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数次从电视新闻播音员的口中听到过“戈兰高地”的名字，知道它总是和战争、和流血、和仇恨联系在一起，和国际新闻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几个国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和世界的同情、不解、疑虑、惊诧、失望联系在一起，成了我们记忆中熟悉得像身边旧物的一样东西，无论何时随口说出，滑溜得如同一块果冻。
根据叙利亚作家协会的安排，一个冷雨霏霏的上午，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五人分坐两部国宾车，前往戈兰高地参观。季节是在十月中旬，前一天在地中海滨的城市拉塔基亚，阳光红艳艳的好，穿长袍戴头巾的阿拉伯妇女扑通扑通往海水中跳着笑着，悠闲开心得像是天天放假。转头到戈兰高地，天就哭了，阴风冷雨弄出一副萧瑟悲惨的模样，一个劲儿要为我们的出行造出配衬的背景气氛。
我们的这辆车上没有翻译。我大致能说一点简单的英文句子和单词，司机哈尼会说的英文单词比我更少，因此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靠手语沟通。幸亏作家想像力比较丰富，他想表达的意思我们基本上都能明白。他是个面色黎黑的中年汉子，十四个孩子的父亲，最大的儿子二十八岁，最小的女儿一岁零三个月。叙利亚人的面孔都比较接近西方人种，哈尼的皮肤却黑得像炭，嘴唇也厚，使我们一度时间误以为他是非洲移民。结果两天前我们前往一处人类古文字发源地参观的途中，坐在路边茶馆休息的时候，他通过翻译告诉我们说，他是戈兰高地的难民。我不能不说这对我们是一个震惊。记得当时店主正给我们端上一托盘浓香的土耳其咖啡，洁净的小院子笼罩在巨大桑树的绿荫之下，远远面对我的是一条眼神忧伤的狗，芦苇扎成的栅栏边卧有黑白色相间的猫，两只花鸽子咕咕地交颈亲昵，鸽子身后甚至还有一只蹒跚行走的绿色野鸭，茂盛如大树的美人蕉后，店主的长相奇特的弟妹躲在叶片间朝我们好奇张望。如此安详宁静的和平景色，跟我们耳中听到的“戈兰高地”几个字反差之大，仿佛满场优美的舞曲中突然插进来一段哀乐，令人猝不及防，目瞪口呆。我记得我们都惊讶地抬了头，用目光去寻找哈尼的脸。哈尼的头低垂着，脸上有一种奇怪的羞涩，像是为他在不经意间惊扰了我们而自责和抱歉。沉默持续了好久，仓促间我们不知道对他的“难民”身份作何种安慰。后来我们中的一个提了一个问题，他问哈尼说，你还想回到你的故乡吗？如果可以，你愿意不愿意回去？哈尼抬起漆黑的手在脸上搓了一把，孩子般灿然一笑，说了一句令我们永世都不能忘记的话。哈尼说：“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只要听到回家的消息，我连穿鞋子的时间都不会等，赤了脚，提着鞋，奔回老家去。”当北大的仲跻昆教授翻译出哈尼的这句话后，座中人的眼睛都微微地有了一点湿润。高洪波忽然想起似地说，七十年前，我们国家“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那些流亡各地的东北的难民们，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吧？
话说远了，还是回到我们的戈兰高地之行上来。中东的天气很有些阴晴不定，在走近高地之前的一小段时间，雨停了一会儿，风却依然冷冽，把路边小镇上的可口可乐广告牌吹得唰唰地响。偶尔朝远处不经意地一瞥，却看到了平生看到的极为瑰丽奇美的景色：近地平线的那一片天空碧蓝如海，红色的山脉逶迤蜿蜒，和缓的山头上竟然有雪！印象中在这种季节积雪的山顶，应该是海拔极高的地球之巅，然而我们看到的山脉的确不高，而且山的红色像涂抹上去的胭脂，衬着蓝的天，紫的和橙的云，云隙中漫射出来的舞台灯光一样的斜阳，那晶莹的白雪便越发璀灿夺目，似真似幻。雪山之下，一直延续到我们行进的公路，视野中空旷无人，有一点像我们大西北的戈壁，又比戈壁多了些滋润，不知道这空旷是因为叙利亚人口太少住不过来，还是临近战乱之地而无人肯住？抑或是政府有计划地将人口从这里撤离？
