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文化有一种“黑洞效应”——其核心的价值观念具有一种黑洞一样的引力，这种引力的作用就在于，它可以把若干与此核心价值观念并不相干的思想意识吸纳并且同化。
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忠、孝、仁、义”，这是一种伦理观念，也是一种政治观念。这种伦理政治观念原本并不具有很强的约束力，但是在不断的发展中，它通过吸纳那些原本为中性的思想意识，并不断使之与自己同质化，逐渐加强了“忠、孝、仁、义”的强制性约束力，形成了为后世所诟病的那些诸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以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样的畸形观念。
为什么那些原本是中性的意识和观念被“忠、孝、仁、义”的核心观念同化之后就走向畸形与变态呢？这正是“黑洞效应”造成的。当原本只是针对一些特殊的、具体的状况才适用的思想意识一下子被拔高到具有普遍意义的准则与规范的高度——而且还是在“忠、孝、仁、义”的旗帜下对自己的内涵进行一定的扭曲的准则与规范，自然会成为偏执的、畸形的，甚至是变态的。
这其中，“专一”和“忠”的结合，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专一”本来是形容人们在为人处世时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就是“有始有终”，本身并不包含什么道德上的褒贬。而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发展，可以坚持“专一”态度的人越来越少，“专一”就成了一种稀缺的品质，“有始有终”就变成了“善始慎终”。当“专一”这种态度带上了道德色彩，就已经朝着以伦理为核心的文化黑洞靠拢了。
而“忠”在最初，也只不过是恪尽职守的意思。在《论语》里面，孔子的高足曾子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在这里，曾子所说的要每日反省的“为人谋而不忠乎”就是为别人效劳、谋划的时候有没有尽心竭力、恪尽职守的意思。这个阶段，并没有要求什么“忠贞不二”，更没有要求“尽忠死节”，所以人才都可以自由流动，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还产生了吴起那样令曹操称赞为“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的军事自由职业者。
可是，随着君主政治的逐渐强化，中国传统文化的黑洞效应也越来越强，终于让“忠”和“专一”结合在一起，出现了“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这样的偏执话语，并且还让这种偏执成为人们心中习以为常的正统观念。于是，和吴起行为差不多的吕布被称为“三姓家奴”，历代正史中对“逆臣”、“贰臣”的记载和讨伐也是屡见不鲜。
那么，在文化的黑洞引力越来越大的时候，一个个“不忠”者是怎样一步一步走上背叛的道路？又如何能使一个“不忠”之人或者摆脱偏执的道德批判，或者成为千夫所指？
1。伍子胥：情有可原的复仇者
有些人因为特殊的原因不得不离开自己的祖国而另投他国，甚至还要反过来攻打自己的祖国。这种行为，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并不被看做是叛逆的行为，但是因为历史总是后人来写、来评判的，所以后人总是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去对古人说长道短，很少有能够设身处地为古人着想的历史学家。
春秋时代的伍子胥就是这样一个被后代的评论者品头论足的人。他是楚国人，但是却逃离了楚国投奔了吴国，后来又跟随吴王攻打楚国，更有甚者，他还亲自把楚王的尸体从坟墓里面挖出来，开棺鞭尸。
这些行为，在君主的权威已经牢固并且不可侵犯的时代，肯定是被视为乱臣贼子的行径，所以就连见识过人的大史学家司马迁也不能免俗，在评价伍子胥的时候，带着同情地说他“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
