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要考验一个人的品性，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处在一个极限状态，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尖峰体验”。只有处于一种特殊的、极端的境遇之下，一个人最根本的性格和能力才会发挥得淋漓尽致。
对一个人来说，什么时候最能考验他最根本的性格和能力？不外乎生离死别或者人生作出重大抉择的时刻。就好比古罗马的时候，把角斗士和野兽放在一起，让他们发挥出最大的潜能来争取生存的机会。
不过，很多时候，人的性格都不是在那种诸如和野兽搏斗那样的极端状态下表现出来的，而是在一个非常态的环境下逐渐显露出来。非常态的环境，最典型的，莫过于乱世。
在中国的乱世中，春秋战国和汉末三国是两个最为典型的时代，长期的战乱，统治秩序的土崩瓦解，权威的丧失和诸侯的并立，是这两个时代最为相似的地方。但是，在这两个时代，却造就了两种不同性格的人物。春秋战国时代的英雄豪杰，被后世称道的，都是那些遵守原有秩序又能安邦治国的人才；而汉末三国时代的军阀政客，事迹最多也最传奇的，则是那些以造反起家而又最终成功颠覆旧有秩序另立中央的奸雄。
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就在于这两个时代虽然表面上的现象相似，但实际上社会结构却大相径庭。春秋战国是一个以贵族为中心的时代，即便有出类拔萃的人物，也要受到他背后贵族势力的牵制，如果得罪了贵族们，无论多有才能、多有魄力，都会不得善终，商鞅和吴起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而汉末三国是一个以家族为中心的时代，只要能够扩张自己家族和集团的势力，不要说造反，闹一个天翻地覆也无所谓。所以，许多在春秋战国十分为人所称道的事情，在汉末三国时就被视为迂腐；而汉末三国时代为人们所推崇的价值标准，如果放在春秋战国，肯定是要被群起而攻之的。
就在这两个乱世中，造就了两种不同性格的英雄：春秋战国里诞生的，是鞠躬尽瘁的管仲；汉末三国里走出的，是颠覆传统的曹操。他们一个是为了维护旧有秩序而生，一个是为了打破一切旧习而来，但最后，他们的归途却又十分相近——成就霸业。
1。管仲：乱世能臣
要在乱世里成就一番功业，就必须有过人的胆识和能力，这就是人们经常提到的“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用”。不过，有的人表现得过于“非常”，甚至到了突破道德底线的地步，如果不用“迫不得已”来解释，就只能归结为这个人天生有人格缺陷，只是在乱世这种失衡的状态下才能生存了。
譬如管仲，年轻时的表现就实在不怎么样。据说，他以前是“城阴之狗盗也，天下之庸夫也”，这个评价实在过于刻薄。说管仲少时没有嘉言懿行倒也罢了，将管仲说成一个偷鸡摸狗之徒，不得不让人揣度这位后来成为贤相的人当初是怎样的德行。
管仲后来解释说：“我年轻时很穷，曾和鲍叔牙合伙做买卖，分钱的时候，我分给自己多，分给鲍叔牙少，鲍叔牙不认为我贪婪，他知道我家里穷，需要钱用；我曾经替鲍叔牙出主意，结果鲍叔牙因此亏了大本钱，鲍叔牙不认为这是我愚蠢，他知道那是因为大环境不利；我曾几次出来做官，结果不长时间便被罢免回家，鲍叔牙不认为这是我无能，他知道我生不逢时；我曾从军入伍，每遇战斗失利，我便掉头逃跑，鲍叔牙不认为这是我胆小，他知道我家有老母需要我供养。他了解我不拘小节是耻于功名不显于天下啊。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看了管仲的解释，不由不令人敬佩鲍叔牙。管仲交了鲍叔牙这么个朋友，真是他的大幸，若换了别人，管仲的每一条解释都站不住脚。就拿合伙做生意分红不均来说，这是合伙人的大忌，但鲍叔牙就容忍了。管仲后来还说：“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意思是说世间万物对于人来说是公平的，聪明人财物有余，而愚笨之人贫困不足。这话是管仲发达之后说的，他贫困之时大概是说不出来的。
管仲做小偷没成功，经商亏了本，打仗当了逃兵，做官屡次被罢免……可谓命运多舛，这一点倒与姜太公差不多。姜太公年轻时卖过肉经过商，也从过政，一直到了80岁仍未建尺寸之功。管仲年轻时所经历的那些苦难和挫折，则成为了他人生的一笔财富。可能当时谁也不会料到，那个怕死贪财的偷鸡摸狗之徒，后来会成为东方泱泱大国的宰相，会拥有长达40年的辉煌。
