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重视历史的国度，所以，人们经常翻阅历史，品评人物。在读史的过程中，可以获得智慧；在品人的过程中，可以增加阅历。正是在不断地温习历史的过程中，中国文化获得了一次又一次新生，这个民族的人们也越发成熟起来。
古人常说，以史为鉴，可知兴亡，以人为鉴，可知得失。那么，品读历史中的人物，就是从得失中看兴亡，从兴亡中窥得失。
《红楼梦》中有一段评点古今人物的言论，其中有这样一段比较具有“哲学味道”的话：“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
这段话用“气”这个中国特有的哲学术语来解释人物的善恶忠奸美丑。这是历代对人物品评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认为人的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性格、气质，这些特殊的成分是不受任何外界的因素，比如时代、环境影响的，所以古人经常把人物按照某些标准分类，比如才子、名士、忠臣、酷吏、佞臣、遗民等等。
当然，人的性格中，是有一些根本性的、不容易改变的东西，但是也应该看到，人的性格是有一个表现的过程的，那些根本性的性格特点，是通过不同的外在表象展现出来的，而这些外在表象，是和具体的时代背景分不开的；而且，所谓根本性的性格，也并非天生如此，很多情况下，都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造就的。
春秋时代的晏子就说过一句虽然浅显但却蕴涵着深刻意味的话：“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同样的一种东西，在不同的环境下生存，就会成长为迥然不同的两种事物。
晏子说的是橘子，但他的用意是在说人。人的性格、想法、观念、主张，也许有一些是天生的，但更多的部分是后天形成的，在特定的环境下不断被灌输、影响造就的。那些千古流芳的名人和遗臭万年的恶人，他们也不是天生便有善恶的区别，而是在不同的环境下成长，有着不同的经历，最终造成了他们人生取向的差异。
——环境是一个无法摆脱的现实存在，就像人们难以摆脱地心引力一样。
历史环境，并不只是一个时间上的场景，不只是一个年代的坐标，而是一个丰富而又生动的现实社会。其实，历史环境，就是曾经存在过的现实社会，而历史人物，正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社会之中。但是，因为年代久远，历史环境越来越模糊，只有那些名人的形象突兀地存在，好像海中屹立的礁石。所以，在回望历史的时候，我们才会觉得那些人物的性格是不需要依托于什么时代而存在的，是恒久不变的特质。
历史时代，是一个综合的生态圈，是这个历史生态孕育了不同性格与特质的人物，如果没有时代的打磨与锻造，就不会形成风格迥异的各色人物。在历史生态下，人物是历史的人物，历史是人物的历史，两者就像融为一体的鸡尾酒，无法单独抽离出哪个来单独品谈。
所以，我们所要呈现的，就是一个个在历史生态中遨游的活生生的人物，而不是收藏在博物馆中的孤立的、冰冷的脱离了时代的名人标本。将一个人物放回他所在的历史生态之中，就会看到以往我们所忽视的一些内容：
忠臣对一个国家的影响，是不是一定是好的？
在固定的政治秩序下，如何打破僵局，谋求个人的发展？
义正词严的反对派，是不是真的愿意为他所认为的真理献身？
一个权倾朝野的人物，真的适合在政坛中生存吗？
……
这些问题，看起来好像毫无道理，似乎根本就不用作答，但如果你把每个人物放回他们所在的历史生态中，就会触摸到那个时代的气息，感受到人物在历史中的徘徊和挣扎。这种看似另类的问题，实际上正是历史生态中体现出的一种逻辑：在社会中，人都是矛盾地生存着，每个人都通过主动选择或者被动接受，定下自己生命的基调，又在时代的碰撞下衍生出若干的变奏。
我们不是要发掘出一些不为人知的名人隐私以供茶余饭后的谈资，也不是要炮制出一些翻案的文字来吸引读者的眼球，只是要让已经隐去的历史生态重新浮现出来，给大家看一段有生命的人物传记。
称之为另类，就是因为本书和以往的传记关注点不同，在人物生平之外，要凸现历史生态的存在，而并非刻意做什么翻案文章或是标新立异的言论，那样只是给西施贴上胡子或者让张飞穿上吊带裙招摇过市，虽然可以引起一时的喧哗，但不能带来内心的震撼与思考。
编者
200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