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是一个重视文化、讲求教化的国度，因此，很多的仁人志士也都十分强调，如果要改变国家的状态，促进国家的发展，首先就是要改变这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和精神信仰。这种说法发展到后来，变成了“文化本位主义”和“学说救国论”。这在清朝末年的时候表现得最为突出，各派思想家都竞相出书写文章，宣传自己的学说，并且互相进行论战，十分的慷慨激昂。
一种学说，一种文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改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这是一个应该注意的问题。“文化本位主义”和“学说救国论”就是把学说与理论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只要有了这种思想，那么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就好像学会了一种咒语，就可以天下无敌一样。
应该说，学说和文化对民族精神和国家理念是会起到作用的，但是这种作用，或者就是一时的激励，或者就是逐渐的渗透，并不是支撑整个国家的命运与民族的前途的东西。
打一个比方，那些能够一时激励人们的学说，就像是兴奋剂，只能在短时间内起作用，但是不能用来维持长久的功效，就算不断使用，也会弊大于利；而那些逐渐渗透到民族精神里面去的文化，又是见效慢周期长的，要用来救国，非要有至少几百年的坚持不懈才可以。
这是一种困境，文化与学说的困境，因为一旦出现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时，或者就是要用激励一时的学说去鼓动人们，或者就是要用能够长久见效的文化去感染人们，但是可惜，这两种东西的作用，对于解决当时的现实问题，都不大乐观。可是，偏偏有人在坚持不懈地去做，而且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这个活动之中，不过，有的人是真心，有的人则是假意。
1。孔子：营建精神家园的追求
什么人最能相信一种思想、一种文化、一种学说可以救国？显然，军阀们是不相信的，他们知道，兵强马壮才是一切理想的基础，没有军事实力，根本没有办法在政治上发言；商人也是不相信的，商人们关心的只是收益与支出之间的关系，他们对于一种学说，最关注的是这个学说到底能够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好处，是学会了就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还是增加自己的社会声望。
军阀和商人这两个社会重要力量都不相信学说可以救国，那么，相信这一想法的，就只有并不能真正完成救国任务的人了。对他们来说，相信这样的说法，是一种奢侈的行为，因为他们一旦坚信不移，他们就会为了救国而不断推广自己的学说，而又会在学说无法救国的结局下苦闷。
偏偏这个重任就落在中国士人的身上。士人是一个复杂的群体，他们既有一些共同的价值理念，又有一些和现实社会格格不入的精神追求，所以他们注定只能是社会中的半成品，一旦真的融入社会，就要改变自己的理想和性格，但是一旦发生了改变，他们便不是士人了。让士人坚信学说可以救国，是一个危险的尝试，而这个尝试的开始，正是士人们都十分敬佩的儒家圣贤孔子。
悟礼求仁
儒家的理想是“立德、立言、立功”，其中，著书立说排在第二位，可见对学说和文章的重视。在一个人要作一生中最大的抉择时，是入仕建功还是退而讲学，往往成为令许多人困惑的问题。王阳明在为官失意之时转而钻研哲学，终于开创了阳明心学一派，成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韩非在治学之余，想要治国平天下，结果被李斯陷害而死在狱中，他学说的精要之旨也因此而不传。
孔子就是在政治上不得意之后转而研治学问教授弟子的。孔子家境贫穷，社会地位低下。到长大之后，曾给季氏做过管理仓库的小吏，出纳钱粮算得公平准确；也曾提任过管理牧场的小吏，牲畜蕃息。因此他又升任主管营建工程的司空。过了不多久，他离开了鲁国，在齐国受到排斥，在宋国、卫国遭遇到驱逐，又在陈国和蔡国之间被围困，最后又返回了鲁国。
