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觉得，屈原选择这里作为长眠之地，很可能有我们尚未知晓的复杂原因。罗地是一面镜子，可以让他看透兴衰分合的荒诞。罗地是一剂猛药，可以让他大泻朝臣内心的矜持。江上冷冷的涛声，抽打着他的记忆，不仅仅是在拷问他对楚国的怨，也在拷问他对楚国的忠贞，拷问他一直自我珍视并且毕生为之奋斗的信念。此时的他，并非第一次受贬，应该具有对付落魄的足够经验和心理承受能力。他已经长旅蛮地日久，对流放途中的饥寒劳顿也应该习以为常不难担当。他终于在汩罗江边消逝，留下空空的江岸，一定是他的精神发生了某种根本性的动摇，使他对生命之外更大的生命感到惊惧，对历史之外更大的历史感到无可解脱的迷惘，只能一脚踩空。
他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得到更为明亮刺目的——醒？
他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更能理解自己一直珍视的——醒？
这是一种揣测。
屈原在罗地的时候，散发赤足，披戴花草，饮露餐菊，呼风唤雨，与日月对话，与虫鸟同眠，想必是已经神智失常。他是醒了（他自己以及后来《辞源》之类的看法），也确确实实是醒了（马桥人的看法）。
他以自己的临江一跃，沟通了醒字的两种含义：愚昧和明智，地狱和天堂，形而下的此刻和形而上的恒久。
罗人不大可能理解楚臣的忠贞，但他们似乎谅解了已经败落的敌手，对屈原同样给予了同样的悲怜——这就是后来每年五月初五划龙船的传统。他们抛下粽子，希望鱼虾不要吃屈原的尸骨。他们大锣大鼓的喧闹，希望唤醒沉睡江底的诗人。他们一遍遍声嘶力竭地招魂，喊得男女老幼青筋直暴，眼球圆睁，嗓门嘶哑，大汗淋漓。他们接天的声浪完全掩盖了对楚营的万世深仇，只为了救活一个人，一个陌生的诗人。
这种习俗，最早见于南朝时梁人宗懔所著的《荆楚岁时记》。这以前并无端午纪念屈原的说法。事实上，划龙船是南方早就常见的祀神仪式，与屈原并没有可以确证的关系。把两者联系起来，很可能是文人对历史的杜撰和幻想，为了屈原，也是为了自己。越来越隆重的追祭意味着：如果终究有一种永久的辉煌可以作为回报，作为许诺，那么文明的殉道者是否多一点安全和欣慰？屈原没有看到辉煌，也不是任何一位屈原都能收入辉煌。相反，马桥人对“醒”字的理解和运用，隐藏着另一种视角，隐藏着先人们对强国政治和异质文化的冷眼，隐藏着不同历史定位之间的必然歧义。以“醒”字代用“愚”字和“蠢”字，是罗地人独特历史和思维的一脉化石。
选自《马桥词典》，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韩少功，1953年生，湖南人。当代作家。
武汉话
方方
一
武汉人说的话属于北方方言区，基本吐字跟普通话相差不了多少，只是音调不同而已。远不像上海话广州话福州话等，一开口叽里呱啦的，仿佛不是中国腔调，而用的是另一套语言。
很多的外地人都说武汉话好懂，但武汉话不好听，硬邦邦的，说话跟吵架一样。武汉人自己也觉得自己的话不那么好听。很多的外地人又说武汉话看起来好学，其实是非常不好学的。这话倒也不错。因为那些学武汉话的外地人，自以为把武汉话已学到手并炫耀般地在武汉街头操一口武汉话时，而这个时候的武汉人多半会客气地笑笑，问：您家是从四川来的吧？重庆的还是成都的？
外地人学说武汉话时总是不由自主地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不知是因为中国领导人中说四川话的人多，以至四川话比较普及，还是在外地人耳里武汉话原本就是和四川话一样？但奇怪的是，所有的把武汉话说成四川话的人还会义正词严地坚持对武汉人说：四川话比你们武汉话好听！咄，有些事情真是总也说不清楚。
武汉话在某种程度上可能真不是怎么太好听。比方，它不如上海话那样轻柔如风，也不如广州话流动如水；不如北京话那样字正腔圆，亦不如成都话那样亲切甜美。武汉话说出口，给人感觉很硬朗，有一种木头从面颊上划过的感觉。它的每一个字的音调都有些沉甸甸的，似乎往下掉，掉得让听者害怕被砸了脚背。情人们要用它来传达爱恋之情时，恐怕总难有那种柔情万千之意味。有时想，如果用武汉话来说“我爱你”三个字，一定很滑稽，没准就像听到三块石头落到地上的声音一样。
