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管官员上前回答说：“君子有了过错，就用实际行动来向人家道歉认错；小人有了过错，就用花言巧语来谢罪。您如果痛心，就用具体行动来表示道歉吧。”于是齐景公就退还了从前所侵夺的鲁国郓、汶阳、龟阴的土地，以此来向鲁国道歉并悔过。
孔子以西周时代的礼乐制度来规范国家行为，确实给鲁国带来了利益，不过要看到，当时之所以齐国会因为在礼的方面有所让步，不是因为齐国就真的遵守礼法，而是因为当时齐鲁两国的实力对比并不悬殊，所以必须要争取鲁国的外交谅解，如果脱离了这一点，孔子的说法就是再合乎礼法，也是没有用的。
丧家之仁
鲁定公十四年（前496年），孔子56岁，他由大司寇理国相职务，脸上露出喜悦神色。他的弟子说：“听说君子大祸临头不恐惧，大福到来也不喜形于色。”孔子说：“有这句话，但不是还有一句‘乐在身居高位而礼贤下士’的话吗？”于是就把扰乱国政的大夫少正卯杀了。孔子参预国政三个月，贩卖猪、羊的商人就不敢漫天要价了；男女行人都分开走路；掉在路上的东西也没人捡走；各地的旅客来到鲁国的城邑，用不着向官员们求情送礼，都能得到满意的照顾，好像回到了家中一样。
齐国听到这个消息就害怕了起来，说：“如果孔子在鲁国继续执政下去，一定会称霸，一旦鲁国称霸，我们靠它最近，必然会首先来吞并我们。何不先送一些土地给他们呢？”于是有大臣建议，从齐国挑选了80个美貌女子，送给鲁君。先把女乐和纹马彩车安置在鲁城南面的高门外。季桓子身着便服前往观看再三，打算接受下来，就告诉鲁君以外出到各地周游视察为名，乘机整天到南门观齐国的美女和骏马，连国家的政事也懒得去管理了。
子路看到这种情形便建议孔子离开，孔子说：“鲁国现在就要在郊外祭祀，如果能按照礼法把典礼后的烤肉分给大夫们，那么我还可以留下不走。”季桓子终于接受了齐国送来的女子乐团，一连三天不过问政务；在郊外祭祀结束后，又违背常礼，没把烤肉分给大夫们。孔子于是离开了鲁国。
孔子离开鲁国之后，一路颠沛流离，到了宋国，与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礼仪。宋国的司马桓魋想杀死孔子，就把树砍掉了。孔子只得离开这个地方。弟子们催促说：“我们可以快点走了。”孔子说：“上天既然把传道德的使命赋予我，桓魋他又能把我怎么样！”——孔子这种道德使命感和承担道义的乐观，正是他一生维持追求礼乐制度的动力，也是他一生都未能融入社会的根源。
孔子到了郑国，与弟子们失散了，孔子一个人站在外城的东门。郑国有人看见了就对子贡说：“东门有个人，他的额头像唐尧，脖子像皋陶，肩膀像郑子产，可是从腰部以下比禹短了三寸，一副狼狈不堪、没精打采的样子，真像一条丧家狗。”子贡见到孔子后把原话如实地告诉了孔子。孔子高兴地说道：“他形容我的相貌，不一定对，但说我像条丧家狗，对极了！对极了。”
孔子之所以对“丧家之犬”这个说法十分有感触，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真的就像丧家之犬一样，自己的学说和理想没有地方能够推行，到处都受到排挤，即使被礼遇，那些国家也是出于对他名声的敬佩而不是对他学说的推崇。
后来，鲁国的执政季桓子病重，他乘着辇车望见鲁城，感慨地长叹一声说：“从前这个国家几乎兴旺了，因为我得罪了孔子，所以没有兴旺起来。”回头又对他的嗣子季康子说：“我要是死了，你一定会接掌鲁国的政权佐国君；你佐国君之后，一定要召回孔子。”过了几天，季桓子死了，季康子继承了他的职位。丧事办完之后，想召回孔子。大夫公之鱼说：“从前我们的国君鲁定公曾经任用过他，没能有始有终，最后被诸侯耻笑。现在你再任用他，如果也不能善终，这会再次招来诸侯的耻笑。”季康子说：“那么召谁才好呢？”公之鱼说：“一定要召孔子的弟子冉求。”于是就派人召回了冉求。
冉求准备起身前往，孔子说：“这次鲁国召冉求回去，不会小用，该会重用他。”就在这一天，孔子说：“回去吧，回去吧！我在鲁国的那些弟子志向高远而行事疏阔，为文富有文采，我真不知从何下手来教育他们才好。”
子贡知道孔子思念家乡想回去，在送冉求时，叮嘱他“你要是被重用了，要想着把老师请回去”之类的话。事实上，孔子是想自己回到鲁国，再试试用自己的理想和学说去建设这个国家，看看能不能达到西周时代的繁荣局面。可是，孔子还是没有等到再次施展自己抱负的机会。于是，孔子到了晚年，就醉心于传授弟子儒家经典，尤其是和礼乐制度有关的《诗》和《礼》。
2。洪秀全：没有制度的教主
用一种学说去统摄一个时代，这种学说要么就需要有强大的社会基础，要么就具有极大的震撼力。中国历史上，真正具有这两个特征的，非太平天国莫属。而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学说，却又来自洪秀全歪打正着的想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洪秀全生活在传统的农村社会，出身于普通农家，祖辈亲族没有上层社会背景。他接受一般的乡村私塾教育，成为农村中的贫寒儒生。如果在清朝前期，他将会终生拼搏于场屋，执教于村塾，甚至躬耕垄亩，聊以卒岁度日。
但他生长在危机和动荡的时代，天地会的活动像岩浆一样在华南各省奔突运行，反清复明的社会思潮在民间广为流传。正是时代的洪流把洪秀全推上历史前台，领导和指挥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农民战争。
