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病榻论相，可谓其从政生涯的绝唱。首先，管仲否定了易牙等三人，看似武断，其实大有道理。试想，一个连自己的儿子、亲人甚至自己都不爱的人，能去忠于你齐桓公吗？观察一个人的所作所为，若是违背了人之常情，那么他非傻即愚，要不就是抱有不可告人的险恶目的。这倒是很值得玩味的知人一法。
之后，管仲以鲍叔牙是非分明、是个“君子”为由，认为他不适合做一国之相。而举荐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的隰朋。此中含有深意。作为一国之相，最重要的是要有度量，知道轻重缓急，善于调和各种矛盾，必要时还要懂得妥协。所以，管仲不同意刚正不阿的鲍叔牙做相国。这既是为了国家利益，也是为鲍叔牙着想。可惜的是，齐桓公最后还是没有接受管仲的意见，于是在管仲死后，易牙等三人得到重用，最后齐桓公就死在这三个奸臣手中，齐国来之不易的霸业，也几乎摇摇欲坠了。
2。曹操：乱世奸雄
古希腊的哲学家、政治学家柏拉图曾经对国家的政治体制进行了一个分类：他认为，国家的政体，可以分为平民政治、贵族政治和君主政治三种，而这三种政体，又有其变异形态，那就是民主政治、寡头政治和僭主政治。不同的政体，会实行不同的政策，也会使用不同的管理形式。
柏拉图的这一概括，对整个世界的古代时期的政权形式都具有典型作用。而中国自秦始皇建立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之后，君主政治的帝国就成为历代政治的主流。如果按照柏拉图的理论，君主政治下的君主，应该是具有法定身份的，如果是靠着个人的军事或者政治势力夺取君主的宝座，那就是僭主。
柏拉图理论中的“君主政治”，和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王道”具有共通之处。所谓王道，就是要遵循儒家的伦理道德，实行有益于人民的仁政，优待士人，强化等级制度，用正义作为自己的旗帜。显然，这是儒家的一种理想形态的政治，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根本没有真正出现过，而中国历史上的常态，则是“霸道”。霸道的政治路线就接近柏拉图所说的“僭主政治”了，强调凭实力夺取天下，以刑法慑服臣民，是明显的军事形态的帝国。
到了汉末三国时期，东汉皇帝的权威无可挽回地丧失了，地方军阀们相继起兵，争夺对中央的控制权，从中外的经典理论来说，这些军阀以地方势力企图操纵中央，这属于僭主的勾当，也就是中国政治文化中所说的“霸道”。而其中的典型，自然非曹操莫属。
少年得志
霸道是如何实现的？霸道这种政治路线，具体是如何在乱世里成长起来的？从曹操的个人奋斗历程和曹操与袁绍争夺中原霸权的斗争中，可以看出霸道的具体表现。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曹操父亲曹嵩的养父曹腾的个人政治路线。曹腾是一个很有权势的大宦官，曾做过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曹腾在宫中供职达三十余年，前后经安、顺、冲、质、桓五帝。曹腾的政治作风与一般宦官不同，他对官僚士大夫竭力拉拢，当时的朝野名士如虞放、边韶、延固、张温、张奂等都由于他的提携而位列公卿。因此，士大夫对他颇有好感。曹腾的养子、曹操的父亲曹嵩由于曹腾的庇荫，历任司隶校尉、大司农、大鸿胪等中央高级官吏。汉灵帝中平四年（187年），曹嵩以巨款买得三公之首的太尉。曹氏一门做高官，享厚禄的颇不乏人。曹腾亲近士人的路线，曹嵩跻身高级官员的行列，都给曹操的童年打下了一定的烙印。
曹操自幼就十分机警，有权术，行为放荡，有名士风度。不过他并不是一个浪荡子，他极为好学，博览群书，特别喜欢研究孙子兵法。曹操的文韬武略，从小便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在东汉时代，一般士人要想进入政界，除了依靠父祖庇荫外，本人也要“交游士林”，以便互相赏识和援引。东汉宦官虽很跋扈，但宦官一般出身于非读书仕宦的家庭，没有雄厚的社会基础，往往本人一死或失势，其子孙亲党也跟着垮台。曹腾子孙与此不同，不仅曹嵩一直在朝中做高官，曹操也从幼年开始就和官僚士大夫有密切的交往。曹操少年时，官僚名士如桥玄、何颙、张邈、蔡邕等都和他关系密切。袁绍出身高门，是一个不轻易接待宾客的高贵公子，曹操少时也与他交往。曹操靠着家族的影响和自己的才能，在少年时代已经受到一些官僚名士的重视。如太尉桥玄曾对曹操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天下即将进入乱世，如果不是天命庇佑的人才，不能扶危济困拯救天下苍生。能够让天下安定的人，难道就是你曹操吗？）名士何颙见到曹操的时候，说得更为直接：“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