孔子身高九尺六寸，人们都称他为“长人”，觉得他与一般人不一样。鲁国后来对他好了，所以他终于返回了鲁国。孔子年轻时候因为受到鲁国传统中礼仪文化的影响，所以对礼仪制度十分精通，加上他天生聪敏，在礼乐文化的学习上颇有心得，有些鲁国的贵族还专门向他请教礼的问题。
有一次，鲁国人南宫敬叔请孔子一起到东周的首都去学礼，他们见到了当时最著名的学者老子。告辞时，老子送他们时说：“我听说富贵的人是用财物送人，品德高尚的人是用言辞送人。我不是富贵的人，只能窃用品德高尚人的名号，用言辞为您送行。这几句话是：‘聪明深察的人常常受到死亡的威胁，那是因为他喜欢议论别人的缘故；博学善辩识见广大的人常遭困厄危及自身，那是因为他好揭发别人罪恶的缘故。做子女的要忘掉自己而心想父母，做臣下的要忘掉自己而心存君主。’”
孔子仔细揣摩了老子的话，从中悟出了君臣之道和家族之礼，他的名气因此更加大了。从周回到鲁国之后，跟从他学习的弟子就渐渐多起来了。
鲁昭公二十年（前522年），这时孔子30岁。齐景公带着晏婴来到鲁国，景公问孔子说：“秦国小而又处于偏僻的地方，他能够称霸，这是什么原因呢？”孔子回答说：“秦国虽小，志向却很大；所处地方虽然偏僻，但施政却很恰当。秦穆公亲自用五张黑公羊皮赎来的百里奚，授给他大夫的官爵，把他从拘禁中一解救出来，就与他一连谈了三天的话，随后就把执政大权交给他了。用这种精神来治理国家，就是统治整个天下也是可以的，他当个霸主还算是小的呢。”孔子这番话，讲述的正是君臣之道，即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诚。
孔子35岁的时候，鲁昭公率军队攻打季平子，季平子和孟孙氏、叔孙氏三家联合攻打昭公，昭公的军队吃了败仗，逃奔到齐国，齐国把昭公安置在乾侯这个地方。其后过了不久，鲁国发生了变乱。孔子来到齐国，做了高昭子的家臣，想借高昭子的关系接近景公。他与齐国的乐官谈论音乐，听到了舜时的《韶》乐，就学习了起来，有三个月的时间竟尝不出肉的味道，齐国人都称赞他。
齐景公向孔子请教如何为政，孔子说：“国君要像国君的样子，臣子要像臣子的样子，父亲要像父亲的样子，儿子要像儿子的样子。”景公听了后说：“对极了！假如国君不像个国君，臣子不像个臣子，父亲不像个父亲，儿子不像个儿子，即使有很多的粮食，我怎么能吃得着呢！”改日景公又向孔子请教为政的道理，孔子说：“管理国家最重要的是节约开支，杜绝浪费。”景公听了很高兴，打算把尼谿的田地封赏给孔子。
晏婴劝阻说：“儒者这种人，能说会道，是不能用法来约束他们的；他们高傲任性自以为是，不能任为下臣使用；他们重视丧事，竭尽哀情，为了葬礼隆重而不惜倾家荡产，不能让这种做法形成风气；他们四处游说乞求官禄，不能用他们来治理国家。自从那些圣贤相继下世以后，周王室也随之衰微下去，礼崩乐坏已有好些时间了。现在孔子讲究仪容服饰，详定繁琐的上朝下朝礼节，刻意于快步行走的规矩，这些繁文缛节，就是几代人也学习不完，毕生也搞不清楚。您如果想用这套东西来改变齐国的风俗，恐怕这不是引导老百姓的好办法。”
之后，齐景公虽然很有礼貌地接见孔子，可不再问起有关礼的问题了。有一天，景公对孔子说：“用给季氏那样高的待遇给您，我做不到。”所以就用上卿季孙氏、下卿孟孙氏之间的待遇给孔子。齐国的大夫中有人想害孔子，孔子听到了这个消息。景公对孔子说：“我已年老了，不能用你来建设我的国家了。”孔子于是就离开齐国，返回了鲁国。
孔子在齐国的受挫，实际上正是他想用自己的儒家学说去改造一个国家的失败。孔子强调礼对调整秩序的作用，也重视仁对治理国家的作用，但是在当时的局势下，如果真的按照孔子的做法来治理国家，起码要调整几十年都不止，而这段时间里面又如何发展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呢？这是齐国的当权者们所不能赞同的，所以，晏婴反对孔子，正是一个理性的重视现实的政治家对学说救国者的否定。
礼崩乐坏
孔子从齐国回到鲁国之后，他博学多才的名声越来越大，所以各国的君主出现了不能解答的问题，都来询问孔子，孔子也在这个时候广收门徒，传授自己的儒家学说。
