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伍子胥选择了流亡他乡以待日后寻找机会报仇，他的做法才是明智的。可是他的父兄呢，除了成就了忠臣的名声，还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可以说，正是伍子胥父兄所代表的“忠臣”们所持的那种道德理想主义的立场，让国家没有得到什么保障，反而让奸臣能够不受约束地横行霸道，这才是伍子胥走上流亡道路的关键原因。
《三国演义》的评点者毛宗岗就说过，“忠厚为无用之别名，非忠厚之无用，忠厚而不精明为无用也。”值得玩味的是，伍子胥流亡之后，还是要为这无用的忠厚去报仇。
伍子胥的流亡生涯十分坎坷，先到了宋国，和太子建会合之后一起去郑国，又从郑国到了晋国。结果他们被卷入晋国的政治野心之中，晋国的君主希望他们做内应一起灭掉郑国，太子建也同意了，结果事情败露，太子建被杀，伍子胥只好和太子建的儿子胜一起再次出逃，向吴国流亡。路上遇到重重的追兵，好在凭着伍子胥的机智勇敢才得以摆脱。到了吴国之后，伍子胥还没逃到吴国都城就得了病，在中途停下靠讨饭生存。当时执政吴国的是刚刚当权的吴王僚，公子光做将军。到达吴国的都城之后，伍子胥就通过公子光的关系求见吴王。
过了很久，楚平王因为楚国边邑钟离和吴国边邑卑梁氏都养蚕，两地的女子为争采桑叶相互厮打，就大发雷霆，以致于两国起兵相互攻打。吴国派公子光攻打楚国，攻克了楚国的钟离、居巢就回去了。伍子胥以为自己报仇的机会已经到来，于是就劝说吴王僚：“这次我们取得了胜利，说明楚国是完全可以被我们打败的，希望再派公子去和楚国开战。”公子光本人在政治上有野心，所以不希望自己常年在外作战给吴王僚卖命，而是想争取时间发展自己的势力夺取政权——伍子胥在吴国，又遇到了和在楚国一样的事情，就是政权内部的政治斗争。不过伍子胥有了自己父兄的教训，在处理这样的事情上有一定的经验了。
公子光听说伍子胥建议再次攻打楚国，就对吴王说：“大王要慎重考虑一下，伍子胥的父兄被楚国杀死，他劝大王攻打楚国，是为了报他的私仇。攻打楚国未必可以大获全胜，可能对我们吴国会有影响的。”伍子胥知道公子光这是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而寻找托词，而且公子光的本意是想集中自己的力量杀死吴王僚而自立为君，所以让他暂时放下自己的计划而劝他去攻打楚国，肯定是行不通的。为了实现自己的复仇计划，伍子胥就向公子光推荐了专诸，然后他自己暂时离开朝廷去务农，实际上是在等待时机。
作为任务的复仇
五年以后，楚平王死了。那个秦国美女的儿子轸继承了王位，就是楚昭王。吴王僚趁着楚国办丧事，派烛庸、盖余二公子领兵袭击楚国。楚国出兵切断了吴国军队的后路，使吴军不能回国。吴国国内空虚，公子光就命令专诸暗杀了吴王僚，自立为王，公子光就是日后的吴王阖闾。阖闾自立以后，在国内的政治野心已经实现了，就召回伍子胥，和他共同策划国事，希望靠着伍子胥的才能来对外称霸。这个时候，伍子胥在吴国，又如同他的家族在楚国一样炙手可热，他就是以此为起点，正式开始了复仇大计。
阖闾自立为王的第三年，就派遣军队，由伍子胥率领，去攻打楚国，占领了舒地，捉住了原来背叛吴国的两个将军。这个时候的伍子胥，虽然怀有复仇的心愿，但是他的身份是吴国的大臣，所以已经不能凭着个人的意愿去行事，所以打了胜仗之后，并没有马上去攻打楚国的首都，而是收兵回国，等待时机。后来，经过了几次战争，吴国节节胜利，每次都打败楚国。所以说，这个阶段，并不是伍子胥以个人私欲去左右国家的行为，而是作为国家的大臣，按照国家的利益去带兵打仗，因而并不算是公报私仇。
吴王阖闾九年（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接受了大军事家孙武的建议，正式对楚国首都郢发动战争。吴军乘胜挺进，经过五次战役，就打到了郢都，楚昭王出逃。第二天，吴王进入郢都。吴国军队攻陷郢都之后，伍子胥到处搜寻昭王，没有找到，就挖开了楚平王的坟，拖出楚平王的尸体，鞭尸三百。
伍子胥把楚平王的尸体挖出来鞭尸的举动，在今天的人看来可以说是令人咋舌的，但是在春秋时代，仇敌之间报复，挖坟、开棺、鞭尸是比较常见的事情。
据说伍子胥当年在楚国的好友申包胥听说伍子胥对楚平王鞭尸，就托人告诉伍子胥：“你这样报仇太过分了，你原来是平王的臣子，还亲自侍奉过他，如今你却侮辱这个人的尸体，这样的做法伤天害理！”
可见，申包胥指责伍子胥的时候，一没有指责他叛国之后指挥敌人的军队攻打自己的祖国，二没有说鞭尸是不对的，只是说作为以前的臣子，不应该对死去的君主如此报复。
不过，在后代小说里面，伍子胥的鞭尸情节被不断渲染，在汉代的《吴越春秋》里面，对此描写得十分生动，小说里面讲，伍子胥当时左脚踏在尸体的肚子上，右手按住尸体的头，还说“谁教你听信谗言杀害我的父兄，他们死得冤枉！”这种描写，显然是因为小说家要突出“惩奸除恶”的主题。
伍子胥的复仇道路，因自己的父兄被害而引起，他的父兄自然是忠臣，却受到奸臣的陷害而被君主处死，伍子胥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了出逃复仇，可以说“情有可原”，因而，他虽然成了“叛国者”，却并没有受到什么道德指责。