天空的笑靥转瞬即逝，阴云重新密布。忽然看见了一辆白色的标有“UN”标志的车辆从对面驶来，唰地掠过，我不由自主发出一声惊叫。同车的人也很激动，李贯通慌忙掏出他的数码摄像机准备摄影。这是无数次在电视新闻中看到的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车辆啊，莫非我们真的已经走进战争状态之中？渐渐的，白色车辆越来越多，旁若无人地呼啸来去，时而还有敞蓬的装甲车，车上穿迷彩服的士兵胳膊搭着机枪座，站成很潇洒的姿势，冲我们笑嘻嘻的挥手。我猜不出他们是哪个国家的士兵，从他们的脸上看不出丝毫战争的意味，倒像是搭乘装甲车去野餐或者郊游。在一座同样标有“UN”字样的哨所前，忽然窜出来一辆装甲摩托，车手是戴头盔穿皮衣的全副武装的中年士兵，他一言不发地赶过我们这两辆国宾车，此后一直行驶在前方不远处，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我不知道他是有关方面派出来带路的，还是警卫的，还是监视的，总之他在此后的全过程中始终与我们若即若离，与我们的教授翻译、与叙利亚作协陪同都没有作过一句交谈。
就这样，我们在心照不宣的、稍稍有些暖昧的状态下，被装甲摩托车带进了戈兰高地维和部队管辖区。
奇怪的是管辖区内反而有了人烟，路边三三两两见到了零星搭建的水泥房屋，屋前有妇女孩子，有狗，有晾晒的衣物和开花的草木，稍远处是长势不大好的庄稼，低矮的葡萄地，一片一片呈灰绿色调的橄榄树。所有的植物都长得非常分散，东一块西一块不成气侯，显出一种仓促、随意、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惶然。我真是佩服这些住户的大胆，在如此荒凉的地区，在“UN”军车来来回回卷起的尘埃里，若不是对于家乡和故土的留恋，他们有必要在这里寂寞地活着吗？
稀里糊涂被带进一个略显陈旧的院子，停车上楼，迎过来一群表情严肃的人，为首的大个子跟我们一一握手，才知道这是戈兰高地所属省份的副省长。如此说来，这个陈旧的小院子也该是省府所在地了？省府居然也能够孤零零地设置在接近前沿的荒凉之地？倒也是需要精神和勇气的。我没有听清楚该省的省名是什么，在阿拉伯的世界里，面对着茫然不识的绵延字母，常常觉得沟通是一件难事。被对方的严肃神情感染，我们一言不发脚步匆匆地随着上楼，走进宽大而阴冷的会见室，再绷紧了面孔分宾主入座。气氛之沉重，凝重，使我感觉很不习惯，好像我们不是民间的作家访问团，而成了代表国家或者军方的军事观察团。
侍者给我们送上姜汁味的咖啡。跟往常一样，迎客的咖啡只用一个酒盅大的公用杯子，从女士开始，侍者倒上半杯咖啡，客人接过去一口喝干，杯子在手里晃一晃，还回侍者手中，对方接着再倒半杯，给下一个客人。最后轮到主人。一只杯子不洗不涮能沾过十多个人的嘴巴。我摇手表示不喝，并且做出嫌咖啡太苦的表情。侍者惊诧地看我一下，转而表示理解——女士们总是怕苦的。他把咖啡杯递给我旁边的陈喜儒。老陈不能不喝，否则太不礼貌，尽管他对公用的杯子同样心怀畏惧。在咖啡的辗转传递过程中，副省长抓紧时间介绍戈兰高地的情况。他开篇就说：“这是一个受伤的地区，又是一个坚强的地区。我有必要把真实的情况报告给你们，有时候话语比炸弹更有力量，因为它代表着真理。”
我以为副省长是一个介绍情况的专家，在此前和此后的时间里，他肯定已经无数次地向前来参观访问的人描述了阿以之间在高地的战争，还将要无数次地重复描述。这是他的特长，也是他的责任。他借助仲跻昆教授的翻译滔滔不绝说了一个小时。看得出教授翻得很累，因为副省长说得太滑溜，完全不需要思考，肯定还带着一些地方口音，认真的教授时不时要打断他请他重复。屋子里太冷，我有一点哆嗦，手懒得从提包里掏本子作记录，现在回想起来，副省长谈话的前一部分是谴责犹太复国主义、赞颂阿拉伯人的和平主张的，他甚至把阿以之间的争端升华到哲学的高度来加以说明。然后他谈到了一连串的数字：1948年犹太人从这里把巴勒斯坦人赶出去，1967年进一步把二百多个村庄夷为平地。1974年阿萨德总统率军解放一千九百平方公里的戈兰高地，以色列人被迫撤出三分之二面积，撤退时用火焰喷射器炸毁了全部建筑。至今戈兰高地还有三分之一在对方手中。五十万戈兰高地的居民，如今住在解放区的有八万人，两万五千人仍在被占领区生活，其余的都成了难民，背井离乡，无时无刻不在盼望回家（其中应该包括我们的司机哈尼）。我完全能够理解副省长说话的立场和方式，他那么急迫地向我们倾倒他的仇恨和愤怒，当然是希望借助我们的口和手更大范围地赢得同情，他是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他的做法一点没错。