司马迁的意思是，伍子胥当年没有和自己的父兄一起慷慨就义，而是选择忍辱偷生投奔他国，这是放弃“小义”；投奔了吴国之后励精图治不忘家仇，最终带兵打败自己的祖国而且对楚王进行鞭尸，这就是将灭门的大耻辱一举洗刷干净，而且让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后世。不过司马迁对伍子胥这样的行为表示的是“悲”，就是叹息，司马迁既赞叹伍子胥能够忍辱偷生报仇雪恨的志向，又慨叹他做出了叛国而且大不敬的鞭尸行为。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是皇权大一统盛行的时代，所以特别强调臣子要对君主忠心不二，“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故而在评论伍子胥的时候，即便是司马迁这样在古代独一无二的大史学家，也要对他叛国的行为进行批判。
不过，好在伍子胥在他生活的春秋时代并没有受到那么多的苛评。在那个时代，他的行为是被理解的，没有谁因此而对他进行道德上的攻击，哪怕是他的政敌，也没有利用这个来说事儿。原因就在于，伍子胥式的“不忠”之路，是可以被世人谅解的，所以他能够摆脱被伦理观念批判。那么，他是怎样走上背叛者的道路的？
豺狼当道，英雄气短
伍子胥，名员，春秋时期楚国人。他的父亲叫伍奢，还有一个哥哥叫伍尚。伍子胥的家族在楚庄王时出了一个以刚直诤谏闻名的伍举，因为伍举被楚庄王重用，所以伍子胥的家族在楚国的地位比较高。说到这里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了——历代凡是和君主冲突最激烈、最后兵戎相见的，基本都没有普通百姓，而绝大多数都是王公贵族，伍子胥也不例外。
为什么会这样？在统治集团的高层，却总是出现可以颠覆君主统治的力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现象。
伍子胥全家被灭门，只有他只身逃出楚国的原因，来自一桩喜事。当时楚国的君主是楚平王，楚平王的太子建最信任的就是身边的太傅、伍子胥的父亲伍奢，而太子身边的另一位官员少傅费无忌对此十分不满，他知道如果平王去世，太子继位的话，伍奢肯定就是宰相，而自己却不会受到重用。于是，他想尽办法要除掉伍奢，抬高自己的地位。费无忌想出的办法，就是制造楚平王和太子之间的矛盾，伺机进谗言除掉伍氏家族的力量。
太子建到了该成婚的年龄，平王就派费无忌做迎亲特使，去秦国迎接太子妃。费无忌终于等到这个机会，于是把太子妃接回来之后，没有向太子汇报就直接报告平王说：“这个女子是绝代佳人，大王可以自己娶了她，再给太子另外娶一个妃子。”
——这种做法，在春秋时代也并没有什么不妥，因为太子妃没有和太子正式成婚，只是迎接到了楚国，那就不能算乱了辈分。而且楚国与中原各国的风俗不大相同，在婚姻问题上，和秦国有些相似，不大注重辈分问题。
楚平王听从了费无忌的建议，把秦国美女纳入后宫，十分宠爱，同时平王也没有忘记太子的婚事，给他另外娶了一位妃子。这件事带来的惟一变化，就是楚平王把费无忌也调离太子身边，让他侍奉自己。利用婚姻问题企图挑起父子争端的计划居然没有掀起什么波澜，费无忌十分不甘心，因为他知道，只要伍奢不除，自己的地位在太子继位的时候马上就会变成泡影。于是他多次在平王面前诋毁太子建，让平王对太子疏远，派太子出去驻守边疆。
说到这里，似乎传统评书和小说里面的故事情节再次翻版出现：奸臣一再进谗言，迫害忠臣，忠臣没有还手之力，只能任人宰割，在即将被满门抄斩的关键时刻，忠臣家中有一个男丁侥幸得以逃命，并且从此一边流亡一边走上复仇雪耻的道路。
——这是一个十分老套的框架，但是却能够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变成事实，这一次，那个暂时偷生并且最终将成为复仇英雄的，轮到了伍子胥。
费无忌自然不会轻易放过可能会对他造成杀身之祸的太子，更不会放过他潜在的对手伍奢。
于是，他再次利用楚平王娶了原本许配给太子的秦国美女这一事件，在平王面前造谣说太子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他还十分“设身处地”地为平王着想，故作诚恳地要求平王对太子的行动作出防备。他甚至编造出一个故事，说自从太子被派去驻守城父以后，就凭借着统领军队的权力和自己的太子身份，对外和诸侯频繁交往，可能就要率兵进入都城作乱。
楚平王将信将疑，就把辅佐太子的太傅伍奢召回首都来审问。由此来看，楚平王还不是一个昏头昏脑的君主，他还知道审问一下，看看是真是假，但就是这个不算昏庸透顶的君主，最后却被小人利用，而奸臣却总是能够一次次得手，那么，被迫害的忠臣，伍子胥的父亲伍奢，为什么就对费无忌这个小人束手无策？这个问题是所有谈伍子胥生平的人都没有说到的，更没有解答。