从战犯到宰相
管、鲍二人经过种种坎坷，后来又步入了仕途。齐僖公有三个儿子，长子名诸儿，次子名纠，幼子名小白。僖公令鲍叔牙做公子小白的师傅，令管仲和召忽做公子纠的师傅。
后来小白做了齐国的国君，即齐桓公。他欲拜鲍叔牙为宰相。鲍叔牙此时显示出他功成不居、忠心为国的高风亮节，力荐管仲为相。
当时，齐桓公与哥哥公子纠争位，管仲为了让公子纠即位，曾行刺过齐桓公，向桓公射了一暗箭，正中桓公的衣带钩。桓公对管仲朝他放暗箭一事耿耿于怀，鲍叔牙劝解道：“那是他忠君的表现。若能重用他，他也会像对公子纠那样对您的。”
齐桓公从善如流。公子纠争位失败后与管仲逃到了鲁国，所以桓公便派使者到鲁国，要求鲁庄公杀掉公子纠，将管仲、召忽引渡回齐国。齐强鲁弱，鲁庄公不敢得罪齐国，只好从命。按当时人们提倡的“士节”，作为臣子，是应当为主子尽忠的。召忽到齐国后便自杀了，而管仲不仅没自杀，反而成了齐国的宰相。管仲没为公子纠“尽忠”自有他的理由：
“我不会为公子纠一个人而死。我可以为三件事去死，一是国家破，二是宗庙灭，三是祭祀绝。如果不是因为国家灭亡了，我不会白白去死，我死了对国家不利，活着才有利于国家。”
非管仲不能发此言。国家非一人之国家，一个人，哪怕贵为君王，也不能代表国家。此君王死了，换一个君王，国家仍在，山河仍在，人民仍在。管仲怎么会为某一个人的存亡而放弃宝贵的生命呢？管仲可以为之而死的三件事，即说齐国被他国所破，人民成为亡国奴。除此之外，国君更替是正常的事情，不值得因为自己辅佐的人死了而去尽愚忠。
管仲此言此行，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一般人都认为，作为臣子，不能为君而死，非“仁人”所为。若干年后，孔子的学生们还为此事所困惑。子贡、子路都曾就此事问过孔子，能言善辩的孔老夫子没正面回答这一问题，而是迂回地肯定了管仲，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人民到现在还沾他的光。如果没有管仲，我们现在都披散着头发、穿着胡人的奇装异服做亡国奴了。
齐桓公拜管仲为相后，经常向管仲请教治国安邦称霸图王的大计。
一次，桓公问：“寡人有打猎的爱好，对齐国的霸业有妨害吗？”
管仲回答说：“无妨。”
桓公再问：“寡人有好饮酒的毛病，对齐国的霸业有妨害吗？”
管仲回答说：“无妨。”
桓公又问：“寡人有好色的毛病，对齐国的霸业有妨害吗？”
管仲仍回答说：“无妨。”
桓公大概以为管仲会说一些明君应廉洁奉公、艰苦奋斗、励精图治、执政为民，要过好享乐关、美色关之类的冠冕堂皇之论，谁知管仲却说好田好酒好色都无妨，颇感意外，以为管仲在说反话，便生气地问：“这三种事都可以做，还有什么不可以做的吗？”
管仲说：“作为人君，做事不能优柔寡断，见事不能不敏锐。”
管仲认为国君好享乐并不算是大毛病，倒又是一惊世骇俗之语。
在管仲看来，好逸恶劳、趋利避害乃人之常情。对于源于人性中的东西是不能强行遏制的。
根据《史记》记载，管仲平时生活是很奢华的，可能他也好田好酒好色，也好享乐。而齐国人民却不认为他生活奢侈。这说明管仲为强国富民作出了重大贡献，其生活好一些，大家都觉得应该，并不认为他生活好一些就是腐化堕落。
管仲为政，也是很有人情味的。譬如他说：推行政令，最重要的就是是否合乎民心，如果背离了民心，就算再好的政策，也是不能实行的。靠着这个基本国策，管仲执政40年，地位稳如泰山，不仅得到了齐桓公的信赖，也得到了各级官员和广大人民的支持。
富国强兵
生于天子式微、群雄割据的时代，面对“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混乱局面，管仲确立了辅佐齐桓公富国强兵、匡正天下的理想，这就是管仲孜孜以求的“王道霸业”。
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首霸。而所有这一切，是以国力雄厚为基础的。管仲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招商达到富国强兵目的的政治家，其远见卓识令人叹为观止！当时的中国，群雄割据，管仲在齐国率先施行优惠政策招商引资，结果是“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在回答齐桓公询问治国之策时，管仲说：“请求齐桓公下令为各诸侯国的商人们建筑住所。对于带着一辆马车来齐国经商的商人，除了提供住所，还免费供给食物；对于带着三辆马车来齐国经商的商人，除了提供住所、食物，还免费提供马的饲料；对于带着五辆马车来齐国经商的商人，另外还有提供仆人为之服务的优惠条件。”
