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中学时代有个很要好的同学，我们彼此失去联系二十年后又开始通电话和见面。同学容颜渐老，却活泼依旧，不停地笑，不停地说这说那。有一次，她坐在我家的淡粉色松软沙发上，说着说着忽然停下来，想一想之后，委婉地告诉我：我变了，我看上去怎么会这么寡言并且平淡，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
仔细反省之后，我承认我现在的性格的确落落寡合。将近二十年专业作家的生活，使我置身于都市中的深山，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人。很多的日子里，如果我不下楼取报纸，我的防盗门一天都不会打开；如果一天中没有人给我电话，我会从早到晚不发一声。我的陪伴者们是窗外高高低低的楼市，和书桌上一台漂亮的手提电脑。最大的乐趣是望呆、想像和编撰。毫无疑问，在想像的世界中，嘴巴的功能完全多余。人们说话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愿，我的表达对象是电脑和纸，渠道不跟大家相同，导致我如今落寞讷言的结果，应该是可想而知。
惯性使然，如今我是越来越严重地把自己封闭起来了。我远离喧闹；逃避开会；惧怕跟陌生人交往；见到记者本能地要躲；不是万不得已，不踏进电视台演播室的大门；能在电话中解决的事情，决不出门一步；别人给我电话，超过十句，我开始厌烦，超过二十句，我就要心跳出汗……熟悉我的人已经习惯并且原谅了我的怪僻，认为我本质上还是个善良热情的好同志。初次交往的人却难免对我心生不满，认为我冷傲，不随和，不好接近。有意无意之中，因为我的寡言，恐怕我得罪了不少朋友尤其是记者们。这里我要声明的是，多年之前我不是这样子的，那时候我总是笑容灿烂，活泼甚至幼稚，生活中一颗小小的糖块都能够让我从嘴里甜到心里。说来说去，写作不是个善活儿，它非但霸占了我的生命，甚至改变了我的个性。
仍然回到“说话”的问题上来。我在我们单位是著名的开会不肯发言的人。我参加省政协会议整整十年，会上的发言加起来不到十句，想想也觉得惭愧。（不包括写“提案”——笔头上的事情我不畏惧）大多数的会议对我来说形同虚设，因为我人虽然规规矩矩坐着，脑子里已经神游八极，想到了不知什么地方，对面的领导和身边的同志在我眼前影影绰绰，云里雾里一般，感觉像遥远的电影镜头。所以，通知我参加会议，常常是对会议室空间资源的浪费。
也有一些会议，说的是我感兴趣的话题，此时，倏忽之间我的脑子里会有无数念头闪过，我会在于无声处涌出一连串的话语，构思出一通很完整的发言，自己说给自己听。说到激动的时候我会兴奋，有趣的时候我也会在心里对自己轻笑。但是，如果这时候领导恰巧点了名字要我发言，我的满腔话语会像皮球漏气一样，跑得无影无踪，吭哧吭哧也憋不出几句像样的句子，让大家都很失望。
还有很多时候，出于写作者的思维惯势，我喜欢从事情的另一面去想问题。比如说，大家在会上一致赞扬那个雪夜跪求老人不要轻生的民警时，我心里却闪过一个荒唐的念头：那个从屋顶回到地面的老人，她实际上已经用行动出尽了家人的洋相，重新和家人面对面生活的时候，彼此之间会是何等尴尬？眼神和心灵之间又是何等的遥远而微妙？还有那个被指责抄袭的北大年轻教授，众口一词地对他谴责一通固然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我想到的却是：这样一位知名的、有前途的学者，当他用哆嗦的手指打开别人的书页时，他的生命实际上正在穿越一段黑暗的隧道，他的灵魂也在经受别人不可能想像的煎熬，悲哀一定大过欢乐，无奈一定胜过得意，这该是怎样灰暗的人生境况！当然这样的想法不能说，会议的主持人不会喜欢，所以我闭住嘴不作发言。
我的寡言不仅仅针对开会和交游，家居生活中同样如此。女儿回家的日子，大部分时间我们各自关着房门，我看书写作，她上网、听音乐、作画。如果碰上先生也回家休假，他就比较地寂寞难奈，因为他是我们家里话语最多的人。实在憋闷得慌，他会出门找他的朋友，一聊三四个小时，过足话瘾再打道回府。其实我倒认为女儿和先生应该感谢我，身边有一个不爱唠叨的母亲和妻子是多么难得。如果要说对不起，那我要对我的母亲和婆母说，老太太们都爱聊家长里短，碰上我这样闷头闷脑的女儿和媳妇，也只能是她们的不幸。
但是，别忘了人类生活中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存在，那就是魔幻和梦境的世界。我常常在梦中写作和发言。梦中的小说精致而完整，情节匪夷所思，语言精彩绝伦，醒来之后心里会兴奋得怦怦直跳，惊叹自己会有这样了不起的结构才能。只是每每等我穿衣起床，洗漱之后再拿起笔来，整篇小说已经不翼而飞，或者只留下一张复印时间太久的纸张，字迹模糊得死活看不清楚。这时我就无端瞎想：要是我的脑子里装有一台微型刻录机，即时录下梦中的小说，挣稿费会是多么容易！与此类似，我在梦中的发言总是滔滔不绝，汪洋恣意，每次讲话都是一场绝妙演讲，精彩得令我自己叹服。
只有在梦中，我才改变了我的个性，把我的平淡人生演绎到极致。
我大概永远只能在梦中发言。