值得深思的是，伍子胥的父亲伍奢作为国家栋梁，却没有能够及时除掉奸臣，反而让奸臣的阴谋一次次得逞，最后自己也丧命，而伍子胥的复仇，也不是在楚国内部完成的，他没有找出费无忌这个奸臣陷害忠良的证据依法行事，反而依靠他国的武装力量才使报仇计划得以实现。更值得深思的是，伍子胥后来一直作为吴国的重臣而辅佐两代君主，最后的命运和他的父亲一样，也是被朝中奸臣陷害而死，可是他对奸臣的阴谋，同样是没有防备，也没有合理的反驳。这种好像一直在原地打转的历史怪圈不断延续，才使得“忠臣后代报仇雪恨”的历史故事在历代反复出现，并且都得到了道德的原谅。
2。吴三桂：事出有因的糊涂汉奸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自从这句话诞生之后，但凡是民族之间发生了争端，这种论调就会一次一次被提起。这自然是中原文化的产物，他们表面上强调族群血统，实际上是在强调文化的优越性。享受着中原农耕区肥沃土地的人们认为，只有他们的文化和风俗才是文明，其他的族群都是蛮夷，文化上都是落后的，而且野蛮凶狠、贪婪成性。通过这个妖魔化的过程，以中原文化作为不可颠覆的中心价值系统的文明逐渐被强化，凡是对此稍有质疑或者反对的，就要被打入另册。
在古代，民族之间的战争是很频繁的，而这种战争，并不像今天的一些战争一样，带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绪，民族之间往往是因为实际利益而发生冲突，最终演化为战争的。不过，虽然实际情况如此，但中原文化的继承者们，却为这些战争涂上了一层厚厚的色彩，给它打上了民族战争的标签。就这样，简单的问题被复杂化，具体的事情被概念化，而且和“忠孝仁义”挂钩，将捍卫中原文化不受外族侵扰当做“忠”的一种形式。一旦有违背者，便要口诛笔伐，将其钉在民族的耻辱柱上。
这是一种偏执，但十分有鼓动性和实用性。当中原文化区域内的统治者们把偶然发生的与外族冲突中本族人民遭受的灾难着力渲染，并且当做民族交往中的必然现象进行宣传后，会激起全族民众同仇敌忾的决心，而民众们的决心，将成为保卫统治者的江山的有力屏障。不符合这个大方向的，一律会被当做乱臣贼子。
吴三桂就是被大方向定罪的一个。“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这句诗几乎已经成为了后代对吴三桂的盖棺之论，至少在大众文化中是这样的。在金庸的小说《鹿鼎记》里面，还称他为“大汉奸”、“老乌龟”，把此人描写得十分阴险狡诈而老奸巨猾，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吴三桂之所以会在文学作品里面有如此猥琐不堪的形象，全因为他在明朝已经灭亡的时候，放弃了对清军的抵抗并投靠清代统治者这一“劣迹”。
大势所趋下的选择
吴三桂，字长伯，又字硕甫、雄爽、月所，祖籍江苏高邮，因其父吴襄在辽东任职而移居辽东。吴三桂出身于武举，此后就随着辽东军队四处征战，勇猛过人，人称“小吴总兵”。有一次他以寡敌众，为了救出被清军围困的父亲，直接与皇太极交战，突围而出，让皇太极十分欣赏，甚至说出“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的话来。吴三桂在辽东立下了赫赫战功，与清军长期对峙交锋，成为明王朝牵制清军的最后一张王牌。可就是这张王牌，亲自把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迎接进了山海关，从此把关内的万里江山送到了清朝统治者手上。
作为一个曾经骁勇善战的将领，一个与清军斗争周旋最为坚定的战士，吴三桂偏偏最后做了汉奸，这是什么原因？仅仅因为陈圆圆这个女子是不可能的，那只不过是文人们对他变节的嘲讽和挖苦而已。文人们只沉醉在讽刺汉奸的暂时快乐中，但他们却无法说明为什么英雄会蜕变成汉奸，而且他们也无法说明，吴三桂做“汉奸”对明清历史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360年前（1644年），清军入关，从此正式宣告了一个新王朝的诞生。而清军入关，又与明朝的灭亡、李自成农民军的失败和清王朝的胜利这三个重大事件直接相关。李自成在当年的三月十九日进入北京，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自缢而死，明朝几百年的统治宣告结束；李自成在北京的统治也不过维持了短短的42天，就因为在四月二十二日兵败山海关而不得不撤退，四月三十日就匆匆逃离北京，开始了最后的流亡；同时，清军从四月九日自沈阳出发，一路长驱直入，在五月二日进入北京并宣告称帝。
清军入关这个影响到当时三方局势的大事件，历来都被认为是吴三桂引狼入室、卖国求荣的结果。可是这里有个问题：如果吴三桂不投降，清军难道就进不了关，李自成就不会失败吗？我们看到的是，清军入关之后一路势如破竹，无论是打击李自成农民军，还是扫荡明朝残余势力，都表现出摧枯拉朽的气势。如果清军只是侥幸靠着吴三桂的投降才“捡起”了明朝皇帝失落的玉玺，那么他们又怎么能够横扫关内统一中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