孔子42岁那年，鲁昭公死在齐国的乾侯，鲁定公继位。定公继位的第五年夏天，季平子死了，季恒子继立为上卿。季桓子掘井时掘得一个腹大口小的陶器，里面有个像羊的东西，告诉孔子时却谎称“得到一只狗”。孔子说：“据我所知，那里面是羊。我听说，山林中的怪物是一种叫‘夔’的单足兽和会学人声的山精‘罔阆’，水中的怪物是神龙和叫‘罔象’的水怪，泥土中的怪物是一种雌雄未明的‘坟羊’。”
吴国攻打越国，把越国的国都会稽摧毁了，得到一节骨头，有一辆车长。吴国派使者来问孔子：“什么骨头最大？”孔子说：“大禹召集群神到会稽山，防风氏迟到，大禹就把他杀死并陈尸示众，他的骨头一节就有一车长，这就是最大的骨头了。”
吴国的使者又问：“那神又是谁呢？”孔子说：“山川的神灵能兴云致雨足可造福天下，负责监守山川按时祭祀的就是神。守土地和谷物的就是公侯，他们都隶属于王者。”
吴使又问：“防风氏是监守什么的？”孔子说：“汪罔氏的君长监守封山和禺山一带的祭祀，是釐姓。在虞、夏、商三朝叫汪罔，在周叫长翟，现在叫做大人。”吴使问：“人的身高有多少？”孔子回答说：“僬侥氏身高三尺，是最矮的了；高的不过三丈，数得上是最高的了。”吴国使者听了之后说：“了不起呀圣人！”
看上去，孔子好像是在解答一些常识上的问题，只不过起到一个百科全书的作用，实际上，孔子对这些问题所作的回答，全部来自礼的规定和儒家的经典。他之所以能对这些问题侃侃而谈，是因为他认为这些事物都是遵循着礼的秩序规定而产生的，所以有一个内在的规律性，既然这样，就可以掌握。
后来，鲁国出现了大臣专权的局面。因此鲁国自大夫以下都不守礼分，超越职权违背了正道。所以孔子不愿意再在鲁国做官了，赋闲在家，专心研究整理《诗》、《书》、《礼》、《乐》这些典籍，学生们越来越多，有的甚至来自远方，无不虚心向孔子求教。
后来，鲁国的公山不狃凭借费城反叛当时鲁国的权臣季氏，他派人来召请孔子去帮忙。孔子探索所依循的治国之道已经很久了，但抑郁不得志，无处可以施展，没有人能任用自己，就说：“当初周文王、周武王兴起于丰、镐而建立了王业，现在费城虽然小，该也差不多吧！”想要应召前去，弟子子路不高兴，阻止孔子。孔子说：“他们请我去，难道会让我白白跑一趟吗？如果重用了我，我将在东方建立一个像周那样的王朝！”但是孔子也知道，那不过是鲁国的内乱而已，怎么可以和周文王、武王的基业相比呢，所以最终也没能成行。
此后，孔子的政治生涯出现了一个“黄金时期”，鲁定公任命孔子做了中都长官，一年后，各地都效法他的治理办法。孔子便由中都长官提升为司空，又由司空提升为大司寇。
鲁定公十年（前500年）的春天，鲁国与齐国和解。到了夏天，齐国大臣对景公说：“鲁国起用了孔丘，势必危及齐国。”于是齐景公就派使者告诉鲁国，说要与鲁定公行友好会晤，约定会晤的地点在夹谷。鲁定公准备好车辆随从，毫无戒备地前去赴约。孔子以大司寇的身份，兼办会晤典礼事宜，他对定公说：“我听说办理外交必须要有武装准备，办理武事也必须有外交配合。从前君侯出了自己的疆界，一定要带齐必要的官员随从。请求您安排左、右司马一起去。”定公采纳了孔子的建议，就带了左、右司马一道去。
定公在夹谷与齐侯相会。在那里修筑了盟坛，坛上备好席位，设置了三级登坛的台阶，用国君相遇的简略礼节相见，拱手揖让登坛。彼此馈赠应酬的仪式行过之后，齐国管事的官员快步上前请示说：“请开始演奏四方各族的舞乐。”
于是齐国的乐队以旌旗为先导，有的头戴羽冠，身披皮衣，有的手执矛、戟、剑、盾等武器也跟着上台了，喧闹着一拥而上。孔子见状赶忙跑过来，一步一阶快步登台，还差一级台阶时，便扬起衣袖一挥，说道：“我们两国国君为和好而来相会，为什么在这里演奏夷狄的舞乐，请命令管事官员叫他们下去！”主管官员叫乐队退下，他们却不肯动，左右看看晏婴与齐景公的眼色。齐景公心里很惭愧，挥手叫乐队退下去。
过了一会儿，齐国的管事官员又跑来说道：“请演奏宫中的乐曲”。于是一些歌舞杂技艺人和身材矮小的侏儒都前来表演了。孔子看了又急跑过来。一步一阶往台上走，最后一阶还没有迈上就说：“普通人敢来胡闹迷惑诸侯，论罪当杀！请命令主事官员去执行！”于是主事官员依法将他们处以腰斩，叫他们来个手足异处。
齐景公大为恐惧，深受触动，知道自己道理上不如他，回国之后很是惶恐，告诉他的大臣们说：“鲁国是用君子的道理来辅佐他们的国君，而你们却仅拿夷狄的办法教我，使我得罪了鲁国国君，这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