费无忌是个奸佞之人，这一点是在他的表现中慢慢显露出来的，但是，他当初是如何做了楚国的高官，而且还是辅佐太子这个国家接班人的官员？而作为国家的栋梁、朝中的重臣、太子身边的第一号辅佐大臣，伍子胥的父亲伍奢为什么没有在费无忌的奸诈面目还没有完全暴露的时候察觉并且对他进行处理？
观察一个大臣的言行品性，然后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可以重用，是否应该处治，是一个真正的国家栋梁应该做的，但是伍奢没有做到，不但如此，他对费无忌那些伎俩不但没有及早识破，而且还没有应对的办法。看起来，这好像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实际上，因为费无忌心机很深，而伍奢又从自己所固守的伦理道德标准出发，认为人人都应该像自己一样光明磊落，不会有背后玩阴谋诡计的情况发生，才会忽视了费无忌暗地里使用的狠毒伎俩！
如果伍奢是一个普通人，他这样的表现我们还可以理解为善良、宽厚、没有心机，但作为楚国的重臣，伍奢没有及时发现费无忌的小人行径，反而从一开始就毫无戒备，才使得费无忌这个奸臣能够当道横行，甚至步步进逼。
评判一个大臣是否可以受到重用，是一个国家重臣应该负起的责任，在春秋战国那个官员任用和考核制度还特别不完善的时代更应如此，这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国家重臣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所以，从这方面而言，因为自己的才能不足，又身处在很高的位置上，所以在政治这种诡谲又危险的游戏中，伍奢注定要成为牺牲品，而且是作为权力欲膨胀的小人前进的绊脚石，必将被扳倒。如果没有费无忌，也会有其他的奸臣。
所以，伍奢的命运，是注定了的，伍子胥的复仇，也是注定了的。在这个复仇与除奸的基调之下，伍子胥的反叛之路被认可了，因为他反对的是奸臣当道的楚国，是奸臣控制的政权，而不是君主本身。
当家仇成为国恨
伍奢被楚平王召回之后，他心里十分清楚是费无忌在平王面前说了太子的坏话，所以作了辩解：“大王怎么能仅仅凭着搬弄是非的小人所说的坏话，就疏远骨肉至亲呢？”
显然，这种辩解毫无说服力，因为在权力面前，父子兄弟相残的情况实在太多了。伍奢是个道德的理想主义者，他认为这样可以说服楚平王，可是却遭到了费无忌十分具有“说服力”的反驳。
费无忌说：“大王现在如果不制止，他们的阴谋就要得逞，大王将要被太子发动兵变逮捕，成为阶下囚了！”楚平王一方面对伍奢这种空洞的辩解不信任，觉得伍奢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自己与太子是清白的，只是在搪塞，另一方面听了费无忌的话有所动摇，于是大发雷霆，把伍奢囚禁起来，同时下令派人去杀太子建。不过太子得到了消息，就逃到宋国去了。
费无忌听说太子逃走，就劝说平王斩草除根，把伍奢的儿子都杀掉，于是献计让平王用伍奢做人质，召来他的两个儿子。平王就派使臣召伍奢的两个儿子，说：“你们来京城，我就让你们的父亲活下去；不来，我现在就杀死伍奢。”
兄弟俩接到这个命令，就开始商议起来，伍尚打算前往京城，伍员（伍子胥）说：“楚王召我们兄弟回去，本意并不是打算放父亲一条生路，而是担心我们逃跑产生后患，所以用父亲做人质欺骗我们。我们一旦回去，就要和父亲一块被处死。这对父亲而言有什么好处呢？去了，我们就肯定报不成仇了。不如逃到别的国家去，借助别国的力量洗雪父亲的耻辱。一块去死，是没有意义的。”
伍尚说：“我知道去了最后也不能保全父亲的性命。可是如果不去的话，以后万一不能洗雪耻辱，就会被天下人耻笑，说我们不顾父亲的死活苟且偷生。”
——伍尚的话，思路和他的父亲伍奢是何其相似，他觉得道德是第一位的，其他的都要服从这个道德的原则才行，在报仇的问题上，还要用道德先来衡量一下。结果，他就义无反顾地接受了楚平王的召令（其实就是逮捕），而伍子胥则一个人逃亡，去投奔流亡在宋国的太子建。伍子胥逃走了，楚平王就把伍尚和伍奢一起杀害了。
从营救父亲这个事情上来看，伍子胥完全是冷静客观地去分析，而他的兄长，则是把道德放在第一位，不管事实的情况如何。伍奢也知道，两个儿子若回到京城，对自己的生死毫无用处，去了就是一起被杀，如果不去而选择逃走，还有一条生路。这个道理十分简单，可是伍子胥的父亲和兄长都会先考虑君臣父子之道，他们觉得，作为臣子，不去就是不听君主的命令，作为儿子，不去就是不顾父亲的死活。这种道德观念，让人觉得确实无可厚非，但是十分迂腐。因为，当时的情况是奸臣费无忌当权，如果还是恪守那些礼法，只能助长奸臣的气焰，而对国家不会有一点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