵，静观尼昼锦黄沙弄”开首处一段议论，就比较值得留意：
怎么今世上也有偷期的倒成了正果？也有奸骗的到底无事，怎见得便个个死于非命？看官听说，你却不知，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夫妻自不必说，就是些闲花野草，也只是前世的缘分。假如偷期的成了正果，前缘凑着，自然配合；奸骗的保身没事，前缘偿了，便可收心。为此也有这一辈，自与那痴迷不转头送了性命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