一个小时的谈话结束，接下来的项目才是正题：参观戈兰高地。这里所说的“戈兰高地”是特指的，是指1974年以色列人从这里撤退时用炮火摧毁的一片土地，广义的戈兰高地的一个部份。副省长接下去有会议参加，不能够陪同我们，彼此在院子里握手告别。他对团长和翻译还说了些什么，因为隔得远，我没有听见。其时雨又开始丝丝缕缕地飘了起来，院子里湿滑一片，哈尼在汽车旁等着为我们开门关门，他的头发上有一层密密的发白的水珠。他那双孩子一样明澈的眼睛无比热切地看着我们，又带了一种急于表达而不能的遗憾和怅然。其实我懂得他的意思，他感谢我们来参观他的伤痕遍体的故乡，愿意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对戈兰高地进行了什么样的摧残。我相信每一个阿拉伯人都有着跟他相同的愿望。我还相信如果我们此时站在戈兰高地的另外一边，那三分之一的一边，以色列人也同样会有很多的话要说。
依旧是装甲摩托轰鸣着在前，两辆国宾车鱼贯在后。顺道路往右边稍稍一拐，眼前的场景立刻让我骤然气短：大片大片的战争废墟无声而又真切地呈现在路边，贴近得从车窗中伸手就可以触摸到那些水泥残块。所有的房子都倒塌得十分奇怪，好像运用了定向爆破的技术，从上往下垂直垮坍的，水泥板的房顶塌到跟我们的轿车车窗差不多平齐的高度，错开参差的裂缝，活像一大块巧克力被外力重重压碎，而后便被人抛在了碎砖石上，从此再没有品尝它的兴趣。废墟间杂草丛生，草稀的地方偶尔能看见烧焦的树干，生命早已死亡，躯体在很多年后乌黑依旧，等待着再过更多年成为化石。也有一些生命力极其顽强的，从砖石和水泥屋顶的裂缝间硬是挤出一个空间，把它们的细枝嫩叶伸展到阴湿的空气中，簌簌地打着抖。交战这么多年过去，小树应该长大成材了，可是眼前的生命显得如此羸弱和哀怜，大概是它们的身躯在废墟间被挤得太紧，因而成了一群永不能长大的婴孩吧。
最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一座废弃医院的一堵墙，墙上的弹孔层层密布，一个叠着一个，斑斑驳驳，如同一个重症天花病人痊愈之后的脸，看一眼都叫人头皮发麻。医院本应是救死扶伤的地方，当年它何以招致了如此刻骨的仇恨，要把几千发几万发的子弹在顷刻间射到它的身上？想像一下就可以知道，这么多的子弹不是为取人性命的，这其实是一种发泄，一种昭示，一种宣言。民族之间只有杀红了眼睛，杀得没有理智神经崩溃，才会这样不要命地对着墙壁疯狂扫射。多么可怕的一幕！
因为下雨，也因为废墟延伸的范围太大，我们是坐在汽车中缓缓穿过这片战争伤口的，这使得我有一种恍若梦中的虚幻，好像死寂的戈兰高地是好莱坞电影中费巨资搭建出来的布景，摄影机的镜头从这里缓慢地摇过，它让我无比真实无比贴近地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和恐怖。它把每一块碎石每一颗弹孔都放大到了极致，青苔和火药留下的焦痕斑驳交错，水泥板的断口在很多年酷阳暴晒和雨水冲刷下变得稍稍有点光滑，是一种说不出来的颓丧和疲惫，诉说得太多因而不想再说什么的淡然。我开始感觉到透不过气来，胸口堵着一大团污糟糟的东西，心脏也在冷雨阴霾中碎成了一片抹布。活到四十多岁，战争只是电影和电视中出现的画面，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竟然会身临其境，我在身临其境的时候又会有这样的悲伤。其实我身临的还是战争的过去时，想像当年的这里是如何炮火冲天，枪弹横飞，血肉四溅，哭声哀绝，我就觉得自己的手指已经触摸到了那一片悲苦，我不能不诅咒战争和人类灵魂中的黑暗。
临别的时候，为了留一个永久的纪念，我们走下汽车，在废墟和荒草中彼此拍照。除了我们轻微的交谈声，四周是一片压迫耳膜的无边静谧，连细雨飘落下来都是无声无息的。我大着胆子朝岔道的纵深处走了一段路，忽然看见了拦在路边的漫长得没有尽头的铁丝网。伫立细想，铁网的那边应该是以色列了吧？隔网看过去却是同样荒芜的土地。越过这片土地，那边的人民又在怎样生活呢？真的很想走过去看一看，从另外的视角和心灵看一看这场延续得太久的战争。
再回到汽车旁，我蓦然惊住：司机哈尼的双手捂在眼睛上，指缝间已经渗出泪水一片！不知道我们拍照的时间里他独自想了些什么？炸毁的房屋中有他童年的家吗？死难者的名单中有他亲爱的人吗？泥泞的土地上有他赤脚嬉戏的印痕吗？他的难过，他的忧伤，他的悲愤和仇恨，是我们这些来自陌生国度里的人能够感受到的吗？
那一刻，不仅仅天在哭，哈尼在哭，整整一个世界都在为他们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