为什么要根据商人带到齐国的马车数量来确定优惠条件呢？这大概是因为，当时还没产生纸币，人们进行商品交易一般用金银财宝，车辆越多，说明这个商人带的财富就越多，因此条件就越优惠。不仅要让商人们纷至沓来，还要让他们在齐国安居乐业。管仲又推出优惠措施，减少各种税费的征收，只征收商人们营业额的2％，这几乎是免税的。别的诸侯国的富商们都跑到齐国去，自然将大量财富带到了齐国。这种不通过战争手段就能轻而易举夺取敌国财富的做法，可谓一大创举。
管仲有句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物质方面富足了，人们才能达到精神上的富足。用现在的话说，即精神文明必须建立在物质文明基础之上。温饱问题没得到解决，是谈不到精神文明建设的。连管仲这样的伟大人物，贫困之时都不得不去做小偷，那时他知什么礼节和荣辱啊！
各地的商人如流水般来到齐国，有许多人来齐国经商时并未带家眷。他们也是人，也有各种欲望。尤其是有钱之人，娱乐的欲望就更大。于是，齐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七百家“闾”。《国策·东周策》云：“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女闾”就是妓院。“女闾”的确是官办的，而且官府还指望征其税收富国强兵呢！当时的政府首相正是管仲。之后两千余年间，管仲此举一直未得到人们的谅解。然而用孔子评论管仲的思路来看，管仲此举似乎也无可厚非。毕竟，通过优化招商引资环境，“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齐国一举达到了富国强兵、称霸于世的目的。到了战国时期，齐国经济已经衰退，但苏秦到齐国的都城临淄时？熏还看到“连衽成帷？熏举袂成幕？熏挥汗成雨”的繁华景象。
霸业的承继
管仲认为，齐国要成为当时的国际警察，其他国家有了什么事情，齐国就应该插手介入。按一般人的逻辑，齐国办好自己国内的事情就行了，人家再乱，再暴，也是人家自己的事情，齐国凭什么要去干涉别国的内政呢？
然而这种犬儒理论在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家面前一文不值。据说由姜太公所作的《六韬》就指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是“天下”之一员，暴君们关起门来为非作歹是行不通的。有正义感的国家和人民，有权利、有义务对“乱国”、“暴王”进行干预。
当时，宋国攻打杞国，狄人攻打邢国和卫国，齐桓公不愿出兵救援，反而耽于安乐，数十天不听政事。管仲批评他说，齐国周围战事不断，兵戈四起，已经危及齐国的安全。而桓公的话，各国没人肯听，这是齐国的悲哀。桓公于是毁掉乐器，决定以武力对外进行干预。
管仲的这种霸业思想，深深影响了齐国后世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著名军事家司马穰苴就不是无原则地反对战争，认为战争如果是为了铲除邪恶、维护和平而攻占暴虐之国，不能算是侵略。这种思想与管仲的王霸思想是一以贯之的。
而管仲更为关心的是自己的这种思想如何承继下去，成为齐国的立国方针。
管仲辅佐齐桓公40年，桓公对管仲可谓言听计从，尊之为“仲父”。用桓公自己的话说：“仲父命寡人东，寡人东；命寡人西，寡人西。”管仲病重，将不久于人世，桓公坐在管仲的病榻前，小心翼翼地问：“仲父病得太重了，百年之后，谁能接替您？”对于如此敏感的人事问题，管仲不好直接回答，于是说了句模棱两可的话：“知臣莫如君。”巧妙地试探齐桓公的想法。
此时桓公正宠信三个人：一是杀了自己儿子让桓公品尝人肉滋味的易牙，一是抛弃家国和荣华富贵投奔桓公的卫国公子开方，一是自阉以亲近桓公的竖刁。桓公欲从三人中选一个新宰相，便问管仲：他们三个人怎么样？
管仲平时很瞧不起这三个小人，现在桓公要让他们继承管仲的地位，他自然感到非同小可，便毫不含糊地说：“这几个人都是阴谋之徒，不可亲近。”
桓公所提的人选三次被管仲否决，以为管仲想推荐鲍叔牙为相，便说：“鲍叔牙如何？”
不料管仲说：“鲍叔牙是个君子，但是不能治理齐国这样的一个大国。治理国家需要的是能力和策略，而不是高洁的情操。”
最后，管仲推荐隰朋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