让操熟了武汉话的人去说普通话，真会给人一种土得掉渣的感觉，要多难听就有多难听。有时在电视节目里听到一些武汉市民面对记者采访，涨红着脸憋一口武汉普通话时，往往听着听着便忍不住失笑出声。武汉人自己对自己所说的普通话也备觉好笑，他们自称自己讲的普通话为“弯管子话”。武汉人学普通话远不及河南、河北人学得像。
当然，这也是因为武汉话虽属北方方言，但武汉到底是在南方。普通话中有许多音是武汉话里所没有的，反之也一样。
比方武汉话像所有南方话一样，没有卷舌音和鼻音，Z、C、S和ZH、CH、SH以及L与N在武汉人的嘴里都是一样。你要他把舌头卷起来说话，他立马就像个大舌头一样，不会说话了。一旦说起普通话来，他不知道哪个字应该卷舌，哪个字不应该卷舌，结果往往是不卷舌的字卷了起来，而该卷舌的字却没有卷，叫北方人听了只觉得好笑。
而武汉话里好些字，像“脚”、“药”、“棵”、“读”、“退”、“去”等等，在普通话里找不到对应的音。而另外的一些，像“鞋”发“孩”音，“吃”发“棋”音，“主”发“举”音，“路”发“漏”音，“饿”发“卧”音，“河”发“活”音之类，比比皆是。一旦说普通话碰到这些字时，武汉人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脑子里就得快速地搜寻字典，以设法弄清在普通话里这些字的读法，如果搜寻不及，无奈用普通话的音吐武汉话的字时，那么这些话连贯地说出来便可让人笑掉大牙。让一个老武汉人用普通话去说“我去吃六颗药”这句话，那可真是要把他难死，而一旦说出来却又会叫北方人笑死。
在武汉，还有一则很有名的笑话。说是一个武汉人的鞋子掉到水里了，他急得大叫：“我的‘孩子’掉到水里去了！我的‘孩子’掉到水里去了！”旁边有个热心人不顾危险跳进水里去救“孩子”。最后捞上来的是一只“鞋子”。这样的结果使得武汉人和热心人都哭笑不得。
武汉话的许多发音都跟南方其他几个省比方湖南江西广西贵州四川很是接近。但有趣的是，公认比武汉话好听的四川话，一旦改口说普通话，则比武汉话更不如。仿佛一个人走路不会拐弯，一碰上拐弯地方他便直通通地撞上去。大部分生活在北方地区的四川人到老也仍然是一口浓重的四川乡音，极不易被其他语言改造。就算是四川大名鼎鼎的刘晓庆，从事的职业得专门说普通话，可只要她一开口，也依然要露出她“狐狸的尾巴”——她从四川带出的口音。但是在外地尤其在北方生活久了的武汉人，却能很快地接受当地语言。他可以基本上让人听不出他的武汉口音，至多是别人听出他是个南方人。
在武汉，有些话是很没规则可言的。比方北方人说这句话：“老王，把那个瓶子给我。”到了武汉人嘴里便变成：“老王，把那个瓶子我。”它把那个最重要的“给”字省了。又比如这一问一答：“你吃饱了吗？我吃饱了。”武汉人却会如此说：“你吃饱了冇？吃饱了我。”活活地将排头的主语“我”放在最后。没有人能说出为什么要这样说，只是都这么讲惯了。想想也是，方言有时真是没什么道理好讲的。
来过武汉的外地人爱说武汉人说话厉害。其实很多时候并非武汉人真正厉害，而是武汉话本身比较硬，发音给人往下直坠的感觉，偏又加上武汉人多半性急，说话节奏快，这一硬加上一快，难免不给外地人以厉害印象。
其实，我相信在外地人认定自己在武汉大受其气时，至少有一半是因为他不了解武汉话的特点而产生的误解。说不定当外地人觉得武汉人是在“凶”他的时候，恰恰是热心快肠的武汉人正在起劲地出主意想要帮他之时。
我在武汉生活了三十多年，一直都认为武汉话既不绵软亦不好听，但十分有趣。只是偶然一次听到武汉人说极地道亦极其悦耳动听的武汉话，一下子改变了我对武汉话的看法。那是在一次会议上，我同著名的汉剧艺术家陈伯华女士同坐一桌。陈伯华是地道的武汉人，说着一口标准的武汉话，从她嘴里娓娓道出的武汉话有如歌吟一样柔曼委婉，优美动人，听得我都傻了。当即意识到原来武汉话也有如此妙不可言的韵味；原来外地人说武汉话不好听，只是因为我们武汉人自己没有说好的缘故；原来武汉人也没有真正了解和吃透自己的语言；原来把武汉话的真味说出来了也是足可以“甲天下”的。