洪秀全保持着较多的农民性格是重要的内在原因。他长期生活在农村，对清朝吏治的贪劣腐败，农民饥寒交迫深有体察。为此，他积极投身仕途的竞争，试图从政为官，当一名清廉的父母官。但是屡试失利，遂决心反清改朝，以解救“民悬”。因此，洪秀全具有士和农的双重性格，这对他一生的思想演变和发展影响至深。
揭竿而起的空头教义
1827～1843年，洪秀全在寒窗场屋里拼搏了16个春秋，科举入仕的理想和追求终至破灭。至此，他决心与科场彻底决裂，其思想取向因此发生变异，向反清和开创新朝的目标追寻探索。
1843年夏，洪秀全到莲花塘村表兄李敬芳家中教书。一日，李敬芳在洪秀全的书柜中发现了《劝世良言》，乃向其借阅。李也一向对现实不满，读了《劝世良言》，对其中观点极为赞赏，并向洪秀全推荐，谓其“内容奇极，大异于寻常中国经书”。这引起了洪秀全的注意，洪“乃潜心细读”，“遂大觉大悟”。书中有些内容、观点和语言引起了洪秀全强烈的思想共鸣，对其冲破传统思想的藩篱有深刻启发。这部被冷落七年之久的小册子被洪秀全视为“天赐奇书”，成为后来拜上帝教的经典著作。
《劝世良言》偶尔流露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洪秀全对此深有感受，主张崇拜上帝，建立人人平等的太平世界。并由此创立了拜上帝教，作为动员民众反抗清朝的思想武器。
洪秀全根据基督教只拜“独一真神”上帝，排斥其他一切偶像邪神的教义，将自己私塾中的孔子牌位弃去，并动员族弟洪仁玕、表弟冯云山加入拜上帝教，二人也将私塾中的偶像尽行撤除。这一举动引起了一场风波，洪秀全也因此失去了教席。
1844年4月2日，洪秀全和冯云山、冯瑞嵩、冯瑞珍一行四人外出传教，沿途贩卖笔砚，以资旅费。他们先到广州，辗转广东各地，但信教者无几。冯瑞嵩、冯瑞珍灰心返回故乡。洪秀全、冯云山二人继续跋涉，于5月21日到达广西贵县赐谷村洪秀全的表兄黄盛均家，在此开展传教活动。经过几个月的热情宣传，只有百余人入教。洪、冯因宣传效果不够显著，决定采取行动，以树立拜上帝教的威信，吸引群众。于是捣毁了赐谷村附近六乌山口的六乌神像。但效果却适得其反，引起了当地人的强烈反对，他们也因此不得不离开贵县。
1844年11月，洪秀全回到广东花县后，仍以教书为业，并从事宗教理论著述。1845～1846年，他写作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论著，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拜上帝教义，宣示了洪秀全建立天下一家的太平世界的理想。
1847年上半年，在广州的美国传教士罗孝全的助手朱道兴获悉洪秀全在花县劝人拜上帝，就写信邀他前往。于是洪秀全携洪仁玕同赴广州，跟随罗孝全学习基督教的理论和教义。不久，洪仁玕返回家乡，洪秀全则潜心学习，“将旧遗诏圣书、前遗诏圣书细览”，又阅读了其他传教士所编印的许多基督教布道书。他大开眼界，获得了较为系统的基督教知识，对西方文化也具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
与此同时，冯云山则深入广西桂平县紫荆山一带传教。这里是偏僻山区，崇山峻岭，地势险要，聚居着汉、壮、瑶、苗各族种地、烧炭的贫苦农民。他们受到地主与官府的剥削压迫和民族歧视，生活极度贫困，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和斗争传统。而且，山民缺乏文化，受传统儒学影响较少，易于接受宗教迷信。同时，清政府控制松弛。因此，这里是传播拜上帝教、建立反清基地的理想地域。
后来，洪秀全撰写了《原道觉世训》。虽然它与《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有着内在联系，但思想内容却有较大飞跃。它号召人们起来以武装斗争推翻清朝统治，突出了拜上帝教的政治功能。三篇“原道”文章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即以拜上帝为宗教形式、以农民平均平等思想为基本内核，以推翻清朝、建立太平世界为宗旨的理论体系，为以后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武装起义准备了有力的精神武器。
与此同时，洪秀全和冯云山加快了反清起义的准备工作：他们不分昼夜抄写教义和宣传作品，四处散发，并结拜兄弟，广交朋友，迅速发展信徒，建立宗教组织。为了约束教众，他们以摩西十诫为范式，制定了十款天条：崇拜上帝；不拜邪神；不妄题上帝之名；七日礼拜颂赞上帝恩德；孝顺父母；不杀人害人；不奸邪淫乱；不偷窃抢劫；不讲慌话；不起贪心。
同时，规定形式多样的宗教仪式，把教众的思想、行为、日常生活方式，都纳入拜上帝教的宗教活动。这样，洪秀全通过严格的纪律和频繁多样的宗教仪式，使教众加深对上帝的绝对崇拜，宗教信仰则渗透到教众活动的各个层面。从而通过各级拜上帝教的组织把分散、独立的信徒组合成具有严格纪律和共同信仰的宗教团体。拜上帝教发挥了巨大的思想和组织整合功能，使贫穷、分散的农民形成了一支具有统一思想和行动取向的强大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