当时一般公卿子弟做官非常容易，曹操20岁，即被举为孝廉，做侍卫皇帝的郎。接着又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那时东汉王朝腐败已极，到处豪强横行，欺压贫民，目无法纪。曹操年轻气盛，常思有所改革，为百姓除残害，为自己树名誉。他一到洛阳北部尉衙门，便修缮四门，造五色棒，在每门左右各悬十余枚，有犯法者，不避豪强，都用棒打杀。一次，灵帝最宠爱的宦官蹇硕的叔父于夜间行走，也被用棒打杀。因此，豪强有所畏惧，不敢轻易犯法。而豪强及其幕后支持者都把曹操看做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但由于曹操也有靠山，他们无可奈何，只好改变手法，在灵帝面前夸奖曹操甚有吏能，于是把他外放为县令。不久，曹操又回朝为议郎。议郎不担任实际政务，专门给皇帝提供参考意见。当时朝政昏暗，奸邪充塞，皇帝为宦官、贵戚所包围愚弄，不知下情。灵帝建宁元年（168年），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谋杀宦官，结果反被宦官所杀。曹操特为窦武、陈蕃上书申诉，但灵帝未予采纳。
灵帝中平元年（184年）春，黄巾起义发生，曹操被任命为骑都尉，后来被提升为济南国相。曹操到任后，奏免了其中八县长吏。于是豪强被他震慑，不敢继续作威作福，只能逃往其他地方继续作恶。济南国在曹操治理下，政治有了一定程度的清明。
收天子入囊中
曹操在济南为官时间较久，后来被征入朝。当时宦官当权，曹操只做了议郎。朝廷曾任命曹操做东郡太守，他没有赴任，自称身体有病，返归乡里。曹操这时在政界已有相当声望，颇有作为。这个时候的曹操，也想过改善吏治，扶危济困。董卓擅权废帝，曹操加入了袁绍领导的讨伐董卓联军，当联军已经解散的时候，曹操还带着千余人的部队在河内寄居，没有固定地盘。这时，黑山（今河南浚县西北太行山区）起义军于毒、白绕、眭固等部十余万人攻入东郡，曹操带兵讨伐，大破敌军。袁绍为了拉拢曹操，上表推荐曹操为东郡太守。
在地方的这段时间，曹操不断和黄巾余部进行战斗，并且招安了很多青州地区的黄巾旧部。随着势力的扩张和对当时中原地区盟主袁绍所作所为的不满，曹操本人并不以占有一块领地为满足。曹操所占据的兖州为战略要地，各军阀对此虎视眈眈，所以一连串的战争随之而来。汉献帝初平四年（193年），南阳的军阀、袁绍的同族兄弟袁术引兵进犯曹操，被曹操击败后逃奔扬州。
经过了艰苦的争斗，曹操觉得这样做一个地方豪强，朝不保夕，只有谋求向中央发展才有前途。恰巧，兴平二年的时候，杨奉、董承、韩暹、李乐、胡才、张杨等迎接汉献帝从长安东归河东，曹操就决定把汉献帝控制在自己手中，为自己谋求一个统治的合法地位。
那么，与曹操进行争斗的另一个大军阀袁绍对汉献帝是什么想法呢？其实，袁绍手下的谋臣沮授也曾向袁绍建议派兵迎接献帝到邺，然后挟天子以令诸侯，但这一建议遭到淳于琼等人的反对，他们以为当今群雄并峙，每个人都想做皇帝，如果迎得天子，每事都要上表请奏，诸多不便。袁绍本人既早已不忠于献帝，又自恃宗族强大，有自己黄袍加身称帝的意思，故而不出兵迎接献帝，这恰恰给了曹操一个难得的机会。
建安元年（196年）正月，献帝在韩暹、董承护卫下，回到洛阳。曹操当时驻兵于许，有意迎帝，经过一番斗争，曹操名正言顺地带兵进入洛阳，自封司隶校尉、录尚书事。过了一段时间，曹操看到洛阳因为战争的毁坏而到处残垣断壁，无法进行恢复生产和保证防御，而且自己在一时之间尚无力控制邻近诸军的军事势力，于是挟持汉献帝移驾许昌。从此，曹操尽收豫州之地，挟天子以令诸侯，造成政治上的极大优势，关中诸将望风服从，袁绍未能迎接献帝，后悔也来不及了。
曹操迁帝都许昌后，改兴平三年为建安元年（196年）。这时各路军阀为了争夺土地、人民，连年攻战不休，经济文化素称发达的黄河流域生产遭受严重破坏，人民大量死亡，造成“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凄惨景象。战乱和灾荒，不只给人民带来了浩劫，就是军阀也自受其殃，连军粮都供应不上。在这种情况下，各军阀要想保证军粮供应，只有把人们重新安排在农业生产上。
初平三年（192年），曹操初得兖州时，毛玠就向曹操提出“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织以蓄军资”的两项建议，为曹操所赞同。建安元年（196年），曹操打败了汝南、颖川的农民军，获得了大量劳动力和耕牛、农具，兴办屯田，为曹操扫灭群雄，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