这么一来，武汉话不好听却仍然不在武汉话本身，而在于说话的人。是武汉人的性格导致武汉话的硬度。
二
武汉话应该说是一种富有地方色彩的语言。武汉有些方言土得掉渣，但甚为生动。一个地道的武汉人若用普通话跟人讲述一件事情，他往往只能做到把事情讲清楚，而要他用武汉方言去说，他的语言便立即生动起来。一件并不好笑的事情，能在他的嘴里变得绘声绘色，妙趣横生。这里面除了与他操作语言的熟练程度有关外，还因为武汉话本身就富有幽默感。
武汉人的基本性格是外向型的，而且爽直，比较喜欢说话，甚至可以说还比较多话。偏武汉人还性急，说话一急，往往前言未完，后语便跟上了，故武汉人说话的节奏很快。话多且节奏快，这就极易给人一种喋喋不休之感。
一般来讲，外表显得深沉的武汉人并不多见。这很自然，生活在一群喜欢说话的人中间，潜移默化，不知不觉也就话多了起来。所以在武汉的一些场所，比方商场、菜场之类地方，服务人员扎起堆来说话几乎随处可见。
武汉人将闲聊叫作“聒天”。在方言中，“聒”字在武汉方言里读作“Kua”。“聒”字本身就具有声音杂乱，使人厌烦之意，倒也蛮符合武汉人聚集在一起叽叽呱呱节奏飞快的说话状态。“聊”字则带有悠闲舒缓的意味，用在武汉人身上确也不太合适。
武汉人说话节奏快，常常如同吵架。两人一抬起杠来，很容易便面红耳赤，双方皆吼声如雷：“你服不服周？”“就是不服，死都不得服你这个周！”这是在武汉街头但有争吵便能听到的语言。“服周”之意是指“服气”，“周”字有时也读“zuo”音。我总觉得这个“周”字还应该是一个更为形象的字，但问了几个武汉人，都说是这个“周”，我也就随大流而选用了。武汉人怍然变色，高喊高叫时，由他们嘴里吐出的这个词格外生动。
“铆起”一词是武汉特有。“铆起”之意含“使劲”、“不断”、“连续”的内容。比方武汉人要说某个人吃得太多，便说他“铆起吃”，如说一个人写作不行，武汉人会如是说：“你就是铆起写也写不出个名堂来沙。”“铆”之生动在于，一个人吃东西已经到被“铆”起来的地步，可见这人之能吃；而写文章已被“铆”在那里了也还是不行。“铆”字比之其他如“使劲”、“不停”、“没完”等同类词句显然要更具形象，更走极端些。这个词还可以用在“铆起干活”、“铆起打”、“铆起讲”等上，是武汉常用语词之一。
“夹生”是武汉人一句喜欢挂在口边的骂人话，类似于有些地方中的“二百五”。“夹生”主要针对一些喜欢挑人毛病和办事不好说话的人。凡此时，武汉人往往把嘴一撇，说夹生个么事沙？”或是恨恨地骂道：“那个伙计真是个夹生货！”与“二百五”意思略有不同的是，武汉人有时对那些不管做什么都高不成低不就的人，也喜欢斥为“夹生”。通常的夹生，是指煮饭或其他食物因火候等原因被弄得半生不熟，武汉人将之用在人头上，委实也是形象不过。
“瘫腔”一词，我在外地也从未听人讲过。但武汉人却是极爱说的。“瘫腔”含有“无能”、“没用”、“窝囊”之意。武汉人鄙视一个人遇到困难就逃开，便说他瘫腔得很。”说一个人胆小，便是“一打雷，他就瘫了腔”。我是按照武汉人的读音挑选的“瘫腔”两个字，究竟是不是该用这两个字，我也不太清楚。我只是想一个人遇事连“腔”都“瘫”了的话，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武汉方言很多词语都是颇为生动的，从这个意义上循音找字，这二字大约没错。
与“瘫腔”比较接近的一个词是“烫饭”。下江人一般将剩饭煮成的稀饭叫作“泡饭”，而武汉人则称之为“烫饭”。这种饭比起新煮的饭自然要差得多。故武汉人将那些草包、窝囊废又称为“烫饭”。与“瘫腔”不同的是，“烫饭”是名词。比方说“他这个人，完全是个烫饭”。将煮剩饭来形容人的行与不行，当然是很形象很独特的。只是有时武汉人也将“饭”字去掉，只一个“烫”字，意思与前未变，但却成了形容词。比方说“他这个人呀，烫得很”，意思便是草包得很。这与普通话中的“炙手可热”的意思似乎恰恰相反。
“尖”，武汉话是“小气”的意思。武汉人嘲笑一个人小气，便说：“这个人尖得要死！”或“这个人几尖哟”。“尖”字本意就有一种锐利之感，无论是形容物体还是形容声音。而用在一个人“小气”、“吝啬”的行为状态上，却甚是别致，且富于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